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錄小傳
79期2003年12月
◎夏文學撰
在台灣主體性越來越受重視且成為主流的今天，無疑的王受錄醫師的聲名與事蹟，早已載入史冊，在幽微困頓的台灣歷史中，奠定了他應有的位置。不過從教會的立場來看，王受祿醫師仍未能衝破以往一般以擔任重要聖職，或對教會卓有功績或建樹的傳統眼光，以致除了台南地區的教會人士之外，教界較少人提及與紀念。
而這位年輕時代就英名遠播的民主先行者，在坊間的台灣名人傳記卻是這樣的被尊崇與歌頌著：
• 他是台灣第一位獲得德國醫學博士的外科名醫。
• 二十歲時，他就以總成績第一名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
• 他以精湛的醫術，打破日據時期，日本人不讓本省同胞在醫院主刀的歧視受殖民者的惡劣陳規。
• 他參與創立「台灣文化協會」。
• 他加入日據時期台灣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並膺任中央委員兼台南支部主幹（負責人）。
• 他曾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第 10 次請願團南部代表身分赴日本請願。
不過上述所發生於1920年代的事蹟，對這一代的年輕人來講，都可算是年代久遠之往事。然而這位日據時期的台灣年輕人的菁英典型，實際上是在1977年，距今20多年前，他於高齡85歲時才蒙主恩召的。
這樣的陳述，讓我們引發兩種有趣的感受，就是上述所列舉的事蹟，都是發生在他37歲以前的事，而難道之後那悠長的50年，這位當年的台灣秀才是否都銷聲匿跡了呢？其中的轉折又如何？也許從這裡出發，讓我們來耙梳這位日據時期台灣青年典範的點滴事蹟，作為今日基督徒青年的借鏡與參考吧！
◆家學淵源•少年英雄
王受祿醫師是台南市人，生於1893年1月17日，剛好是滿清割讓台灣給日本的前夕，處於時代劇變成長的他，就像那一代的青年一般，毫無選擇的蹤身於個人前程與民族大愛的抉擇之中，幸運的是，王受祿醫師頗能兩者得兼。
這應與他的身世與環境有關，由於他的父親王鍾山是漢學家，曾受聘為日政府公學校的漢文老師，王受祿在此家學淵源下，不止漢文根柢早具基礎；更重要的是其民族感情與意識，更是耳濡目染，在幼年即已具備。加上台南府城是當年台灣的首府，人文薈萃，更養成他青年時期以文化抗日的氣魄與胸襟。
日據時期由於日本殖民政府限制台灣青年在法、政方面的學習與發展，因此學醫救人成了當時資賦最優異的年輕人的首要選擇（直至今日，這樣的觀念還一直深植於台灣人心中）。王受祿在小學畢業後，即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即今日台大醫學院的前身），這是當時台灣首屈一指的台籍醫師養成機構（學制屬於一貫制）。能成為該校的學生都可謂天之驕子、「台灣秀才」。
由於學制及提早入學的關係，王受祿在1912年20歲時即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第11屆），並返鄉擔任台南醫院醫官補。在官立醫院五年期間他以精湛的醫術，打破日據時期，日本人不讓本省同胞在醫院主刀的歧視受殖民者的惡劣陳規。而在1917年他25歲時乃和友人黃國棟在台南開設回生醫院。
◆衝決網羅•文化抗日
王受祿在醫療事業初步穩定後，1921年他29歲時，恰逢「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成立，這位熱血青年，即在他最為青春、精力旺盛的二、三十歲時代，秉承著愛台灣的精神，以及良醫醫人也醫國的傳統，加入了當時最具行動力，也是菁英薈萃的「文協」，並成為中堅幹部及台南地區的首要領導者。
「文協」的活躍期雖然僅只六、七年的時間，就因左翼青年的奪權而分裂。但在這期間，這群台灣的菁英卻以種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在日人據台進入穩定統治的階段時；揚棄了日人統治初期，台灣人以血淚反抗的武裝對抗模式，開啟了新階段的文化啟蒙台灣的新風格。
王受祿在「文協」最活躍的時期，還特別排除萬難，於1924年他32歲時，負笈前往當時醫學教育最負盛名的德國魯茲大學（Albert Ludwigs）深造。而僅只一年的時間，就取得魯茲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得到德國博士學位的台灣人，當時的《台灣民報》還加以特別報導一番。
王受祿在回台後，仍非常熱心於「文協」活動，經常參與演講，並且傳授許多從外國帶回的新知給民眾，演講題目如：「歐洲漫遊感想談」，「外國事情」等。同時熱衷社會改革的他，也常發表「台灣社會問題改造論」，「台灣人之自覺」等話題的演講。他在一次「文協」舉辦的「夏季學校」演講會中，鏗鏘有聲的呼籲台灣百姓說：「我們需要把『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念頭置在腦裡才好」，這樣的主張，即使在在今日的台灣仍充滿震撼力。
後來在文化協會分裂後，民眾黨於1927年成立，他隨即入黨並任中央委員，後來還擔任台南支部的負責人。這個階段他與一群社會中堅在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下直接投入政治活動，並支援勞工、農民等抗爭運動，以及積極關懷弱勢者的行動。後來還曾受委派以請願委員的身份，前往東京遞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而他自己經營的醫院更率先提倡對勞工看診治病減價。在當時的種種開創性的社會、政治運動中，總是有他參與的身影。
◆喪子大慟•歸信基督
不過，就在他邁入人生最顛峰的階段，整個社會、政治改造志業尚大有可為時，卻在他的生命中發生了莫大的轉折。原因是他的長子在1929年夏天突然因為急病遽逝，讓身為頂尖醫師的他卻束手無策。受此精神打擊，王受祿遂轉而潛心於聖經真理的探索，尋求心靈的慰藉，並進而得屬靈亮光歸信基督。隔年（1930年）在他37歲時，「台南公會堂」（今台南舊社教館）於2月11、12日兩天，一方面舉辦基督徒林茂生先生榮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的歡迎會；另一方面王受祿也在此一盛大的場合，以〈我的信仰體驗談〉為題，公開發表他的歸信基督的信仰歷程。
固然長子遽逝是他淡出社運與政治的轉折點，不過從史料中我們也可隱約探出當時他對整個大環境的失望（如民眾黨被解散、領導者蔣渭水病逝，以及對一些新組織的成員與運作方式無法認同等）。因此，他採取急流勇退不再站在社運浪頭的前端；不過此時在宗教與慈善方面，他的行動力與熱情卻依然不減。他與當時府城的另兩位基督徒社運領導人蔡培火與韓石泉等人，積極籌設「新生堂財團」，並訂立約章，立志籌設基金來推動「經營醫院、宣傳福音、普及教育以及支援政治、社會運動」，其運作方式類似今日的公益性基金會之性質。可惜後來此一構想因人事變遷，以及籌款不易，而不得不終止。
◆籌設教會•領人歸主
王受祿歸信基督後，初期並未立即與長老教會結合，而是他先在自己家中成立「聖書研究會」，並廣召家人、親戚及好友參加，並已有教會的制度與規模，因為其中並曾舉行洗禮、聖餐的儀式。今台南中會已退休的黃玉英牧師，是王受祿的外甥女，她當初就是在「聖書研究會」接受洗禮入教的。因此顯然他在信仰方面的態度，也是充滿反傳統與別具創意的，他的一位媳婦如此回憶說：「後來，他自己做禮拜堂，自己傳道。」；黃玉英牧師也回憶說：「日本牧師經常來醫院找我大姨丈辯論，我大姨丈的人很烈，若辯到生氣時，就說出去，把他們趕出去。」
不過後來也許是醫療工作及雜務纏身，他的「聖書研究會」沒有再繼續，轉而與當時在台南佈教的聖教會同工及推動福音事工。他更奉獻自宅的土地作為建堂的用途。今日台南聖教會在公園路的舊址，就是他所奉獻的土地。從台南聖教會的文獻中王受祿亦曾名列該教會歷屆執事的名單之中。
經歷信仰的摸索與成長期後，壯年後的王受祿醫師或因醫務繁忙及家庭因素，對於教會事工也逐漸採取站在第二線作支援者的角色，並因韓石泉等好友的關係，加入了鄰近的太平境教會聚會。1960年新樓診所重新成立醫療團時，他被推為首任主席，直至他別世時，也都一直擔任名譽主席的角色。
晚年時，恰逢台南中會為慶祝設教50週年，乃於台南市東區的新社區設立富強教會，又恰好王受祿之公子王忠信牧師受差派擔任首任駐會傳道與牧師。於是在1977年，王受祿與家族成員將位於今日富強教會位於東門路三段現址，約240坪的土地奉獻作為建堂用途，同時新建的聖殿大半的建築經費也都由其家族支付。
在有子繼承衣缽擔任醫師，又以及獻身做傳道人，滿足其畢生愛人助人，領人歸主的人生心願下。這位一生充滿傳奇，以愛土地愛人民的醫師，終於走完人生的腳步，在這一年的9月9日蒙主恩召，走入了台灣人的歷史，也在教會史中留下了讓人紀念的一頁。
0120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八日，由韓石泉、王受祿結合安平與台南的青年在南座（戲院）公演文化劇三天，戲目是：戀愛之勝利、非自由之自由、薄命之花、憨老大。並由新竹新光社在場指導。（圖片提供/莊永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