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或是教會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在基督宗教的歷史中，向來是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筆者自幼所成長的極端保守基督宗教環境之中，對於政教關係的教導，向來是引用新約‧路加福音20章25節：「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作為絕對的價值觀。屬靈前輩透過對這段經文的詮釋，主張教會應該自外於政治之外。因此，對於在如此教導中成長的筆者而言，「長老教會」這四個字，長期以來除了直接等同於「涉政治（台語）」的教派以外；也可以說就等同於信仰不純正，未謹守「聖經教訓」，不敬虔的一群人。

這樣極端的看法，在筆者開始有機會接觸長老教會的信徒，投入基督宗教歷史的研究後，受到很大的挑戰。教會是否有可能自外於政治之外，或是政教之間的界線究竟在何處？直到現在筆者仍然在思考這樣的問題。近年來，筆者加入了長老教會，除了認同這樣的信仰外，也希望透過自身的實踐過程，結合長老教會政教關係的歷史發展，去思考上述的問題。

事實上，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長老教會的政教關係也不是一直維持同樣的狀態。統治政權的更迭與變化，更多時候是政教關係轉變的重要因素。今年（2015）正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150週年，筆者願藉此機會，以回顧歷史的方式，供讀者思考我教會政教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晚清的政教關係（1865–1895）

1858年，清帝國與俄羅斯、美國、英國及法國陸續簽訂天津條約，開台灣府城與淡水為通商口岸，嗣後更以打狗與雞籠為前述二口岸之副口；同時通過上述條約，聲明基督宗教可以自由在各口岸宣教。自此，西方人可以合法地來台灣經商，教會也可以合法地進行宣教工作。距離前一次基督宗教在台灣結束發展的1662年，已經將近200年了。

1860年，英格蘭長老教會駐廈門宣教師杜嘉德牧師等人來台灣訪問後，建議以醫療宣教的方式開啟台灣宣教。因此在1865年，馬雅各醫師受派來台灣，在府城開設醫館行醫並宣教，成為繼1859年的天主教道明會之後，第二個來台灣宣教的教派。1871年底，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士偕叡理牧師抵達台灣，次年在英格蘭長老教會李庥牧師、德馬太醫師的陪同下訪問台灣北部，並選定滬尾為其宣教地點。自此開啟我長老教會在南北二路分進合擊的發展。

然而，因著列強與清帝國往來初期的諸多問題，引發了各種的衝突。這許多軍事、貿易與宗教衝突的背後，其實仍是文化與價值觀的差異與不理解所造成，而宣教士們便是在這樣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宣教。一如清帝國各地，各類問題引發的教案層出不窮，而地方官府或因著尚未理解，或宥於民間強大的反教勢力，不依照條約的規定執行。在條約徒具虛文的情況下，教會或選擇隱忍，撤離當地，以「時候未到」自我解釋；或選擇敦請領事出面，捍衛自身的權益。初期的政教關係，明顯地充滿了敵意。

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為契機，政教關係稍有變化。清帝國體認到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一面充實並提高台灣的政治架構，一面積極地開發台灣，意圖達到全面而有效的統治。來台官員層級提高，同時對西方文化與技術抱有較正面的態度；使教會雖然仍處於敵意環伺之中，卻能得到比較友善的對待。自此，教會遇衝突不必隱忍，可直接與高層官員溝通以解決問題（比方清法戰爭後偕牧師直接找劉銘傳要求賠償教會的損失）。此時的政教關係較前期和緩許多。

※日本時代的政教關係（1895–1945）

1895年，甲午戰爭中落敗的清帝國在馬關條約中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日本帝國作為東亞中最先西化之國，自然對西方文化與基督宗教抱持較正向的態度。同時在政權交替之際，澎湖的林學恭傳道師被迫為日軍嚮導，巴克禮與宋忠堅牧師受請託去迎日軍入台南，也為之後的政教關係奠下了良好的基礎。因此在日本時代前期，政教之間一直維持著和平良好的關係。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漸漸享受到近代化的好處；但另一方面，作為殖民帝國的日本，各種殖民的惡劣手段也照常加諸殖民地台灣。享受著和緩政教關係，教勢不斷增長的長老教會，在逐漸邁向自立、自傳、自養的同時，卻也不曾意識到殖民主義的邪惡本質，也因此沒有對殖民政權造成的各種社會不平等與經濟的剝削，提出應有的批判。

1930年代，軍國主義快速興起，日本急速地右翼化；1937年起，配合日本國內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殖民地台灣與朝鮮也展開了「皇民化運動」。政府所高舉的國家至上、天皇崇拜的政策，與基督宗教信仰有極大的互斥。加以日本逐漸敵視英、美等國，使長老教會與政府間的對立日漸明顯，以教會學校為主要的場域，為了教學語言、神社參拜與基督教信仰傳佈等問題產生衝突。

日本本土大部份教派因為文化上的認同，很快地接受了政府的論述。使得殖民地台灣與朝鮮的各教派在抵抗各種法西斯式的國家精神灌輸時，必須面對來自政府的質疑；亦及，如是抵制究竟是出於信仰，或是出於民族意識？最終我長老教會選擇妥協，當1940年英、加宣教士全面撤離台灣後，教會逐漸被收編入「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之中。雖然教會如此屈從，但也未能減緩政教之間的衝突，因著教會被視為英、美之友，在大戰末期，政府依然對教會充滿敵意。

※戰後至今的政教關係（1945–）

1945年日本投降，中華民國政府依據同盟國先前的共識，代表同盟國接收台灣，自此展開了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階段。甫自極端緊張的政教關係下脫離的長老教會，除了收回所屬教產，並趁便接收部份日本人教會以外，仍在回復氣力的階段。雖然表達出了對新政權的期待，不料1947年隨即發生了228事件，我長老教會信徒中多人遇害或受牽連，但我教會最後卻選擇了噤聲，直到1990年代前後，才正式作出回應，並為過去的不作為道歉。

戰後的政教關係便在如此詭譎的情勢下展開。在英、美、加等國的宣教士協助之下，與1949年撤退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了良好的關係。我長老教會一方面在政府同意下，展開原住民宣教事工；一方面配合美援，協助救濟物資的發放。倍加運動的開展，教勢的推展至1965年以設教百週年為企機舉行的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大典達到高峰。

但也就以1965年為分水嶺，政教關係開始惡化。有一說是反共主義高張所致，另一說則以教勢過盛引起政府側目。不論如何，最後我教會於1972年退出普世教協這一「親共組織」。

與此同時，因著台灣在外交關係上的節節敗退，國內政治的不合理現象，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原擬共同發表對國是的共同宣言。但大部份教派或因草稿內容激進，或受政府關切而未簽署，最後由我教會修改後於1971年發表，即「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此宣言和1975年因為羅馬字聖經遭政府沒收而發表的「我們的呼籲」，以及1977年因中美即將建交而發表的「人權宣言」，對已惡化的政教關係而言無異雪上加霜，但這也是我教會面對惡劣的環境與政教關係，不再沉默或屈從，反而積極地回應。1985年發表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更幫助信徒在台灣實況的處境中，強化落實根植於所居住土地的信仰實踐。

也以如此契機，在1980與90年代，台灣社會面對各項問題時，我教會也益發主動回應，甚而投入各種政治運動之中。同時，台灣也逐步民主化，政教關係也再次變化，逐漸和緩。2000年政黨輪替，政教關係進一步和緩之際，卻也使得我教會部分人士在喜迎新時代的同時迷失，與土地及人民漸行漸遠。如今，我教會雖然仍回應著社會議題，但或漸失其力度，或漸漸對部分議題猶豫或沉默。

※結語

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來台宣教已150年，在這150年的歷史中，固然發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在政教關係時緊時緩之中，漸次活出基督的樣式。但也在自許為先知之際，逐漸忘卻應有的堅持。值此宣教150年的時刻，願藉此政教關係之回顧，重新喚起我教會應有的價值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