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議題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來說，是個複雜的議題。中國對台灣有軍事威脅，在國際上拒絕台灣存在的權利，否定台灣的民主，更與國民黨合作摧毀台灣的自由與法治，這都與植基於本土、追求台灣人民出頭天的教會信仰有深刻衝突。此外，除了得到中國允許，否則沒有自主教會的存在，這個作為也不被信仰唯一上帝、遵主為大的基督教會所接受。而北京政府對於異議人士的打壓、對於圖博、新疆以及法輪功學員的持續壓迫、對於農民工的系統性剝削、與明白拒絕民主選舉的獨裁政權性質，這些作為也不是以信仰是為了在地上實現上帝公義的基督教會所能接受的。

另一方面，隨著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日趨緊密，往來台海兩岸的各種形式互動快速增加，特別是在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北京政府開始開放陸客來台觀光、陸生來台就讀、馬政府也快速開放台灣讓陸資可以登台投資、陸幹可以來台工作。現在更計劃在2013年完成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大幅修改，以便為海基會-海協會互設辦事處創造條件，也讓中國配偶可以早日取得身分證參與投票及在台工作。作為社會一部分的教會，也會受到這些日益增加的中國在台因素（陸生、陸客、陸配、陸資等），加上之前已經出現的在中台商數量，這些不屬於高層政治或普世價值的議題，更對於長老教會在地區的牧會經營及相關事業機構的管理等，都產生巨大的衝擊。

長老教會不是政治團體，但基於信仰立場，在台灣特殊的時空下會產生出特定的政治主張。長老教會更是個以上帝信仰與聖經教誨為基礎的屬靈集合，因此所有的作為都必須以基督信仰為最終審判標準，一般政治團體講究的妥協技巧與務實操作，是不見容於教會的主張中的。絕對且毫無瑕疵的價值要求，是作為上帝子民集合的教會需要遵循的典範。舉例來說，民進黨作為一個在民主體制下運作的政黨，往往為了權力與執政的要求，使其作為須有某種妥協與務實的成份；聯合次要敵人以孤立主要敵人、化敵為友等操作，不僅被認為是政治的常態，更會被視為是高明的政治技巧。但是以信仰為根基的教會卻不能在價值有所妥協，畢竟對教會來說，上帝會憐憫與赦免犯罪的人，但不會對罪惡妥協。教會面對中國議題時，這樣的自我警醒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政府的對台作為

冷戰結束與台灣民主化以來，中國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主張始終不變，雖然使用的語言會改變（從老三句到新三句）。也始終不排除以武力完成統一，不讓台灣在國際上有任何可被認為是與中國有區別的代表權的立場也沒有任何鬆動。在這些前提下，以具體的作為做區分，中國對台手段的使用大概可區分為三個時期/階段。

第一個時期，橫跨李、扁在位的時間，中國的作法是文攻武嚇軟硬兼施，要台灣同意一個中國原則。此時北京對外訴求是主張反對台獨，並刻意指出自身『只是反獨，不是促進統一』，以表示中國不是在破壞現狀（因為先前的兩蔣政權也都同義是借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此隱含在改變現狀的是台灣。再加上因民主化而頓失影響力與特權的深藍前朝權貴之吶喊助威，開始在國際上，特別是在美國政策圈中形成認知：認為隨著台灣民主化所釋放出要求更大的國際代表性與制憲正名的呼聲，是個破壞台海穩定的麻煩製造者，特別是這個呼聲與台灣民族主義有關，會刺激中國民族主義的反彈，兩個對立民族主義的相激相盪下會使情勢一發不可收拾。當年美國就是被南斯拉夫分裂後的民族主義、宗派衝突與種族清洗暴行弄得一團亂。

這樣的論述環境使得台灣民主化在美國主流的戰略社區中得不到[正面評價，反而多被視為是麻煩，特別1996年發生台海危機後，美國的中國通們更堅定這樣的認知。為了避免與中國因台灣議題出現衝突，美國必須控管台灣。台獨被認為是造成戰爭的禍首（不是中國的武力侵犯），台灣憲改的內容必須不能跨越中國設下的紅線。

第二階段，在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此時中國的主張從反獨，轉到要求台灣承諾一中，要台灣公開承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胡六點）。當台灣接受一中原則下，中國可以考慮選擇性的釋放若干國際參與（例如世界衛生大會），作為對馬政府對中國讓步的獎賞。馬政府對內說其中國政策是基於『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並提到根據憲法，台灣與大陸是一個國家兩個地區，不是國與國關係。把從李、扁時代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以及『一邊一國論』，大幅倒退到兩蔣時代的主張。雖然馬政府說一中指的是中華民國，但對北京來說，由於世界上的一中共識是世界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雖然馬政府堅持中華民國，但此說形同回到兩蔣時代與北京爭奪中國代表權的主張，使得得北京政府可以透過國際的一中共識有效宣稱台灣屬於中國，造成一中原則的國際化與實體化。

雖然成功達成一中的國際化，以及在國際場合進一步把台灣邊緣化，但畢竟馬政府還未公開同意一國兩制以及台灣屬於PRC，所以中國對台軍事部署依然沒有鬆懈，台灣的國際參與也依然屬於臨時性措施。

第三階段，在2012馬英九連任後，中國決定加速一中框架的建立。中方首先定調現在的兩岸關係是『兩岸同屬一國，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加大力道希望啟動政治協商，更認為現在的兩岸關係已經跨越『九二共識』所能承載的階段。中方對馬政府『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談判順序早已不耐，但現在與其消極等待馬政府願意談判，還不如中方親自出手比較直接。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來台逕自前往中南部綠營陣地『long Stay』，直攻綠營的政治經濟基盤，積極對綠營人士招手個別拉攏（但始終反對進行黨對黨對話），同時強化部份紅頂台商（例如蔡衍明）在台灣的操作力道。

由於馬英九不可能連任，中方也認為馬連任多是依靠北京的加持，因此現在的重點不是扶持馬英九，也不是介入國民黨內部，而是對藍綠陣營都擺出利誘姿態，特別希望綠營指標性政治人物『起義來歸』，即便不是積極配合中方的一中原則，但也要在反獨立場上做出貢獻（例如將民進黨的台獨黨綱無效化與汙名化）。對綠營的重視是因為中方認為不可能在泛藍與外省少數族群手中完成統一，併吞台灣必須要有本省人的同意，特別是綠營/民進黨的配合。既然現在對國民黨工作已經完成，如何拉攏或分化民進黨及其他本土反統力量，就成為最關鍵工作。

中方也認為強化兩岸文化交流，簽署明確對一中原則與台灣人是中華民族承諾的文化協議，是防堵台獨逆流回潮的關鍵手段。一個重要的工作領域是大眾傳播，以鄭弘儀『大話新聞』的停播為分水嶺。因這表示過去演藝界倚靠中國市場的想法，也開始散佈到對票房與收視率不是那麼敏感的台灣新聞界與出版事業。因此透過操控中國市場的准入權，北京可以直接指揮台灣的新聞露出、報導內容與質疑方向。對北京而言，新聞報導可以反馬（反正馬英九無法連任），但絕不能批評北京。加上2012年初台灣企業主在中方要求下紛紛對九二共識與反獨表態，與1996年中國飛彈威脅台灣時全國團結一致抗中的氣氛相比，現在的台灣則充滿了無所不在的中國陰影，批評中國的人被媒體描寫為破壞和平的挑釁者。而不願配合北京對外作為的人則被公開罵為賣國賊。

※在台灣的中國非政治因素

以上談的是中國政府的作為，但是這幾年台灣一般人民（不是赴中投資的台商）感受最深的中國因素，除了藉由紅頂台商所操作出的作為外（例如旺中傳媒牽涉的壟斷與霸凌知識界的爭議），應該是隨著交流快速增加而在台灣出現日多的中國存在，這包括中國在台開設分支機構的工作人員（陸幹）、中國觀光客（陸客）、中國學生（陸生）、中國配偶（陸配）、以及日益增加的中國資金。固然這些會得到增加與中國政府政策有關，其中也有不少北京政府可以管制或操控的成份。但並不是每個成分北京都可控制自如，特別是與人有關的部分，北京的控制力就出現明顯下滑。

以陸資來說，目前在台的陸資數量相對有限，且多是台商陸資（是在中台商的回台投資）。可是有更多的案例是陸資透過第三地（港資、開曼群島、維京群島等私募基金）進來的。這些來自第三地的投資往往不被歸類為陸資，且其出手多是透過併購或買收某企業的持股以掌握控制權或發言權。

而直接來台陸資上，許多是以少許資金來台開設辦事處。這造成在2008馬政府上台後，中國事業機構在台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也因此引入了中國白領勞工，即所謂的陸幹。在台中資機構的純粹私人企業不多，多有官方背景在後面支撐。

至於陸客方面，這是台灣一般民眾最常到的。不僅台北故宮、101大樓等充斥陸客身影，著名景點如阿里山、日月潭、東海岸也常看到陸客的身影。而在2012年開放陸客自由行後，也有陸客單槍匹馬自行來台。以陸客一年估計約有350萬人次來說，相當於每天都有一萬名中國觀光客在台灣四處趴趴走，相當於已經有兩千分之一的在台人口是中國人。

而馬政府開放陸生後，台灣也開始看到中國大學生來台就讀。以就讀人數來說，實際上作為全時專修生的人數並不多，2011年數量約為一千多，2012年還不滿千人。但是真正的陸生數量是來自於短期交換生。這些來台灣停留三個月到半年的交換生，其數量遠超過全時專修生，特別是時下許多私立大學爭取陸生的主要方式：希望透過爭取短期生，可以逐漸使得中國合作學校或單位，願意開放更多中國大學生來台灣長期就讀，包括就讀研究所，使得面臨關門的學校及其教師得以存活。而以北京官方對於陸生來台就讀的態度，光從這兩年數量的稀少，以及來台觀光陸客的大規模膨脹作比較後可看出，中方對於陸生來台就讀不是那麼配合，會不會這是擔心來台陸生會被『綠化』，或更質疑共產黨，就不得而知了。

在陸配方面，實際上這是北京政府最無法控制的一群，特別是九十年代來台灣的陸配。這些多是中國女子，嫁到台灣有各種原因，當時有一些是不願在中國生活而來到台灣的。這些陸配是否願意配合共產黨恐怕是大有疑問。當然隨著中國崛起與台灣經濟的下滑，兩岸婚姻的性質也出現轉變。只是數量相對於2008年錢的來台陸配來說，依然是少數。

陸配另一個特色，是這些人已經是台灣的一部分，與台灣人一起生活，對台灣的感情與牽絆，也比觀光陸客與短暫來台的陸生要強得多，當然也比其他人更了解台灣，以及在兩岸政治經濟關係高來高去下，對個人的相關影響。

※長老教會如何應對中國因素

對長老教會來說，中國政府對於台灣主權的威脅與凌虐、對台灣民主的干涉與阻礙，是教會領導層與信徒較為知悉的問題。而中國政府至今對人權的戕害、對基督教信仰自由的干預，要求教會服從於政黨與國家的領導，也與基督教奉主為大，只有一個上帝的要求背道而馳。教會本身的國際參與及信仰合一的合作，因中國政府的壓力導致教會的國際合作受到嚴重打壓。而隨著兩岸互動日趨密切，在各地方的教會與總會事工開始會遇到中國人因素，則是一個新的現象須要處理。因此台灣長老教會要處置的中國因素：包括中國對台主權與安全的威脅、中國對內打壓人權與違反信仰自由、中國在國際上對長老教會參與活動的抑制、以及兩岸互動日趨緊密後所出現的地方教會牧會、總會事工及對教會所屬事業機構經營的挑戰。

進一步分類，可以發現前兩者與台海既有的政治爭議與教會信仰的價值問題有關，後三者則與教會的經營、合作與互動相連繫。而之所以會出現爭議，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政策所致。至於陸生、陸配對於地方教會牧會的經營挑戰，與其說是問題，還不如說是一個促進教會面對新局勢的發展機會。畢竟教會是屬靈的團契與信仰團體，基督對於罪惡採誓不兩立的立場，可是卻多次給人機會，殷切期盼他/她的悔改。在此非意指陸生或陸客是罪人，而是說既然陸生與陸客是人，教會就不能將其視為是中國政府的操作工具（當然我們並非愚蠢到不去注意有些人可能負有任務）。這是因為教會對於要進到教會的人沒有拒絕的權利，同時更應該鼓勵人多參與教會，分享基督的救恩。

將中國人與中國政府分開，我們反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對於願意到教會的中國人誠心接納。而在信仰的基礎上，我們譴責違反基督基本價值的作為，更不會為了形式上信徒數目的增加而對信仰自由與基本人權的戕害視而不見。掌握這些原則，堅信上帝是最終權威與唯一價值的依歸，相信有助於教會面對中國事務應對方向的掌握。當然這可能在現實上會使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相對於其他教會的對中立場，會處於一個更艱困與孤獨的位置，而且對於中國政府在國際上透過綁架內部人民要脅普世教協妥協的作為，也可能無法提供一個具體的對應方略。

在這些原則之下，教會實際上可以在幾個議題上更進一步表達立場或主張。

1. 中國政府拒絕台灣主權、威脅台灣安全、與對台灣國際參與的打壓，教會對此議題可有更清楚的宣示。過去「我們的呼籲」與「國是聲明」，表達對台灣前途的憂心，並總結出台灣人出頭天與住民自決的立場，其結果轉化為呼籲國際社會對台灣人權與民主的重視。現在台灣民主化已歷二十餘年，在中國因素下出現後退的嚴重問題，而台灣人民爭取住民自決的立場更因崛起中國舖天蓋地的宣傳導致連自決的權利都可能不受支持。因此一個明確標出中國因素的作為與立場且持續發聲，不僅是基於信仰的所須，也是在七十年代教會主張的基礎上之自然延伸。 

2. 除了反對中國對台打壓的政策外，既然提到中國因素，以及台灣與中國十分複雜且特殊的關係，教會有必要針對發生在中國的人權侵犯問題進行系統性的關心與發聲。這包括對圖博、新疆、法輪功問題、受打壓的維權律師、揭弊的獨立記者、受剝削的農民工問題等。

3. 對於因交往而必須接觸之中國三自教會無須迴避，可是不要因此迴避或刻意與家庭教會的接觸保持低調。長老教會也應基於捍衛基督信仰的立場，積極為家庭教會/地下較會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問題發聲，甚至可考慮如何在家庭教會的教會資源協助上扮演角色。而在與三自教會見面的場合，即便這令對方不快，也應誠實將教會對這個議題的關懷與立場明確說出。

4. 對於在台灣而進入長老教會系統禮拜或參與活動的陸配與陸生，一般而言有兩種經營方式。第一種是不刻意強調其中國身分，而將其放在強化對在台外籍配偶家庭與在台外籍生的關懷事工中，因此對於外籍生、外籍配偶的工作要花費更多力氣予以推動並加強。另一種做法則是注意到他們的中國身分，使得他/她們相對其他外籍人士融入台灣相對容易，但是衝突也會因此而更為深刻，對此狀況予以專門關注。如要採取第二種作法，就必須在教會有個針對陸生與陸配的關懷中心及配套準則的設置，同時也讓地區教會在處理這些現象時較不會落入要單獨面對的處境。這兩種作法不必然存在互斥關係。

5. 教會所屬相關機構（醫院、教育機構、研究單位及其他事業機構等），未來與中國的接觸也會越來越多。教會/總會可能要對於這些接觸須有總體掌握以及可能的預期。有的事業機構的中國接觸完全是基於兩岸交流日趨緊密自然出現的狀況，有的則與教會事業機構自身發展策略的選擇結果有關，更有的是來自中方高層意圖對台統戰或掌握歷史論述主導權的工作。業務須要的接觸無須迴避，但是自身發展策略導致的與中合作，則須要放在教會信仰下檢視，畢竟教會事業機構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團體。至於與中國對台戰有關的行為，則特別須要高度關注。

例如過去就有教會所屬事業機構在中國經營合資醫院，而隸屬中國對台戰略操作關鍵智庫的廈門大學台研院，與長榮大學台研所的簽署合作備忘錄等。特別是後者，為何一個是中國唯一的院級對台研究單位（其他大部分是研究所、研究室、研究會或研究小組），會專門與在資源及研究數量都與國立院校存在差距的研究所進行雙邊合作，要說不存在中方對台統戰的意圖，特別是中方對於長老教會以及台獨力量的關係之理解，是說不過去的。既是如此，這些問題茲事體大，任由個別院校單獨面對，缺乏資訊的整合與應對作為的判斷，就可能會無力應對這個問題。

總而言之，長老教會是基於信仰，而不是其他因素，對中國相關議題會有特定的立場，因此應對方式也應回到信仰的初衷，而不是著眼在政治，更無須呼應選舉政治的現實。教會是屬靈的團契，是見證上帝信仰的信徒集合，不是政治團體，也不是以商業營利為中心的法人。把人與政策進行清楚區分，我們固然無須看到中國就咬牙切齒，也不必為了營造接納中國人氣氛而在自己的立場有所妥協。舊約提到令人敬仰與偉大的君王，從來不是來自他們的戰爭事功與領土的擴大，或是善於利用埃及、巴比倫、亞述間大國矛盾的外交策略家，而是在處事與治理國家都以上帝為中心的人。相信這也是處理與中相關議題基本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