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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 > 第117期 正視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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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平何在?──從反高學費運動談起
反高學費行動聯盟訴求「課征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教育」,不接受「以負債作為人生起跑點」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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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依伶 (反高學費行動聯盟成員,成大台文系博士生)

 

  
2009年12月,一個深秋夜,我邀請同學跟學弟妹來學校看吳星螢拍攝的「反高學費」紀錄片《粉墨登場》,片子雖以社會運動為題,但其實有濃厚的家庭錄影帶成分,不無自娛娛人的意味。原本以為放映後的導演座談氣氛也該是輕鬆,一位大二學妹卻說,當自己不負眾望、終於十分爭氣地考上了公立大學時,還以為可以享有一些自己父母稅收所「供養」的福利,哪知道,就連公立大學的學費都不斷調漲;高學費的問題,竟然十幾年來都沒有獲得解決。說著說著,學妹不禁掉下眼淚。
 
早在90年代初就隨著台灣學運的加溫而開始抗議台灣的高學費政策,不管是哪個政黨掌握了執政權力,不管是哪位大人物坐上教育部部長的位置,這個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卻早已深遠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學生。 

※麥克風的故事:學費應反映教育品質?

台灣的大學學費究竟為何需要每年不斷調整?不管哪一任的當政者、大學行政官僚部門從來都沒有把整個學費政策說清楚,通常我們一般民眾只能在媒體上接收到今年學費是否調漲的訊息,而官方與校方對於調整學費的說法,不外乎都是因應物價調漲、以及反應學校辦學績效等。然而,這套說法的背後隱然是商品市場的邏輯,甚至認為目前學費跟大學所提供的教育品質具有「不等價」的關係,因此誤認台灣是「低學費」的國家,以今年二月初教育部部長吳清基的說法為例,99學年度學費雖不打算調整,但吳部長認為:「教育部也會持續檢討學雜費合理機制,讓它能夠反映教育品質的改善以及教育成本的支付,也提供高等教育有比較好的競爭力的空間」(中廣,2010/2/2)。言下之意,台灣目前的學費低廉,無法反映所供給的教育品質,在商品市場上是不等價的,一旦只有漲學費,才算是反映了教育品質,台灣的大學因而才有競爭力。

可是,什麼是教育品質?什麼又是競爭力?幾年前一次在政大公企中心舉辦的學雜費政策座談會,幾乎成為各公私立大學高層官僚的互吐苦水大會,台灣大學的校方代表說了一個台灣大學與中國大學的競爭力故事,這位行政高層說他到中國的大學參訪時,發現中國幾個大學的講臺麥克風都是無線麥克風,當他回到台灣,看到企圖擠進世界百大的台大,教室裡卻大都使用有線麥克風時,令他感到十分難堪。原來,教育的品質並不意味的提供給學生更有可能的未來,而是在於學校的門面,在這種心理下所生產的高學費高教育品質論,卻讓台灣無數的學生與家長,都得在開學時面臨著阮囊羞澀的窘境。 

※學費的真相:勞動力訓練的費用 

如果對於學校與教育部來說,學費是等價交換的營利收入,是文憑的對價;然而,學費對於一般薪水階級來說,學費到底是什麼?

除非家中有開採不盡的金山銀山,否則畢業都必須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而任何人在上班之前,都必須是已習得一技之長,因此學費的根本性質,便是作為勞動力訓練的費用;換句話說,工資所得必須支付得起學費才行。

從「勞動力訓練費用」的角度說來,不管是高學費還是低學費,都必須以受雇者能否負擔為標準,以官方正式統計,96學年度高中職以上辦理助學貸款的人數是75萬9千多人次;而隨著近幾年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光是保守預估98學年度(2009下半年~2010年上半年)申請貸款人數便會超過80萬人次,這還不包含信用貸款或信用卡分期付款等其他繳納方式。當「借錢唸書」成為常態,台灣仍是官方及校方宣稱的「低學費」國家嗎?

進一步問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教育難道只是個人的投資?優質的勞動力最終由誰獲利?誠然接受教育對於個人有所啟發,但勞動力的培養最終還是服務於企業,尤其台灣過去曾是重要的「世界工廠」,到了今天,大型高科技產業也一再地以產品的「良率」勝出,台灣的經濟成就絕非只是少數企業主天縱英明所致,台灣的整體經濟基礎受惠於優質且「便宜」的勞動力。

2010年2月台灣《商業周刊》報導了台灣薪水負成長現象,實質薪資十年來不增反減3%,影響所及,近八成受雇者薪資縮水。可是薪水階級同時是最主要的繳稅者,根據最新官方統計,2008年政府稅收中,個人綜所稅占總比例的73.31%。台灣的薪水階級的稅負已經如此沉重,高昂的教育費用則是一條牛剝兩層皮:一方面是由學費支付;另一方面,是全部受薪階級透過繳納所得稅的形式,通過國家預算支付給各級教育單位、學校。

※「企業紅利稅」與資本利得稅 

早在1998年,反高學費行動聯盟就開始訴求「課征企業紅利稅,專款專用於教育」。這不僅是讓「使用者付費」這個邏輯有了正本清源的機會,因勞動力最終的使用者是企業;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台灣的企業在許多時候,都是位居「白吃午餐」的角色,尤其是透過國家的獎勵制度,節省了許多大部分的賦稅。1991年,台灣開始實行的獎勵高科技產業「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導致十年來,國家稅收損失8千5百億元,以《商業周刊》估計,如果以個人綜所稅來換算,等於減免了2.2年的個人所得稅稅收。即使促產條例在2009年底落日,但高科技產業真正開始盡納稅義務卻還要到4年之後。也就是說,當台灣受雇者負擔了七成三的國家稅收時,像台積電、聯電等高科技產業,卻享有十幾年的特權,對其社會責任減之再減。

台灣究竟是不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不只「促產條例」一項,2009年1月立法院火速地大大降低了「遺贈稅」;反觀英美等國都實施的「資本利得稅」,甚至英國可能在6月大選時提高資本利得稅稅率,但台灣政府卻反應遲鈍地還在研擬、考慮中。以此,台灣官方卻還是「恐嚇」民眾,低學費甚至是免學費的國家是所謂課征高額所得稅的國家才能實施,完全無視於台灣薪水階級已是主力擔負國家稅收的事實。 

※就學貸款:預支未來,以負債作為人生起點 

從學費作為勞動力訓練費用的性質來看,教育根本不是社會福利的一環,不應由全民繼續買單。因此長期被社會福利的假象所矇蔽的「就學貸款」,就更為可議。教育部屢屢在面臨抗議之際,動輒便以放寬就學貸款條件來救火,近年更開放低收入戶學生貸款生活費,看似體恤民情,卻是大開通往地獄的道路:教育部無能約束公私立大學調漲學費,卻編列高額預算來支付就學貸款的利息,96學年度教育部便付了41億6千萬的利息,一旦本金節節調漲,利息支出自然也失控,還「圖利」了無辜的第三者──辦理就學貸款業務的特定三家銀行(台北富邦、高雄銀行、台灣銀行)。

只要辦理過就學貸款的家長與學生便會知道,因「就學貸款」與銀行往來的過程,都會被列入未來徵信的記錄,非旦如此,單一家庭當中,只要有任何兄姐無力償還就學貸款,也會連帶累及弟妹的貸款權益;同時,一旦學生無法償還,教育部(即納稅稅金)以及學校都必須連帶承擔還款責任,就學貸款並非是社會福利,反而透過調漲學費為手段,「鼓勵」學生與家長向銀行借錢的一種金融商品。如果我們都已被「人生不要輸在起跑點」這種套語轟炸到耳朵長繭,為何我們還得接受教育部竟把台灣年輕人帶往預支未來,以負債作為人生起跑點的政策?

台灣的貧富差距,並非存在於薪資高所得跟薪資低所得之間的距離,換句話說,並非是受雇者階級的內部差距,不是統計學上收入五等分的前20%以及最後20%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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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平何在?──從反高學費運動談起 (第 117 期)

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117 期 正視貧富差距 (33-36頁)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117期  2010年  4月 正視貧富差距 117
本期主題:正視貧富差距
發行日期:201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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