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享譽普世教會的中國家庭教會（House Church in China）是中國真正的教會，其信仰之真、人數之多、範圍之廣，令「三自愛國會」（以下簡稱三自會）望塵莫及。家庭教會與英國清教徒中的分離派一樣，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國教、獨立於政權的教會體系，也成為中國人數最多、資金最充裕、範圍最廣、勢力最強的非政府組織（NGO）.她人數估計有7千萬之多、資金主要靠信徒奉獻、遍及全國包括新疆西藏、中共發起多次剷除運動都無法剷除而且越鏟越興旺。

由於中國家庭教會與清教徒運動的歷史處境的相似性，所以清教徒要走過的路，也許是中國家庭教會要走的路。清教徒們只想自由地敬拜，沒想到這種追求最後竟成就了英國的憲政民主。家庭教會在單單實施自己的敬拜信仰自由時，無意地為中國公民的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做出了貢獻。儘管中國家庭教會的信徒們不想政治化追求信仰自由的行動，但歷史的弔詭卻讓他們不得不擔負起政治民主化的文化使命。

※家庭教會的由來與現狀

家庭教會的名稱，其實是個前後矛盾的概念。因為教會是公共的、開放的概念，而家庭卻是私人的、隱秘的概念，將兩個前後衝突的概念放在一起，這是由中國特定的政治環境所造成的尷尬。這類詞還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集中製等等。

由於中共宗教黨全權獨佔社會一切的公共資源和空間，使基督信仰的公共性、社會性及信仰內容的獨立性，就被壓縮在私人的、隱秘的空間中進行，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崇拜唯有從信徒的家裡開始進行，這就是家庭教會得名之由來。（類似初代教會的家庭形式：約廿19，徒一13）。當然，現在家庭教會（特別在溫州、北京、上海等地）開始租用寫字樓或自建較大的非家居式建築用以聚會，但敬拜場所已經不重要了，所有獨立於官方教會、尊基督耶穌為教會唯一元首的教會都被稱為家庭教會。

家庭教會最初是在1950年代中共組建三自愛國會時形成的，那些不願加入三自會的牧者和信徒，在大逼迫的環境下開始在家中聚會。中共把堅持不加入三自的教會領袖，如王明道、林獻羔、袁相忱、謝模善等一概逮捕下獄。這些領袖所在教會的會眾開始四散，有的就開始了家庭聚會。他們都以非教會的形式出現，沒有公認的領袖，非常隱密，在逼迫中互相安慰扶持。

1959至1962連續三年的大飢荒，天災加人禍，哀鴻遍野，餓死的不計其數。這時中共政治管制被迫暫時放鬆，浙江、廣東一帶的家庭教會有所復興。1966-1976年文革時期，家庭教會幾乎全部停止活動。殘酷的武鬥連公開的三自會人士也不能倖免，但上帝早一步預備了特殊恩典，使文革前就遭關押的大批家庭教會領袖在牢房中倖免被批鬥致死，為中國教會存留了不少器皿。

文革結束後到1980年左右，是家庭教會尤其是農村家庭教會大復興的年代，家庭教會如雨後春筍、春天花朵，在全國各地的廣大農村欣欣綻放，其中尤以河南、安徽、浙江溫州、福建、廣東等地的發展蓬勃興盛。之前被監禁的傳道人紛紛獲釋回家，他們在全國各地傳福音、為主作見證、建教會，他們帶著基督榮美的生命影響了千萬生命。當時家庭教會以農村10多萬會眾的團隊為典型，如中華福音團契、華南教會，還有北京的袁相忱、廣州的林獻羔兩位教會領袖代表，他們一南一北的事奉受到海內外教會普遍的尊崇。在神學上，此時以靈恩教會為多。

※城市家庭教會的複興

1989年後，眾多城市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加入教會，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很多農村教會進入城市，從而帶來城市家庭教會的大復興。城市教會的人數少則100人左右，多則1000人，如北京守望教會就有1000多名會眾，有學生、老師、商人、律師甚至官員。在神學上改革宗神學開始逐漸成為城市家庭教會神學主流。如守望教會長老孫毅、遊冠輝就是中國三聯版約翰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的編校者。

如果說從1970年代改革開放到1990年代是福音撒種、大規模鬆土、以團契為標誌的第一階段的話，那麼從1990年代開始的第二階段，實際上是信仰深化、教會公開化規範化、文化基督化等為特色。在第二階段，家庭教會的合法化、公開化、整體化、獨立化、自治化是家庭教會新生代的根本訴求。

目前，家庭教會在神的帶領下已經在中國牢牢地紮下了根基，無論對教會還是政府來說都是「覆水難收」。時代的腳步已經使中國家庭教會從農村走向城市、台下走向台上、邊緣成為主流，大部分在改革開放初期建立的家庭教會，經過第一階段發展，已經如守望教會一樣人數眾多、事工擴大、影響力增長、信仰訴求提高，購置教堂、有教產、有合法社會法人地位、公開敬拜、合法地開展多項教會事工是他們的共同夢想。如守望教會金天明牧師一再強調，守望教會過公開、整體的堂會生活，是一個發展了20多年的教會的必然要求，也是神旨意最為清楚的帶領。

家庭教會僅就人數而言，至少是三自會人數的三倍。2010年8月，中國官方發布《宗教藍皮書》指出，中國現有基督徒總體估計為2305萬人，但這個數字僅僅是三自會成員。前《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部主任戴維‧艾克曼早在2003年就聲稱在中國，基督徒與天主教徒合計有8千萬之多。而美國《今日基督教》的估計更是高達1.3億。另據家庭教會研究的官方學者於建嶸在2008年指出「三自教會人數在1800萬至3000萬之間，家庭教會人數在4500萬至6000萬之間」。

※目前中共對待家庭教會的政策

2011年4月10日開始，有會友1000人，被中共政權剝奪敬拜場地的家庭教會「北京守望教會」，不得不到中關村一小廣場進行戶外敬拜，這次聚會牧師同工被軟禁在家、100多位信徒被抓捕，引起全世界信徒、媒體的關注。

從那次開始一直到現在的一兩年裡，守望教會會友因沒有聚會場所而一直堅持主日戶外聚會，但每次的戶外聚會都被公安圍追堵截，凡去中關村小廣場敬拜的信徒一律被抓到派出所，審問後釋放。信徒因為堅持戶外聚會而被公司、單位解聘，被房東解除租約，守望教會牧師金天明牧師、長老孫毅、遊冠輝等至今還被軟禁在家裡，守望教會正在肢解、破碎，守望教會的命運反映了目前中國城市家庭教會受逼迫的狀況。

另一方面，中共政權並沒有定守望教會為邪教，也沒有用刑事手段處理守望教會的信徒。中共當前對家庭教會的政策表現出與西藏、新疆、法輪功問題的不同性，在目前新形勢下，中共對待家庭教會的政策確實讓人有難以捉摸的感覺。

其實，中國政府對待基督教的政策，是有規律可循的，根據趙天恩牧師《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一書和本人的體會，我認為政府對待基督教的政策，受四個方面的影響：

首先.馬克思列寧主義“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必然要消亡”的宗教觀、共產黨宗教黨的本質和中國歷史上政教神道設教的傳統。這是它一直對基督教沒有好感、並要絕對控制的原因。這是中共制定對付家庭教會政策的基礎。

其次，中國的宗教部門隸屬於統戰部門，宗教組織是其統戰工具之一，出於團結黨外、搞好國際關係、樹立國際形象的統戰目的，宗教政策也有不斷地調整，這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以來，總體上對基督教還是不斷放寬的原因。

再次，中國宗教政策受政治形勢影響非常巨大，政治形勢緊張時，對教會的逼迫也就加劇。改革開放後，政治上改革開放，宗教政策隨之溫和。但改革歷程中保守派的每一次反撲，都導致宗教政策的收緊，逼迫的加劇。如1983年的嚴打期間、1986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9年六四鎮壓後，政策收緊。從1990年代中期，由於提出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政策、由於和諧社會的提出，宗教政策一度緩和。但近幾年，由於2009年六四20週年、茉莉花革命、政治局常委換屆，政治形勢趨緊，宗教政策也開始收緊。

最後，宗教政策的制定也考慮到信徒的抗拒程度。例如由於農村家庭教會​​信徒從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地與政權的抗爭，政權最後也只能採取默認的態度對待農村家庭教會。由於目前城市家庭教會信徒的各種抗爭，對小規模的家庭教會，中共也採取默認的政策。

這四個方面是理解中國宗教政策的關鍵因素，當前的宗教政策，既有歷史的延續性，也有當前政治形勢的特殊性；既有出於統戰考慮的靈活性，也有意識形態決定的頑固性。明白了這四個因素，就為理解和認清中共當前宗教政策打下了基礎。

在理解和認清中國政府對待家庭教會的當前政策時，要避免兩個極端，一是認為當局會把家庭教會定為邪教後，像法輪功那樣剷除，一是認為現在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再沒有必要要求改善。避免第一個極端，是讓我們看到目前政策的相對進步性。避免第二個極端，才有鬥志不斷地推進家庭教會的信仰自由度。

之所以認為中共政府不會定家庭教會為邪教，有以下三方面的考慮：首先基督教是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廣泛的正教，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基督教人數佔主流的國家，這些國家中的政治、經濟、文化要人，大多是基督徒，如果定基督教為邪教，那麼中國的宗教政策就會倒退到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而中國政權就要與世界大家庭隔離、把自己不僅開除除聯合國國籍，也要開除出人類的人籍了。

其次，家庭教會這麼多年來的表現，是非常溫和堅韌的，就是累遭逼迫，也是一面忍氣吞聲、一面堅強地拓展，使政權不得不步步退縮。而且家庭教會在社會救濟、社會文化貢獻也有越來越大，國內很多各界名人，都已經是基督徒，甚至很多官員，成為了地下基督徒。打壓所謂的「邪教法輪功」，使中共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政治、國際形象成本，再發動一場這樣的打壓運動，對政權來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第三，當局扶持的三自教會一直自稱是正統的基督教會，如果定基督教為邪教，那麼自己的這一大塊，又如何處理呢？這些綜合因素，是當局一直不敢定基督教家庭教會為邪教的根本原因。

雖然政府不會把基督教當做「邪教」來徹底剷除，但現在對付家庭教會的政策是好的嗎？我認為現在這種有一定自由度的政策雖然比徹底消滅的政策有進步，但也顯然違背中國自己的法律，並且有礙於基督教在國內的發展的。現在對付家庭教會的政策歸納起來有5點，也就是我所謂的五化：

※分散化：

將200人以上的家庭教會分散成基督徒家庭裡面的聚會，或者人數在50人以內的聚會，不讓你成為church（有教堂的教會），而讓你成為fellowship（家庭或小空間中的團契）。上海萬邦教會就是一例。

非法化：

絕不承認家庭教會的社會地位，絕不讓家庭教會以獨立社會法人名義登記。始終把家庭教會作為實質上的非法組織來看待。也因此家庭教會無法有合法的教產、敬拜場所、無合法的教會財務人事等製度、無合法的神學院、出版社、學校等等。

家庭教會與中共政府的關係，非常類似台灣、西藏流亡政府與北京政府的關係。台灣和西藏一廂情願地認為北京會把自己作為一個對等的實體進行談判，但實際上北京從來不把二者當做政治實體，也從來不進行任何正式的、地位平等的政治談判。這次守望教會事件發生後，政府沒有進行過哪怕一次的與守望負責人的談判甚至接觸，從北京政府的傲慢姿態就可看出它從來不想把家庭教會作為與它有某種對稱關係的合法實體來對待。

※隱蔽化：

不讓家庭教會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國際舞台上浮出水面。如2010年洛桑會議，採取極其粗暴的方法阻止家庭教會的代表參加國際會議、在國際舞台上展示形象。如本人在中國時在家庭教會講道可以，但一旦去大學、社會論壇講座，就被事前取消。要把家庭教會的社會影響力減少到最低，這是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目標之一。

※控制化：

本人在國內時與全國不少家庭教會有過接觸。給我的感覺是，雖然各地政策差異很多，有地方控制力度大，有地方能夠包容，但是所有家庭教會，基本上都在政府的全面監控之中，一旦家庭教會人數擴大（估計超過100人） 、一旦產生了社會影響力、一旦涉及海外人士或其他某些敏感事務，那麼家庭教會頭頂的懸劍就會落到頭上。最新的消息是除了控制聚會點外，很多大城市街道辦、居委會都設有專門的家庭教會負責人，負責所在地區的家庭教會信徒。

※三自化：

這次守望事件中，政府動員不少三自教會人員，給守望教會信徒在派出所裡做工作，納入三自、不要再參加家庭教會敬拜。而政府允許的登記是以三自教會附屬機構名義登記，一些經不住考驗的教會納入了三自，成為三自會堂的聚會點、聚會處。納入三自是政府對待家庭教會最終極的目標，但它也知道這是不能「心想事成」的。

守望教會要求的社會地位的合法化、整體性的公開敬拜、合法的教產等等訴求，顯然與中國政府當前對家庭教會的政策是有巨大出入的。針對當前政權的五化政策，家庭教會的要求則是整體化、合法化、公開化、自治化、獨立化。而時代給家庭教會信徒以及同情家庭教會的各界人士的任務，就是突破當前政權和政策的瓶頸，擴大家庭教會的信仰自由度，拓展家庭教會的信仰自由空間。在突破過程中，正如文首所言，統戰範疇中國際形象的成本、國內信徒抗拒所造成的壓力，會是一個很大的參數和變量，而且是人們可以控制的參數與變量。所以，在這兩方面的努力，極可能推動中共對待家庭教會政策的不斷前進而非退步。

※家庭教會與英國清教徒運動相似

中國共產黨當局扶持的三自會本質上是以黨的總書記為元首的國教，這與清教徒時代以國王為元首的英國國教聖公會有極大的相似性。但在三自這個國教裡，也有很多同情、支持家庭教會的信徒和牧者，類似當年在聖公會中謀求體制內變革的清教徒。

家庭教會與清教徒中的分離派一樣，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國教、獨立於政權的教會體系。在情形嚴重的情況下，家庭教會會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被懲處。家庭教會受逼迫的歷史變化性和逼迫的程度，和英國清教徒類似，英國王權對清教徒運動不同歷史時期逼迫的程度根本不同。這與1949年以來，當局對家庭教會在建國初、文革期間、改革開放後、城市教會興起後，有不同政策是一樣的。

清教徒運動在歷史結果和文化使命上的巨大成果，與中國家庭教會有些相像之處。清教徒要走過的路，也許是中國家庭教會要走的路。清教徒們只想自由的敬拜，沒想到這種追求最後竟成就了英國的憲政民主。而中國家庭教會的信徒們不想政治化，但歷史的弔詭卻讓他們不得不擔負某種政治方面的文化使命。

正如官方在《環球時報》針對北京守望教會謀求公開整體敬拜的戶外敬拜發布的評論《個別教會要避免讓自己政治化》文中指出的：「成立任何大型組織，在中國一直是受到認真對待的事情。幾十年來中國社會形成了這方面的審慎習慣，政府的相應管理一直比較嚴格。這方面是否需要有所鬆動，是全社會的政治大事。教會不應當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充當推動變化的激進力量。否則教會就不是在搞宗教，而成為搞政治，這是教會的大忌」。可見，當局真正擔心的是家庭教會在衝擊結社自由的限制，是推動結社自由的激進力量。因此，我們從反面也可看到，家庭教會在單單實施自己的敬拜信仰自由時，無意地為中國公民的結社自由、集會自由做出了貢獻。儘管這不是家庭教會的本意。

我們相信靠著神的大能，必能征服仇敵，讓我們與中國家庭教會互為肢體、同感一靈，同禱告、同戰鬥，共同打那美好的勝仗。也許這就是上帝對台灣長老教會、對中國家庭教會的美好應許和神聖定意。

【編按】

1.本文節錄自郭曼德〈家庭教會與三自愛國會的爭論〉，該文發表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2013年1月7至9日所舉辦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對中國的政策」研討會。限於篇幅，僅節錄有關家庭教會的部份。

2.「三自愛國會」全稱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英文縮寫 為TSPM），是由三自愛國運動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教基督徒的愛國愛教組織，接受國家宗教事務局的依法管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的社團管理監督，會址設於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英文縮寫為CCC）合稱「基督教全國兩會」或「中國基督教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