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喲！阿恁bē m̄甘喔？」一年後返家的我，跟著阿爸阿母，穿著雨鞋，戴著手套，踩進阿公留給我們的田地。阿爸阿母的農友鄰居們看到年輕的臉孔，驚呼著開玩笑著問，怎麼捨得叫兒女們進田地做苦工啊！

 

過了一年，我才發現，即使是去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尋找，是在找回家的路。

 

被迫當中國人？

 

離開居住30年的台灣家鄉，前往歐洲的心臟——德國，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種鬆一口氣的解脫。在離得遠遠的異地，暫時抽離作為台灣基督徒青年人，在不停找自己的同時也一直對未來感到的各種迷失中逃走。在旅行的空間時間，與台灣隔離，彷彿身體離開就不用再面對這個無解的問題。

 

歐本漢Paul Oppenheim是我第一個抵達德國漢諾威見到的人，他在WCRC總部協助所有異地同工各項居住德國的事宜。我向來對在異地迎接我的第一位當地人有一種自然依附的安全感。他也是唯一帶著我到處辦理證件的德國人。對於要協助我處理繁雜的申請作業，擔任過助理的我，極為感激。這一天，他對我說：「不！我已收到回覆了，沒有別的辦法了。」「什麼？完全沒有辦法嗎？我們不能寫封信表達一下嗎？」 「不，事情就是這樣了」為了不讓我迸出來的眼淚被戲劇性放大，我背對著他，點點頭表示，好，這段對話需要暫停了。德國政府核發給世界改革宗教會聯盟WCRC總部的同工屬外交等級的簽證，比起一般簽證，較為容易進出歐盟各國。而我更是不需要親自到德國核卡單位，只需要由Paul協助代為寄出護照影本與申請書，我在辦公室等待這張特別簽證寄送到府。簽證抵達的時候，誰也沒想到，我的國籍上，被標註為中國人（Chinesisch）。雖然試圖在廁所裡整理好自已的情緒，但當我另外一位同事看到我的紅眼睛，溫和地問我怎麼了的時候，我仍迸出眼淚告訴他，我無可妥協地被迫要當Chinesisch。

 

終於拿到台灣國籍的簽證

 

我向Paul說明這張失誤的身份，也強調接下來前往匈牙利與會的旅程，無法拿著這張失誤的簽證穿越歐洲。德國是個相當遵守規則，深信嚴謹的法條中帶出的秩序。而Paul也擁有了這樣的特質，所以，對話中他直覺地回應我：「No, this is the way it is。」我跟Paul，最遙遠也最接近的距離，就在此刻發生。我與他的對話，圍繞在One China Policy原則上。而我的護照上不可否認地印著Republic of China使我挫敗地陷入無法向他人說明的局面。 

 

我向在德國的台灣友人求救，詢問簽證過程中如何提出台灣國籍的證明，在德國看似嚴苛、繁複的「秩序」與「規定」法條中找到了容納對台灣的尊重。有了德國聯邦統計局2014年版的「國家與區域索引」（Staats- und Gebietssystematik），台灣不再被列為中國轄下，台灣有獨立的代碼（465），國家全名與簡稱都是用Taiwan表示。Paul再次拿著這份文件，寫信給柏林的外事局。後來，我拿到了台灣國籍的簽證。

 

這樣的過程，幫助我，慢慢地從德國看見自己的家鄉。

 

面對歷史迷霧的掙扎

 

集中營與猶太人歷史館是德國面對歷史特別之處。二戰後，德國選擇保留希特勒時代的集中營遺跡，一代代的青年學子踏進真實的遺址，了解德國真實的歷史。「過去不會因為被刻意掩埋而消失，反之，沒有被好好處理的過往只會淺入土裡，日後長出更加怪異扭曲的結果繼續糾纏後人。」（註）

 

每週三的晨更，辦公室同工輪流著，分享著靈修的生活。那天早晨，我分享著版畫家黃榮燦創作的「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木刻版畫作品。那天，我想分享的是參與普世運動，從所屬的教會到普世組織中的運動，尋找公義和平的過程，我浮動的心靈。為了踏上真正邁向公義和平的道路，我開始問著自己，是否走在祂的路上，這種浮動著的不安，就像，身為台灣人，尋找自己身份認同般，需要撥開雲霧般的困難重重。漢斯萊辛（Hanns Lessing），來自德國聯合教會的牧師，結束後向我走來，他說，他跟我同年紀的時候，他帶著怒氣，對他的祖父，質問當時納粹時期的家族故事。為什麼當時家族發生的事沒有被傳講，長期對於當時不堪的事只知保持沈默，即使他已是成年人，卻得在過了幾十年的掙扎著探詢真相？

 

原來，兩個距離遙遠的人，分享著同樣的掙扎，難以言述的是原來面對自己是需要用力撕裂的，朝著我們深愛的父母輩，揭開隱藏的恐懼與傷疤。

開創生命生存路

 

跟鄰居農友們招呼後，我跟阿爸阿母，進田的首要任務，砍除芋頭主梗之外多餘的側芽。這樣的芋頭才擁有養分長成又大又肥美的芋頭。我跟著阿爸阿母，彎著腰，仔細地分辨主梗側芽，阿爸不時的提醒，要把側芽完整的剪除，避免再次重生，被斬除的側芽堆疊在一起，讓側芽腐爛也成為芋頭主梗的養分。我默默地彎著腰，斬側草。腰痠了，扶著腰，抬起身，尋找阿爸阿母在田裡的身影。心中明白著，阿爸阿母是捨不得的，捨不得我身體的勞動。那天，一起踩著同一塊土地，晚餐，共桌吃著要彎著腰才能獲得的肥美芋頭。

 

回程德國時，阿母陪著我站在航空公司櫃檯領取登機證，我自然地把護照交給地勤，地勤把護照翻到封面，再三確認我的護照封面上貼著台灣國貼紙，對著我說：「小姐，提醒妳，這個貼紙可能會被刁難，我們建議你，在這之前就把貼紙撕掉。」「我知道，謝謝妳。」阿母聽見，緊張的問：「你護照是誰幫你辦的？這樣會有問題嗎？」「沒事，到時候有問題我撕掉就好。」我心裡揪著的，不是是否會被刁難，是阿母因為我，心裡響起沒有槍聲的恐懼。

 

我拿著登機證與護照，一起跟阿母阿爸坐著，想要一起陪伴著到我最後登機的時間。阿母再次提起護照貼紙的事，我小心地回應：「貼紙是我自己貼的，被刁難我會撕掉，不會出狀況的。」阿爸聽到對話，反常地展出輕鬆的神情。我想著他教我的，彎著腰才能獲得的豐富甜美。

 

不論是向外找出路，往回家的路守護，充滿勇氣與自信，與開闊的世界一起，開創生命的生存路。

 

註：節錄自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