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後，中國教會遭受了自義和團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迫害。共產黨政權認為可以用政治運動和無神論宣傳教育以及組建官方「三自」教會的方式，將基督教牢牢控制、不斷壓縮、最終消滅。由此，從50年代起，中國教會的發展就走上了官方「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兩種截然不同的路徑。

以「三自「教會而言，始於「三自愛國運動「，將「忠黨愛國「置於耶穌基督之上。雖然在在「三自「的基層確實有不少真實信仰的教牧同工和信徒，但就此龐大的體制和體係而言，毫無疑問，它是一個共產黨御用的政治組織，完全不符合聖經對教會的定義。「三自」與家庭教會的對立，是忠於信仰還是忠於權力的對立，不能視為西方教會發展中因神學和建制的分歧而形成的不同宗派的差異。如果未來中國實現了民主轉型和宗教信仰自由，「三自」作為由共產黨一手捏造的體制和系統將不復存在，它必定會分化為若干獨立的堂會，甚至分別加入到不同的宗派之中。

而所謂家庭教會，是指從50年代起，因為政權的高壓，基督徒無法在公開的教堂中聚會，不得不退回私人化的家庭中堅持敬拜和聖禮。家庭教會在艱險的生存環境下，逐漸形成了敬虔主義、基要主義和靈恩主義等傾向，從而與公共生活脫節。「文革」結束後，家庭教會迅速發展，尤其是近十年來，城市新興教會成為家庭教會的主力。城市新興教會追求公開化和合法化的努力，也使得「家庭教會」這一名稱已不足以概括教會的現狀。比如，就聚會場所而言，有許多城市新興教會進入了寫字樓（辦公室）等公開化的區域聚會；就神學立場而言，加爾文主義、改革宗神學成為主流；就教會建制而言，共和制和代議制的長老會模式比主教制的聖公會和會眾制的浸信會更受歡迎。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基督徒在中國社會轉型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08年，四川地震發生之後，基督徒廣泛介入救災和災後重建事務，家庭教會第一次整體性地浮出水面。同年，以劉曉波為首的民主人士發布了一份迄今為止最為成熟的民主和人權倡議書——零八憲章，在該文件的起草、組織和推廣過程中，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群體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四川地震與中國家庭教會浮出水面

2008年四川大地震，其強烈程度、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在半個世紀以來僅次於唐山大地震。誰也沒有想到，正是藉著參與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中國家庭教會突破​​了長期形成的地下狀態，浮出水面，不僅彼此聯接，也為世人所知。在地震之後最初的幾個月間，全國志願者絡繹不絕地入川，在通往災區的道路上，人們時不時地看到貼著十字架和寫著教會名稱的車輛奔馳而過，這種情形在平時是不可思議的。據不完全統計，參與四川賑災的中國志願者超過一百萬人​​，而基督徒志願者達60萬人，佔總志願者的60%左右。基督徒捐款的數額達113億元人民幣。

例如，由遍布全國十五個省市的兩百多間教會、三千多名基督徒共同參與的「愛心行動」，堪稱賑災過程的新組建的最大的非政府組織。「愛心行動」在災區的十餘個點進行紮根的、長期的賑災工作，其工作範圍涵蓋以下各個方面：運送食物飲水、協助拆除危房、水管鋪設、安置水箱、災民探訪、心理諮詢、建立帳篷小學並參與教育工作、派遣醫療人員協助醫院等。「愛心行動」秘書長、武漢家庭教會的牧師黃磊在美國訪問時，一名美國的基督徒大學校長對他說：「我們雖然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但這麼多教會這麼快地連結起來，我們都做不到，中國教會所做的非常了不起。」

又如，以單一的教會而論，北京守望教會在地震後組織捐款，一次收到信徒捐款20萬元，全部直接送到災區。之後，守望教會差派二十多人次的志願者參與賑災活動。救災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教會繼續開展針對北川任家坪村的對口關懷。教會的志願者給那些有困難的孩子的家庭每月寄兩百至三百元的生活補助，並且與他們保持聯繫，不僅關心他們的生活，也關懷他們的心靈。這樣的教會，在政府力不能及的地方發揮關懷和憐憫的作用，是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在兩年後卻橫遭當局打壓，無法進駐自己購買的聚會場所。中共當局倒行逆施的做法，只能證明美國總統裡根說過的一句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希望所在，政府就是問題本身。「

在四川地震之後，依託於教會、為了賑災而成立的機構或團隊還有：生活重建工作站、希望社工服務站、生命力家園、帳篷之家、彩虹重建計劃、光與聲行動、小羊之家、愛之家、聖愛基金、愛心植苗、成都榮美團等等。中共建政以來，「大政府」和「小社會」的格局牢不可破，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卻又是效率最低下、服務水準最低的政府。因此，遇到四川地震之類的重大突發事件，政府的弊端暴露無遺，缺乏中間社會和民間自生力量的困境也愈發凸顯。面對災民命懸一線、災區重建困難重重的現實，教會和基督徒沒有無動於衷、袖手旁觀。信仰改變生命，也改變世界觀，教會和基督徒在此歷史性時刻挺身而出。由此，教會與社會的藩籬被打破，家庭教會走出昔日保守、封閉、隱秘的狀態，遵循聖經中做光做鹽的教導，成為中國正在發展成形的公民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零八憲章與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出現

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知識界長久地陷入沉寂之中。直到2008年零八憲章的發布，中國才有了一份民主轉型的宣言書。

零八憲章與教會和基督徒的密切關聯，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透視。

首先，零八憲章的首批簽名者有303名，僅僅依據我個人不完全的了解，其中基督徒就達30人左右，粗略統計名單如下：

吳茂華（四川，作家），徐珏（北京，研究員），艾曉明（廣東，教授），何光滬（宗教學專家），余杰（北京，作家），秦耕（海南，作家），周舵（北京，學者），焦國標（北京，學者），李柏光（北京，法學博士），傅國湧（浙江，作家），王怡（四川，學者），昝愛宗（浙江，記者），周鴻陵（北京，社會活動家），范亞峰（北京，法學博士），李元龍（貴州，自由撰稿人），盧雪松（吉林，教師），王光澤（北京，社會活動家），高兟（山東，藝術家），高強（山東，藝術家），唐荊陵（廣東，律師），莊道鶴（杭州，律師），鄭恩寵（上海，法律人），劉正有（四川，人權捍衛者），趙常青（陝西，作家），劉賢斌（四川，民主人士），歐陽懿（四川，人權捍衛者），張鑑康（陝西，法律工作者），張星水（北京，律師）等。

由此可見，基督徒佔了首批簽名者數量的近十分之一。

據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公佈的報告，基於中國最權威的零點研究諮詢公司所做的「中國人精神生活調查（CSLS）「得出的數據推論，中國自我認同為基督教信仰者的最多有三千三百萬人，其中信仰基督新教的有三千萬，信仰天主教的有三百萬。報告所提出的信仰基督新教的人數比社科院公佈的二千萬高出百分之五十，但低於常常被引用的五千萬至一億三千萬的數字。根據這一數據計算中國基督徒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大約為4%左右。

由這兩個數據作對比可以發現，基督徒佔中國總人口的4%，但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占公共知識分子的10%。也就是說，積極介入社會公正、人權民主等「敏感議題」，並有相當影響力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基督徒總體比例的2.5倍。由此可見，新教進入中國兩百年來，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終於出現在地平線上。

其次，與前後出現的多種有關民主、人權的文件、聲明和聯署信相比，零八憲章就中國現實問題提出十九條建議，其中專門列出第十二條為「宗教自由「，其具體內容如下：「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乾預。審查並撤銷限製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製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這是民主人士第一次對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作出完整的回應。此前，在中國，宗教信仰自由在各項人權中一直被放在可有可無的邊緣位置（與之對應，政府設置的宗教事務局也處於權力的邊緣位置）。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開始，在中國知識階層中即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將宗教視為迷信並尤其敵視基督教的傳統。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都輕視或蔑視宗教信仰自由議題，對家庭教會遭遇的迫害沉默不言。而零八憲章對宗教信仰自由問題的重視，除了因為起草者和簽署者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且其靈魂人物劉曉波本人對基督教思想頗為親近之外，更因為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宗教信仰自由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無法繞開的重要議題。換言之，以家庭教會為代表的信仰者群體，從原來集中於農村的老弱病殘人士，轉變為集中於城市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他們對宗教信仰自由高度關注，而宗教信仰自由又與其他各項人權和自由密不可分。

※教會和基督徒是公民社會的基石

中國教會和中國基督徒在四川地震和零八憲章中嶄露頭角，既與中國社會變革在即的大背景有關，也源於教會內部神學的轉向和教會治理模式的更新。目前，中國是全世界改革宗神學傳播最為廣泛和長老會教會建制發展最為迅速的國家，而加爾文主義中對公義的注重，正好彌補了華人教會中只談愛不談公義的偏差，也就是潘霍華所說的將上帝的昂貴的恩典變成「廉價的恩典「的錯誤。公平和正義恰好是中國社會轉型中必須實現的重要價值。

以此視角審視中國家庭教會未來的發展趨勢，台灣長老會可以提供諸多寶貴的經驗。1977年8月16日，台灣長老教會在白色恐怖中發表《人權宣言》，呼籲「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揭開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聲。早期黨外運動的骨幹，很多都與長老會有著深厚的淵源關係。台灣長老教會在台灣長達二十多年前赴後繼的民主運動中，始終扮演著引導者、扶持者、陪伴者和安慰者的角色。

而在今天的中國，家庭教會正在走出「受虐者「的陰影，但還不足以充當人權運動先鋒的角色。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對社會和教會均形成一定的衝擊。教會對如何接納和牧養這群前所未有的信徒，尚未作好充分的準備；而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特定的人群，對於如何融入教會這一生命「共同體「，如何實現愛與公義的平衡，如何實現個人敬虔的生活和維持追求公義的勇氣的平衡，也還處於學習與嘗試的階段。只有在融合完成之後，教會才能先於社會實現轉型，並以自身的轉型成為社會轉型的標杆。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當中國社會和中國教會共同完成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出三峽「的歷程的時候，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共和國，神州也才能名副其實地被真理所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