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峰林家長子：林攀龍

林攀龍(1901-1983)，為霧峰林獻堂之長子，生於台中廳貓羅堡阿罩霧庄，1910年4月赴日進入東京小日向台町尋常小學校就讀，1914年畢業，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校，1919年考入熊本第五高等學校。1922年畢業，該年接受基督教信仰而受洗，同時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就讀。1925年畢業後9月入學牛津大學，攻讀宗教、哲學。1930年再度前往歐洲留學，先至法國巴黎大學就讀，其後轉至德國慕尼黑大學，主修文學、哲學，1930年結束學業返台。返台後，他曾擔任霧峰長老教會的長老，然而就該教會的小會記錄來看，他並不是非常活躍信徒。

論及求學過程，林攀龍曾留學過的國家之數與攻讀的學科之多，是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少見的例子。家境的富裕不僅是他的求學夢想成形的全部原因，還有一股熱衷閱讀、思考、追求真理的驅使動力。林氏著作不多，除了戰前在報紙上發表過一些文章，只有1954年集結作品成冊出版的《人生隨筆》，2000年其家人以之前出版的《人生隨筆》內容為主，加上戰前發表的文章中譯集結出版，名為《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這是最能體現林攀龍思想結晶之大成，讓讀者得以一窺林攀龍年少時的心靈悸動。

詳閱《人生隨筆》，內容多為哲學性的思考，信手拈來引用名家之言，顯見林攀龍之博學與深厚內涵，尤其他有居住過多國的生活體驗，文中不乏帶著讀者一同前往歐洲藝術殿堂一覽，偕同讀者參與作者記憶中某日異鄉記憶重現的歡喜，《人生隨筆》可謂一處秘藏了林氏思想的寶庫。 

※霧峰林家與基督教

戰前之霧峰林家與基督教的關係堪稱密切，林攀龍的妹妹林關關嫁給高金聲牧師之子高天成，林獻堂本人與蔡培火交往甚密，而林攀龍本身與蔡培火的交情也甚為深厚。閱讀李嘉嵩所寫的《100年來》，也有林家與霧峰教會和李崑玉、李嘉嵩兩代傳道人的互動記錄。然而，林獻堂本人並未入信基督教，林攀龍的信仰是在日本求學時的自我選擇。林攀龍的信仰造成了他與父親的觀念衝突，例如結婚時不向祖先牌位行禮等等，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未曾改易。

※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

1923年，林攀龍於《台灣》發表〈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一文，該文寫於東京初雪之夜，他看到窗外雪景，想到冬日樹木雖枯萎，過些日子即能抽出新芽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即出於上帝。所謂的大自然，並非離開神的個體，也不是和神一體，而是上帝的意志顯現，林攀龍詠嘆道：「確實地，我們相信：讓我現在存在的神聖之手，也就是作用於那鳥、那花的神聖之手。」他引用詩篇104篇的詩句來讚嘆造物主所創造的世界。如何才能開眼看到大自然所顯示的上帝恩典？應以孩童的純真之眼觀看世界，單純明淨，全然相信，才能看到「天堂」。林攀龍重新詮釋：

「大人是沒有看自然的眼睛的。擁有看自然的眼睛的人是長大之後，也不會失去少年之心的人。太陽之光，對大人雖然只照著他的眼睛，可是對少年卻不只照著他的眼睛，還會滲透到他的心裡的。」

對於心靈清純的人，自然就是「綠野」，就是「休憩的水濱」，每當我們回歸到那裡，就會得到新的力量。林氏以富於詩意的口吻說道：

「雲的流動、山的容貌、花的顏色、鳥的姿影──萬象無一不是表示神之愛的象形文字。」

在此文後段，林攀龍將日本、中國與西方的詩人，關於自然寫作的作品作比較。他提到，也許東洋多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東洋詩人大體上都享受自然，而殊少感受其恩惠，大多數都於菩提樹的花色裡感受盛者必衰的道理，多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的詞句。他提到日本有三位因為愛好自然而投入雲水之間的詩人：宗祇（1421-1502）、西行（1118-1190）及松本芭蕉（1644-1694），但是他們的詩句動輒有疏遠人間的傾向，絕不是那種從自然不斷地接受新的恩惠，走向無限的生命之路的方式。至於中國古典詩，林氏也看出這種傾向。因為宇宙觀與人生觀，中國詩人仍藉著自然傾訴自己的衷情，由此暗示著盛者必衰之理，例如：「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或是「明月明年何處看」的詩句。但是西方的詩人的作品，像是布朗寧(Robert Browning)、歌德(Goethe)皆具把熱烈的愛傾注於自然的特點。林氏認為，從歌德的詩句當中能夠理解歌德懂得怎麼「向自然避難」，從這個世界的煩惱、痛苦脫離出來，被自然擁抱在懷中，獲得新的力量，在他的身上看不到芭蕉的厭世，「自然」對他而言，是無限創造力的泉源。他再三提示宇宙萬物是神的顯現，自然界顯示著更多的神之威力。他直言：

「  我們於耶穌明顯地直觀著神。耶穌所發現的生命才是真的生命。當我們走著這一條生命之路時，我們不能不認識自然界也有永恆的生命。」

同年7月，他發表〈生命的初夏裡〉，字裡行間顯示了極大的熱情。他說：「自然是一種巨大的轉運機。是靈知和動的通路，是無窮無盡的連接事業。」哲學的心理起源在「對自然的驚異」，因為人生來具有思考的能力，因此先前的宗教都始自於對自然的驚奇和敬畏，「通過自然看到神的人是虔誠的人。」若是通過自然來憧憬神，神的身影似乎朦朧而漠然，很容易墮入泛神論或自然神教。

閱讀林氏觀賞自然環境的哲思至此可發現，林攀龍站在跨文化的角度，以異文化欣賞自然的不同角度詮釋文學作品的精神，這個探究角度在台灣文學當中實屬少見。林氏強調透過自然景物接近上帝，體會神恩的重要性，卻沒有忘記上帝才是一切的源頭：「與其自然，我卻在耶穌基督那裡直觀到神。於耶穌那裡接觸到神之愛的我，轉眼眺往自然界時，在那裡，我也得以確認了要洋溢出來的神之愛湛滿者。」

※輕機械而重文明

林攀龍認為人們(創造者)與外型美好的現代文明之緊密關係，可說是「向心力減少，離心力增加」。他以1818年出版的《夫朗墾斯泰因》(即Frankenstein，今多譯為科學怪人)為例，作為合轍譬喻製造者與人造人的相互毀滅，象徵著人與科學的依存關係。此外，名著 《烏有鄉》(Erewhon)，也同樣對機械的將來，有可能會奴役人類一事，發出警告。林氏列舉這些書，認為為了震懾機械文明的暴威，就想毀滅現代文明未免矯枉過正，他說：「本來，科學只賦予人類偉大知能；行使知能的智慧，必須自己審慎抉擇」。人的感受若被機械左右，失去了體會自然的本能，即使因為機械文明的代勞，讓人們多出了閒暇時間，但是這段時間若不是從事自我教養，反而荒廢精神狀態，將只是「消極的野蠻人」。

如何能矯正科學文明的缺憾？林攀龍提出兩點：統制科學的機械力及增加社會生活的智慧。對人有害的東西要從嚴禁止，對人類文化有龐大破壞力的武器，要交由國際管理。如何增加與科學機械力共進的社會智慧？林氏認為，根本在於人類的「倫理」。了解何謂「善」，需要哲學的啟示，而實踐「善」，需從宗教獲得助力。哲學、宗教、科學宛若人的頭、心、手，三者融合一致，才能刷新精神，肅清混沌危機的荊棘，開闢人類光明的坦途。

他的另一重要文化觀，是他相當肯定歐洲文化的優越性。為何歐洲文化需要看重？林攀龍認為現代歐洲是現代思想問題的發祥地，除開歐洲是無法討論現代生活的。歐洲文化的影響達到世界各地已經是無庸辯論的事實，雖然有程度上的差別，但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來說，在形式上都被歐化，或是正在歐化。林氏提出幾個問題讓我們思考：把生活的科學化向人們顯示的是誰呢？教我們要把女性和男性同等看待的是誰？促使我們對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覺醒的又是誰？林氏以相當詩意的文句表示：「如今在全世界飄散著芳香的西歐文化之花，無他，就是開放在人類文化大公園的蕃紅花。它讓我們預感到不久要來臨的人類文化的陽春！」

為何如此正向的肯定西歐文化？「因為西歐文化裡蘊含著活著的人深邃的歡悅！」林攀龍分析，歐洲文化與東洋文化不同之處，在於歐洲文化之花深深扎根於尊重生命、肯定人生的沃土，而能孕育這種文化觀的基礎，是出自於產生西歐文化的基督教觀。林氏提示：儘管西歐文明有一部分顯現出機械文明的妖光眩惑，然而，無可否認的，提高婦女地位、肯定人生價值等等，都是西歐文化的精神。林氏相當強調西歐的文化深層裡有尊重生命、肯定人生的精神，考究其因，基督教的信仰仍佔有很大的比例，使得歐洲文化深獲林氏肯定，他提到：Paul Claudel(1868-1955)說過：「今後百年之間，日本會完全基督教化。」說明西歐化的傾向浪潮的席捲與影響，由林氏摘錄此句可知，他將基督教與西歐文化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走向拿撒勒耶穌

讓我們再次一起閱讀林攀龍的〈生命的初夏裡〉，這篇充滿自省和頌讚的心情以及自剖的心理，恍若是一篇公開的禱文。他說：

「當所有的人都謙遜的走向拿撒勒的耶穌時，那一天這個世界才會閃耀著幸福，才會在地上出現樂園，在那一天，人類真正的文化才會被創造！哲學、科學、道德、法律和藝術都會被創造的。」

這段祈禱，代表著林攀龍在人生歷程一隅的深切盼望，也代表著他誠切的相信，上帝才是人類一切的源頭，無論是文化，或是抽象心靈的滿足。雖然林氏的文學書寫和信仰事蹟鮮少被注意，但是誰能否認，他的確是一位日治時期的重要思想家與哲學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