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數字說話

「貧富差距擴大」、「貧窮勞工（working poor）」、「低薪時代」、「工作不穩定」這些詞，最近幾年成為大眾媒體的熱門標題。這篇文章希望分析這些現象背後的制度因素，並且提出一些改變的可能。

根據主計處的資料，2010年台灣製造業跟服務業受雇員工的平均月收入是44430元（如果您沒有領這麼多，先別鬱卒，這是所有薪水階級的平均，從總經理到清潔工都算進來了）。這個數字，十年前是41960元。換言之，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台灣平均月收入漲了2500元左右。

薪資明明有漲，為什麼大家還是唉唉叫？

政治人物不知道（或者裝作不知道），但一般受薪階級都明瞭的是：薪資必須要配合另一個數字一起觀察：物價。如果把2000年的物價指數當作100，2010年則漲到了111。簡單說，十年前100元可以買的東西，十年後，得要111元才買得到。

那麼，到底是物價漲比較高，還是薪資漲比較多呢？

如果我們換算一下前面的薪資數字，把2000年薪資當作100元，結果，到了2010年只有105.8元。也就是說，搭配上物價指數來觀察，十年下來，大家集體減薪5%左右。

另外，月收入低於三萬的人，佔了總受雇者的45%，低於平均數44430元者，則高達77%。換言之，只有23%的受雇者薪資是高於平均數的。收入日益不均的趨勢，拉大了貧富差距。

如果從家戶總收入來看，1992年時，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家庭總和是最低的那五分之一家庭的4.97倍，十年後的2002年，數字升為6.39倍；阿扁下台時的2008年是7.73倍，馬英九執政兩年後的2010年是8.22倍。這些數字告訴我們一個無奈的事實，就減緩貧富差距來說，藍綠兩個主要政黨的經濟思維與勞工政策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回顧上面談的，薪資停滯/倒退，收入分配不均，這就是為什麼多數人常講「無感復甦」的原因。

※騎驢找馬？

對於工作，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景氣不好，所以只好騎驢找馬。」這種講法的背後，暗示了「景氣好，好工作就會變多了。」然而，這是事實嗎？

過去十年，除了兩年因為世界經濟動盪造成負成長，其他年份都是正成長。但我們看到的卻是「非典型僱用」的日益氾濫。什麼是「非典型僱用」呢？也就是過去坊間常提的「正職」、「在額」以外的工作型態，包含了契約工（一年一簽的約聘僱，或者短於一年的短期工）、臨時工、勞動派遣、部分工時等等。這些工作的特色是：不穩定、薪資較低、退休保障與工作權益惡化。

我們以勞動派遣為例。過去A公司有缺就直接招募聘用，頂多以試用期來篩選。現在則不然，A公司把缺交給人力派遣公司或者人力銀行來招募（甚至是以招標的方式讓這些公司競標），派遣公司聘了人，再派到A 公司工作。這種工作型態，只有兩個好處：A 公司可以把薪資壓低；而派遣公司賺到所謂「管理費」。

倒楣的自然是勞工。工作沒有保障，契約到期要擔心工作不保，萬一得罪主管，隨時揮之即去；與正職勞工來比較，同工不同酬，永無升遷希望；沒有年休，沒有年終，遑論分紅；用人與聘僱單位兩造推託，職災意外與職業病認定不易；最重要的，薪資被壓低，調薪無望。一位長期從事工會運動的朋友曾經感嘆說，如果放任勞動派遣濫用下去，就乾脆把勞動基準法廢掉就好了。

台灣的動派遣人數一直是個黑數，勞委會與主計單位在2008年之前並沒有任何數字，多位學者都指出之後的政府數字是被低估的。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先來看官方的調查：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指出，2008年「臨時性與人力派遣」勞工總共有48萬，到了2011年，成長到將近52萬；如果再加上「部分工時」勞工，這類不穩定且低薪的就業人口達到64萬。我們就以這個被低估的數字來算，64萬佔了總受雇人口的將近8%，換言之，每12 個受雇勞工中就有一個處在最低而且不穩定的工作中。而這個趨勢眼見會繼續惡化下去，「騎驢」者會越來越多，而能順利「找馬」的難度將會越來越高。

※貧窮化與工作不穩定是政治問題 

為什麼藍綠兩黨會允許這樣的現象持續下去呢？他們不是常常說要照顧弱勢勞工嗎？

首先，我不懷疑主流政黨想要照顧弱勢勞工的誠意，但是，他們所謂的照顧是「救濟式」的照顧，也就是對於失業者、求職者的救濟補助，並非想要遏止目前貧窮化、就業不穩定的趨勢。為什麼呢？

很明顯地，他們認為「勞動彈性化」、「非典型僱用」是有助於提升競爭力的。問題是，這是誰的競爭力呢？南部一家知名派遣業者「優派人力派遣公司」在其網頁公開回答了這個問題。該公司在網頁上說明了經營理念是：「替企業客戶節省非核心性的人力作業流程，進而掌握企業永續經營的條件：『利潤』。」但是，對企業有利，是否就是對國家社會有利？企業利潤是否等同於國家利益，是否等同勞工利益？在舉國上下追求「競爭力」的同時，主流政治人物看起來是不太關心這些問題。

我們經常看到媒體報導，說國外某機構公布的「國家競爭力報告」中台灣升了幾名或者降了幾名，這些報告也成了政治人物問政的重要指標。但是，媒體與政治人物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報告到底是怎樣產生的。

很少人知道，這些報告主要的意見來源是企業經理人；究其實，這些報告所呈現的，是企業對於營運環境的意見。比如說，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國家競爭力報告中，包含了「解雇勞工成本」這項指標。也就是說，越容易解雇勞工，該國的得分越高。另外，指標中也包括「勞資關係」，越少爭議行為分數就越高。但是實際職場裡，很多時候「沒有爭議」是因為「不敢有意見」，而不是對於工作條件滿意。

這解釋了為什麼政府要賦予「勞動基準」無比的彈性，對於勞動派遣、無薪假、責任制等採取默許的態度。因為只有這樣，企業經理人才會滿意，競爭力報告才會高分，執政黨才會有「政績」。而因為低薪、契約不穩定、過勞而受害的勞工，政府就採取「補償」的措施來對待。問題是，政府拿誰的錢來救濟弱勢勞工呢？當然是稅金。而稅金裡面資本家賺錢的稅率越降越低（別忘了還有遺產稅也調降了），由受雇階級繳交的薪資所得稅佔整體稅收比例越來越高。

放任僱用環境惡化，讓企業得利，勞工受害，然後政府拿全民稅金來救濟受害勞工，這一切美其名為「提升經濟競爭力」。這是為什麼有越來越多國家勞工（特別是青年）起身抗議，包括了歐洲各國青年抗議浪潮、南美洲的學生運動再興，以及標榜「99%平民對抗1%富人」席捲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政府、政治人物、主流媒體聯手型塑了日益崩壞的就業環境，讓少數企業主得利，挪用全民資源為這些企業牟利行為補破網，這已經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必須用政治的方式來解決。

※全民捍衛勞動基準法

在大選之前，馬總統宣稱要立法保障派遣工、無薪假、建教生等，在勞工的眼中，這不會是什麼保障，而是會從此帶來「非典型僱用合法化與常態化」。真要談保障，請從徹底執行勞基法開始。過去十年，連政府部門都大量使用派遣勞工（特別是最高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勞委會），等於是政府帶頭在破壞國家的勞動基準。這個飽受批評措施，終於讓藍綠陣營在大選期間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勞工政見，就是政府不再使用勞動派遣勞工。

我們必須指出，這樣的宣示是不夠的。政府不繼續使用派遣的原因顯然是知道這樣搞並不對。但是政府宣布禁用的同時，卻放任民間繼續使用，這就好比警察宣示要改善治安，結果對策卻只有嚴格要求警察不得違法亂紀，試問，黑道會自動安分守己嗎？

我們要強烈要求連任的馬總統禁絕勞動派遣，並嚴格執行勞動基準法，明確地告訴企業界：侵害勞動人權以及「壓低勞動成本讓全民買單」的經營策略不再是選項。我們必須要求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設立監察勞動基準法的快速反映部隊，揪出不守法的雇主。所謂「勞動基準」，就是最低標準，連這個防線都守不住，就是國家失職。吳敦義去年把無薪假譽為「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發明，就是最確鑿的失職表現。新的政府如果要洗刷過去的污名，請拿出確實的、有效的遏止違法方案。其實，台灣近年來日益活躍的公民社會團體（社福團體、社區大學、移工／外配組織、工會等等）都可以是政府合作的對象，讓全民一起來確保勞動基準法的實現。

※行動的第一步：加入工會

要改變政黨思維與施政，就是一種政治行動。政治行動的真正原始動力還是要來自民間，如果受雇者不發聲，主流政黨還是只會聽大財團（特別是亟欲整合進去大中國經濟圈的大資本集團）的聲音，而不會有什麼改變。作為受雇大眾，我們必須更積極地團結起來，加入各種公民組織，來向政黨、各級政府施壓。對受雇者來說，各類型的公民組織中，最重要的就是：工會。

工會的目的大致說來有三個層次：在工作場所以集體方式解決個人權益受損情事、透過與雇主集體談判保障勞工權益、以受雇者集體力量影響國家政策法令與政黨的政治主張。

過去，台灣的工會組織發展並不健全，國民黨長期的威權統治只允許兩種工會存在：第一種是自雇勞工、無一定雇主勞工、小企業（五人以下）受雇勞工依同一職業所組織起來的「職業工會」，這目的是為了加入勞保、健保，這類工會人多錢多，但是通常保守，只是作為國家保險的代辦機構而存在；另一種則是依「企業/公司」範疇所籌組的工會，這類工會比較能集體發聲關注勞工權益。但是以企業為籌組範疇，意味著勞工必須要找三十位同事（工會成立最低門檻）來集體挑戰資方，風險很大，所以很多公司並不存在工會。而即便成立工會，一旦公司裁員、或者關廠，工會就會隨之削弱、或者解散。

去年，工會法的修訂終於稍微跟上國際勞工公約的潮流，開放了「產業工會」這個範疇，同一個行業中的勞工（跨不同工作場所）終於可以彼此團結，籌組工會。如果您想要加入或者籌組您所屬行業的工會，建議您上網搜尋各縣市的「產業總工會」，他們都有豐富的工會籌組與爭取權益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