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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 > 第168期 TKC七十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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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在儒家文化圈與西方神學世界思考立身之道 ——張德麟教授專訪
訪談過程,不難發現張德麟教授秉持敢言、利他的精神關心需要幫助的人。
關鍵字:
作者/楊雅儒 (台大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前言

認識張德麟教授緣起於康來新教授介紹,當時他在台灣神學院生動地為我們紹文史,至今難忘。由於好奇張教授如何跨足神學研討、傳道、《聖經》翻譯、台語文及思想講學等多方位發展,遂於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於天母進行訪談,過程中再度為其滿腔熱情、真誠謙虛的態度感動!
 
與台灣宣道社一起成長

生於一九五〇年的張教授,出身基督教家庭,無論從父系或母系這邊來看,他都屬於第三代基督徒,從小上主日學。因生於嘉義,故參加「北榮教會」,當時有位洪真珠長老(女性),他們家戰後創立「台灣宣道社」,該社從一九五四年開至一九七三年,幾乎與張教授的成長年代重疊,台灣宣道社以教會羅馬字發行兩份刊物,印教會羅馬字寫成的小說、散文、論述,故而張教授自幼即與教會羅馬字「交朋友」,這也促成日後他到中山醫學大學任教時,能夠開設教會羅馬字課程。
 
而目前他也正進行教會羅馬字歷史的書寫,他表示:「整個閩南語的羅馬字系統其實從大航海時代開始,閩南語很多音其實沒有漢字,所以就造漢字。」而在語言的傳播使用上,他強調:「我們怎麼可能不混血,台灣站在航路上,什麼人都會上來,怎麼可能不混血?現在閩南語和台語就差很多,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台語裡含有日語,閩南語沒有。例如:你喊歐吉桑、歐巴桑,閩南人就不會這樣講啊!」抱持對語言的開放吸收,張教授為了認識神學,自然也學了希臘語、希伯來語。
 
為了《聖經》翻譯而筆戰

談到翻譯,張教授正致力於將《聖經》翻譯成台語,他認為其中多所考量的難點在於,首先會碰到希伯來文語言表現、文化背景的問題,若轉成二十一世紀的台語,得先了解那個情況,再用現在的情境去講;第二,那台語要怎麼表達呢?
 
 思索著任務的同時亦可見其五味雜陳的表情,原來是回憶起駱維仁先生對他的啟發:「駱老師很謙虛,他開放自由,對任何一個他的學生都非常好,我希望我能像他。他是華人第一位在聯合聖經公會(U.B.S)擔任翻譯顧問的人,學術地位相當高,可是他在學生面前總是很謙虛,很敬重他每一個學生,他認為每個人都相當有可能成為超越他的人。」由於駱先生的翻譯著重語境,期望翻譯後的語言文字讓讀者更能理解其意,而未全然按照原文每一個單字翻譯,但也因而蒙受強烈批評。張教授曾撰寫〈駱博士與新使者雜誌〉(收錄於《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為駱先生辯護。為了讓我明白,他舉一個故事:
 
亞伯拉罕和他的太太到另一個國家。亞伯拉罕擔心另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對他們不利,就說:「她是我妹妹。」而這個王看他太太,心想:這麼漂亮!就把她納為妾。亞伯拉罕為了安全,什麼都沒講。可是有一天這個王看到他們有一些很親密的動作,希伯來文說:「他跟她開玩笑。」我說,你這樣看得懂嗎?在此希伯來文的「開玩笑」等於「性行為」,如果只翻「開玩笑」,人家不懂啊!當然最好就是把它實際的意思翻譯出來,語言的部分就交給後面的研究人員去處理就好。以前只翻譯成「他跟她開玩笑」,那人家會覺得若他跟她開玩笑,怎麼國王會回應:「你騙我!」
 
透過此例,張教授揭櫫合於情境的翻譯表達是重要的,而當年那篇抱不平的文字,後來被曾慶豹教授在《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多所引用,用以為周聯華牧師辯護。談到這,我也想起首次向張教授邀訪的那日是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當時電話中他極力推薦我閱讀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 1914~2011)的翻譯理論,推崇他最大的貢獻乃用「接受者」的角度傳達訊息,神奇的巧合是十一月十一日是奈達的生日呢!張教授也曾撰文〈「現代中文譯本」與「和合本」之比較:以撒母耳記為例〉,提及以奈達為首的一群專家擬定「國語新約翻譯指導原則」。房志榮神父將它部分發表於「神學論集」。
 
而對當今台語文創作,張教授認為現在主流大抵是漢字與羅馬拼音混在一起合寫。他在教學過程,則常運用詩情畫意的文字為學生闡述台語文之美,他舉例五○年代的流行歌,有個句子:「東邊風雲綿綿纏,月娘閃袂離」,表達一個男子苦心追求女孩,歌詞用月亮形容女孩,表達被那雲一直纏著的樣子,所以用「東邊風雲綿綿纏,月娘閃袂離」,相當生動;另外,褒歌中「地上透風起土粉,天頂落雨起風雲,為娘掛吊心肝悶,糜飯未呷泔(am2)袂吞」,則形容丈夫出外,妻子飯吃不下,連稀飯都無法吞,那種譬喻展現心情的鬱卒,流傳台灣一百多年。
 
 
回顧求學時期的貴人

關於文學學術養成,張教授提及中學時期曾嚮往當作家,一九六九年他進入中央中文系,是第一屆學生,大三、大四唸牟宗三、徐復觀的著述;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五年當兵,一九七五年考取東海大學中文系研究所。
 
秉著感念的心,張教授主動分享當時提攜他甚多的幾位恩師,誠如:曾是政工幹校政治系系主任任卓宣先生的太太尉素秋女士,她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被洪惟助教授評為全台灣只有「一個半詞人」的「一個」(另外半個是前東海中文所所長蕭繼宗)。她在張教授即將畢業前,就為他算好當兩年兵讀研究所之後的出路;只是當時他最想回中央,因為胡自逢老師曾說:「誰第一個考上碩士班,我努力想辦法讓他回來。」所以他自動向胡老師報告:「我今年畢業,有沒有機會回中大?」胡老師果然一諾千金,要他寄送資料,不久他就回中央任教,而尉女士也對此結果抱持欣然鼓舞的態度。
 
在文化大學攻讀博士時,最令他開眼界的是台灣紅學重要人物潘重規先生開設的「敦煌學」。他佩服潘先生去巴黎幫忙編整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找出來的文獻,並在整理過程寫了好幾篇論文,堪稱典範。張教授舉了個例子,當時潘先生他們編好資料後,地上一堆碎紙,用掃把掃一掃,可以捆好幾袋。潘老師說不能丟,地上拿了一紙碎片,上面寫「趙錢孫李」,他就用此殘片寫了一篇論文,確定了此文獻是北宋年間寫的,因為當年敦煌洞就在北宋年間封的,而傳說「百家姓」是北宋產物。五代十國,北宋滅掉的最後一國乃江浙錢塘家。作者是錢塘家姓錢的,他覺得「當今」趙是第一姓,錢則擺第二,所以是「趙錢孫李」。從傳說變成有文獻可考的論文──張教授認為在中文學界,應該讓有些學生走到這種地步,無論考據詞章或義理研究都應讓學生具備基本開創能力,才有意義。他常覺得像這樣一堂三小時的學分,可以讓學生優游其內,是很快樂的事情,可惜我們成長的過程似乎不是每堂課都這麼精彩。但回憶中,最令他推崇的就是牟先生的義理課、潘先生的敦煌學。
 
神學應該叫認識上帝的人來教

取得文學碩士後,張教授緊接著去唸道學碩士(Master of Divinity),而非先往上考文學博士,這又是何故呢?
 
原來,他省思著既然「我是一個基督徒,而神學不是叫一個不認識上帝的人來讀,應該是叫認識上帝的人來整理你所了解的信仰,神學是教你怎麼安排你的信仰,把你的信仰放在什麼地方。這不是I-It的關係,是I-Thou的關係,生命與生命,人與上帝的關係。所以,神學院一開始要你的洗禮證明,只是個客觀資料。我早就在這方面有所追求了,我只是要找如何論述的方法,西方整個神學傳統是這樣的。我也在那裏碰到一個跟在中文系學術系統不一樣的求學方式。在神學院裡面,真的翻轉了我很多想法。」
 
但尋求一套論述的方式背後,其實有個較感性的緣起。當年在台中念研究所時,他會抽空前往教會幫忙。那時接到的任務是在星期天帶查經班,讓一群五十、六十歲的人聽他這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講道,他心弦一緊,想道:「糟糕!我要怎麼查啊?這群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學老師,我帶他們查經?在我那個年代,做為基督徒也好,牟老師的學生也好,基本上都要負責任地講話!我怎麼負責任地帶一個查經班?我好像要稍微有點訓練喔!」
 
回中央後,他又帶中央大學團契,長老教會希望他擴展整個新竹教區,並以義工身分協助擴展,他也再度疑惑,當如何透過查經班解決他們人生的困惑呢?個人的問題都覺得很困難了,要如何解決別人的問題呢?循此動機,他拿定決心進入神學院深造。張教授誠懇地笑道:「那時我根本不想當牧師,我只想拿到那個學位,只想獲得那份知識。」這份追求知識的渴望,用以利益他人,若非熱血青年也難實踐呢!
 
「如果我可以學一個人,那個人就是謝緯」

身為傳道者,張教授心目中自然有他的學習榜樣,那個人就是謝緯牧師。謝緯畢業於日治時期的台南神學院,在他準備當牧師時,日本人開始控制教會。他當時考量當傳道人似乎很辛苦,於是先前往日本攻讀醫學。學成回到台灣後,他固定每週四從南投開車,開到今天稱為北門烏腳病的免費診所,到台南王金河醫師那邊。他與王金河、孫理蓮,三個連結為鐵三角,一同照顧烏腳病患者。有時,忙起來,一天曾有開了五、六個刀的紀錄,晚上再開車回到南投,幾乎已是半夜了!
 
後來王金河因此拿到醫療奉獻獎。張教授在中山醫學大學曾聽過王金河演講,「看到他時我真的是震撼,人家稱他為『烏腳病之父』時,他說:『不要叫我烏腳病之父,這個名稱應該給謝緯!』」
 
而令張教授佩服的還包括,謝緯是第一個自覺到台灣人應該自己來蓋醫院的牧師,他認為不能只依賴外國人來做這些事!因而有了現今彰化基督教醫院的二林分院,當時一群醫生輪流駐診,由教會奉獻土地蓋成的。
 
時常教授「醫療史」課的張教授,講起謝緯秉持「我早到一分鐘,病人少受一分鐘的痛苦。」這理念時,微微紅了眼眶。他也從戴仁壽、蘭大衛等西方傳教士,發掘基督教最寶貴之處正是這些宣教士,「他們讓我看到有活潑的生命源源不斷進入他們人生。」
 
從升等被迫延遲歷程省思儒家/基督教文化差異

張教授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任教至二〇〇四年,期間曾為碩博士生開設了一門特別的課「儒家哲學與西方神學」,但聊起儒家與基督教文化的差異,他不禁想起曾發生在他身上一樁令他夢碎的生命經驗。
 
由於他關心學生事工,一開始學校勸他不要參加長老教會,但他認同自身就是長老教會的人,應當要做好傳道的相關事務。但在過程中,碰到許多奇怪的事情,包括代表中央大學參觀十大建設,當時整車子坐滿人,回頭一看,尤清卻坐他後面。在尚未解嚴的一九八四年,學校以「升等」來治他!
 
當時正在申請升等的張教授,已通過中文系、文學院的審核,然而,到了學校那關卻無法通過,理由是沒有博士學位。那時升等有兩條路線,舊的講師要升為副教授,是以論文升等的,而其論文已經通過了,學校卻以另一條路線擋下了申請。
 
「用博士學位叫改聘不叫升等啊!學校竟然有那麼多正教授、副教授,三分之一可以讓我不過。我年輕時候想追求當一個大學老師的夢破滅了……」
 
但不知是否上帝安排?戲劇性的變化悄悄上演。
 
該年十二月,一個廖姓先生,打電話邀請張教授前往新公園佈道,並表示:「七點到九點,你要早點到。」為了講道,也基於禮貌,他六點半準時抵達。結果正式由他講道的時間卻是九點十分,只講十分鐘,就解散了!雖然這份邀請似乎欠缺禮貌,然而神奇的事就在六點半抵達新公園後,他遇上當時青年歸主協會董事長翁修恭,他是李登輝在濟南教會的牧師,翁修恭講話是第一個節目,所以他六點五十左右到,他坐在那裡,關心地問:「張德麟,最近怎麼樣?」這一問,讓當時教師夢碎的張教授忍不住託出委屈。恰巧,翁修恭在聖誕節即將前往副總統李登輝家進行家庭禮拜,剛好有一個名額,便將張教授寫入拜訪名單中。
 
見面後,李登輝問:「你說學校用政治力因素卡你?」了解狀況後,直到五月中央大學校慶,四月份校長前往邀請李登輝演講時,李登輝關心了張教授升等一事,在他們「高來高去」的對話中,後來重新開會、表決,就通過了。張教授不諱言此特殊經歷,他感慨的是:「那個年代還好張德麟我碰到一個救生圈,沒有的話,永遠無法翻身。不知道有多少人沒有救生圈死得莫名其妙?」
 
但這份經歷帶來的禮物是促成了他唸文化中文所博士,其升等寫程明道,博士論文寫程伊川。亦即將中國哲學牟先生所講的兩條路理清楚:即象山、陽明的那條線;伊川和朱子的另一條線。
 
在著述《儒家人觀與基督教人觀比較研究》(1984)時,張教授提出西方人對人性的了解是由陰暗的那面切入,東方人的建構則不同。
 
以「什麼叫好人?」為例,他闡述:把你良心呈現出來,把你最真實的那一面表現出來,就是好人;可是西方人認為把人的內心呈現出來,那個叫壞人,他們受基督教文明的影響,所以他們講「回應」,當上帝的恩典臨到一個人,人要去回應。例如:你對人家的善意有沒有回應?那個response是做為一個人的責任。若說儒家強調人往內在思維在想的傳統,探討人與內在良知;基督教則往超越者看,討論人與上帝的關係。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
 
參照這兩種思想系統時,張教授忍不住反覆自問:「儒家文化傳統思維下的人會不會為我講句公道話?我會很care這件事,沒有一個受儒家傳統影響的人跳出來幫我講話,反而是蔡信發、康來新這樣的人,他們沒有修牟宗三。我所受的基督教傳統,一直在反省,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那麼多的基督徒碰到希特勒,結果安然無聲──這是恥辱!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做呢?基督教傳統會促使你反省你今天的每一步作為,有一天我們通通要攤在絕對真理者的面前,所以當年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是德國最好的神學家,人家問:你怎麼沒講話?在那樣的年代怎麼可以沒講話?我會想一個現實的問題,當我受到屈辱時,受儒家文化思想下的人你們怎麼沒講話?會不會是背後的文化傳統認為這種事不能講話?明哲保身比其他一切重要嗎?這是我在比較雙方文化下比較現實的、敏感的,親身接觸到的問題。」
 
經典認識與神學詮釋

閱讀《聖經》,張教授特別有感的是《路加福音》。這是耶穌接近受傷者、接近婦女的記載,那個天父是永遠等著祂流浪的孩子回家的父親。這份關懷弱勢的精神,貼近於「解放神學」。他以一八八六年,長榮女中(昔新樓女中)招生簡章為例,簡章上書寫的第七件事,中文翻譯大抵說:「不可綁腳,如果已經綁了小腳的,幫她解開!」他認為「解開」那兩個字力道十足,那是十九世紀的解放文獻,不要束縛女性可以認知的心智,不可阻擋女性上學的欲望,在那年代,蔡阿信的媽媽來唸書,蔡阿信也唸女校,蔡阿信成為台灣第一位女醫師,張教授感恩的說:「台灣的男女平權不是這樣一步步上來的嗎?可是你再想一八八七年,那時就為女性講話到這種地步,真的是不容易啊!」
 
另外,他也推崇《先知書》,因為它體現了基督教傳統特別之處就是繼承先知精神,講別人不敢講的話,以防止社會腐化。他信手拈來以下故事:「《舊約》描寫大衛王喜愛他部將的妻,便將這個軍人調到前線讓他戰死,然後把他妻子娶過來。先知就跑到他面前說:『我們國家出了一個很富有的人,自己的東西不用,還去用別人的……』大衛王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指著上帝說:我一定把他幹掉!先知說:『那個人就是你啊!』我們會把這種故事在《舊約》的傳統中突顯出來。你能不能像拿單一樣對著那些人說:那個人就是你!」
 
訪談過程,不難發現張教授秉持敢言、利他的精神關心需要幫助的人。精力旺盛的他已退休,目前仍積極推動三件事:一、寫長老教會一百五十週年(1865~2015)歷史中的「白話字」史,將白話字歷史上推到大航海時代十六世紀,從南洋到閩南、到台灣;二、擔任審議委員,協助翻譯台語聖詩為華語;三、預計於二〇二〇年出版「現代台語譯本」,將希臘文、希伯來文《聖經》翻成現代台語。
 
這些偉大工程,真的需要像張教授這樣熱情的靈魂,也相當讓人期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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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168 期 TKC七十才開始 (19-26頁)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168期  2019年  3月 TKC七十才開始 168
本期主題:TKC七十才開始
發行日期:201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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