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是台灣歷史的重要章節。曾經在那個時代中生活過的人，總希望能賦予那個時代、以及我們在那個時代中的活動，某種意義：政治的、或道德的，個人的、或群體的。可是對這段重要的歷史，台灣社會到今天還沒有對它做清楚的、可以共同接受的定調工作。因為還沒有定調，所以不只台灣社會還在和這段歷史格鬥，許多當時的政治領導人也還在和自己的歷史掙扎。

為什麼對這段歷史的定調工作那麼困難？因為歷史記憶經常是選擇性的、主觀的、解釋性的。不同的族群，甚至不同的政黨和它們的支持者，對歷史、對過去的政治領袖都有不同的見解，甚至有對立的評價。所以我們擔心對這段歷史的處理，會造成台灣社會的緊張和分裂。所以我們選擇不去處理和面對。

處理威權統治的遺產，在法律上、倫理上、特別是政治上，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伸張正義和民族和解，幾乎沒有共存的可能。所以很多新生的民主國家選擇不加以處理，有些則是在社會的壓力下勉強加以處理。對威權統治的遺產不加以處理，在短期內或許可以避免社會的分裂，或許可以讓新生的民主政體更為鞏固（雖然也因此犧牲了受害者的正義），可是長期而言，對民主文化的培育、對民主政體的健全發展是不利的。

※「轉型正義」的難題

民主轉型之後，民主政府應如何處理過去威權政府對人權的眾多侵犯，對無辜生命的凌虐、甚至屠殺？具體地說，對威權政府中發號施令的人，我們應如何處置？對主動從事或被動服從侵犯人權指令的人，我們應該如何加以對待？甚至，對於許許多多在威權政體中工作、也因此而得利的政府官員、媒體負責人、學術界領導人，對這些人的態度和處置，經常成為新民主政府的難題。而另一方面，對眾多遭受生命、自由和財產損失的人，我們又應如何加以補償？這些議題和工作一般稱為「轉型正義」。

對轉型正義的處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雅典。雅典的民主政體中曾經出現兩次短暫的獨裁政權，雅典人在獨裁政權崩潰後，都曾經溫和地處罰了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和附庸者。轉型正義成為當今學術、文化界熱門的題目，主要是因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刺激。在1980年代之後的這一波民主化中，亞洲、非洲、南美洲和東歐共產國家的許多威權獨裁政體相繼崩潰。由於這一波的民主化是人類歷史上個案最多、規模最大的民主化浪潮，如何處理威權遺產也成為許多國家共有的難題。

為什麼轉型正義會成為一個難題呢？因為新生的民主政府如果不處理獨裁政權所犯的錯誤，它的合法性和支持度經常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尤其在那些對人權的侵犯甚為普及、規模甚為龐大的國家中（如南非、阿根廷、瓜地馬拉、東歐等）。一般人民對「正義」的重視，其實也是民主社會生存的重要基礎。這種要求如果沒有得到滿足，人民對政治、對民主都會產生嘲諷和疏離。這對民主社會並沒有好處。

可是另一方面，新生的民主政府經常是脆弱的。新民主政府經常無法確知軍隊、情治系統是不是接受它。這些足以影響政局安定的機構，剛好又是威權統治的重要基石。要處理威權時期的錯誤，很難不追究到這些機構的領導人。除此之外，另一個更大的難題是：在這一波民主化中崩潰的威權體制大多曾經維持相當長的壽命。威權政體在漫長的統治過程中，創造了不少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對過去罪行的追究經常會造成社會的緊張和分裂。特別是如果對威權統治的支持和反對，是以族群或種族為分野，如南非，這個問題就更不容易處理。

轉型正義成為困難的政治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它同時也負載著繁重的道德判斷。威權統治不是獨裁者一個人的功業；他需要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人幫助他。如果我們要追究侵犯人權的政治和道德責任，我們的界線何在？捷克哈維爾總統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發號施令的、服從的、支持的、甚至袖手旁觀的，都直接間接支持了威權統治。可是這種道德反省無法作為政策的指導原則。如果我們不畫出一個合理的、清楚的責任界線，那麼就會如波蘭的Adam Michnik所說的，報復懲罰一但開始就無法停止。首先是昨日的舊政權中敵人，接著是昨日的戰友，然後就是今天為他們辯護的人。懲罰一但開始，仇恨必然隨之而至。

除了追究責任的界線不容易劃分之外，和台灣特別有關的一個問題是：服從不義權威的政治責任。台灣的威權遺產和其他國家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在其他地區，許多罪行是軍警人員的自發性作為。特別是南非，做出殘酷罪行不只是政府的治安人員，甚至反對派（ANC）都經常殘害自己的同志和同胞。可是在台灣，除了少數幾個特例（如陳文成和林家血案）外，對人權的侵犯是非常制度化的：由一定的機關依照一定的程序逮捕、審判、執行。在台灣對人權的侵犯行為，大多出自執行上級/體制的指令。

面對這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兩難的情境，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些國家透過明文約定（如南非、阿根廷和烏拉圭）或是暗含協議（如波蘭和匈牙利），豁免威權統治者的刑責。很多國家立法剝奪威權時期高級官員一段期間的公民權和公職權；某些國家則起訴軍隊和情治系統的高層負責人。除了這些措施外，類似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會」是一個常被使用的妥協出路或配套措施：在加害者完整交代其罪行的條件下，免除其刑責。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懺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後代得以記取教訓；同時更重要的，國家社會得以避免分裂。至目前為止，已經有六十多個國家設立這樣的委員會，試圖在伸張正義和社會團結間，求取平衡。

至目前為止，台灣所做的除了建立紀念碑以外，是對受害者的補償，而且並不是很大方、合乎正義原則的補償。我們對死刑和失蹤的補償是美金18萬1千元，阿根廷則是美金22萬元，雖然這個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不到我們的三分之一，而且失蹤死亡人數超過我們十倍。至於財產的補償，由於我們在取消戒嚴的同時，訂立了國家安全法禁止對戒嚴時期的判決提出上訴，因而也封閉了歸還被沒收財產的可能性。

為什麼台灣和某些國家對轉型正義比較沈默？台灣之所以沒有完整地處理轉型正義，最大的原因應該是：台灣的民主轉型主要是在國民黨的主導下完成，國民黨在民主轉型之後以因此又繼續執政了十多年。在這種情況下，期待政府真誠地檢討威權統治的歷史、努力追查過去的錯誤、承認自己道德責任是不可能的。台灣處理轉型正義的整套措施，都在國民黨執政、並且在立法院佔多數的情況下規劃完成。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沒有處理「歷史正義」的問題：誰應該負起對人權侵犯的政治和道德責任？到底確實有多少人、在什麼情況下受到什麼樣的傷害？這種種問題，我們都沒有認真地加以釐清和回答。因此也讓台灣對轉型正義的處理具備一個大多數國家所沒有的特色：我們有數以萬計的受害者，可是卻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

不只政府，台灣社會本身對歷史正義的問題似乎也並不是很關心。這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威權統治時期剛好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最快速、政府施政表現最好的時期。而和其他地區比較，台灣對人權侵犯的規模也小得多。這使得大多數人對過去的記憶，比較不是政治壓制，而是經濟繁榮。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壓迫的時刻」的重要作用。如果大規模的政治壓迫距離民主轉型的時間比較久遠，轉型正義的問題就比較好處理。時間的久遠使得人們的記憶較為模糊，而且引起的情感反應和道德憤怒都比較淡薄。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從1949年開始計算）對人權的侵犯事件，其中90%是發生在1970年之前（距離民主轉型近二十年）。這個情況和東歐有些類似：在威權統治的末期，政治壓制主要是心理的、而非身體的；壓制的方式主要是對媒體、教育機構、和社團的控制，而非藉由恐怖和暴力。這個因素同樣使得東歐許多新民主國家，對轉型正義的要求比較不那麼強烈。

雖然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處理不是很熱心，可是我們仍然必須處理歷史正義的問題。因為民主體制最終仍需要一般公民對民主核心價值的信奉才得以鞏固。歷史正義在這裡扮演重要的角色。

※民主的資產

歷史正義的對民主教育的重要功能，是許多歐美學者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比較忽略的面向。民主政治是今日世界的主流趨勢，可是並非不可逆轉。不只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甚至具有高度文化、高度教育水準的西歐，都曾經發生民主逆轉的案例。決定民主政體鞏固的決定因素，還是公民維護民主體制的信念和決心。

我們如何培養這樣的民主公民？如何讓公民體認到民主的可貴？我認為（雖然我沒辦法證明）：威權統治對人性和人心的殘害歷史，是最有效的民主教育的素材。讓後來的世代知道：在威權統治下，公民如何地恐懼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心理如何的扭曲而互不信任，知識如何被教條取代，心靈如何被禁錮，同胞又是如何凌虐自己的同胞，而更重要的，這一切為何發生？這些真相和反省，才是培養民主公民的最重要教材。要讓民主的價值深植人心，最有效的方式或許不是在教科書中列入民主的原則，而是顯示不民主對人性可能造成的傷害。

可是為什麼民主教材最好是「我們自己」的歷史記憶？畢竟，二十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殘暴的世紀。可以警惕後代的歷史教材，國外的例子更為豐富，而且也更為殘暴、更為震撼。為什麼歷史記憶必須是自己的？因為一個政治社區也是一個情感和道德的社區。一般人對自己的政治社區有比較強烈的情感和道德聯繫。因為我們和政治社區中其他成員的情感聯繫和道德責任，使我們對他們的作為有更大的責任，他們的作為也對我們有更大的影響和震撼。抽象的民主原則如果能透過自己社區的歷史記憶，將會更震撼、更具有生命力、更深植人心。

可是歷史記憶經常是主觀的、選擇性的。許多國家不同的族群、甚至不同的階級，對相同的歷史事件和政治領袖，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評價。要讓威權時期的歷史記憶成為民主的資產，我們仍然需要克服不同族群在歷史記憶上的衝突。這並不容易，可是並非不可能。

瓜地馬拉的作法或許可以提供參考。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