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悲劇的認知影響對救恩的理解

「悲劇」是西方哲學重要的話題。悲劇最簡單的定義，就是結局悲傷之故事：情人不能結合、英雄壯烈犧牲、國破家亡等。而悲劇之所以被賦予哲學意義，正是由於其悲哀結局揭示人類存在的結構。卡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就是透過悲劇揭示人類的存在問題。存在主義者甚至認為，人生本身就是悲劇。悲劇也是一個神學命題；日本神學家北森嘉藏認為，基督受死於十字架上就是一種「悲劇性的宿命」，因為基督是為死而生，是為了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世人而降生的，在這意義下基督就是悲劇英雄。東亞人要感受基督受難的殉死，就要透過自身傳統的悲劇作比較，才能感通上帝之痛。

 

可是， 東亞的悲劇與西方悲劇存在顯著的差別。日本的悲劇以「つらさ」（tsurasa）為特色；但在清朝以降，華夏的悲劇卻是以「家仇國恨」為特點。兩種特色不同的悲劇，也使兩者對救恩的理解產生不同影響。日本悲劇的「つらさ」使日本人能夠以「痛」把握基督犧牲的悲劇性；但華夏悲劇中的絕望，使華人以「絕望」把握基督救恩之超越。

 

本文之所以用華夏而不用中國或中華一詞，是為了避免「中國本位」、「中華民族主義」或「漢族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前設，與「台灣主體性」產生衝突。正如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所言：「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由於華夏是以禮儀與服章這些文化現象去定義的概念，並不預設任何現代政治國族意識，故本文以華夏取代「中國文化」。

 

漢文無「つらさ」直接對應之字詞。根據北森的定義，「つらさ是在愛他人，為了他人能活下去，而讓自己受苦並死去，或者是讓自己的愛子受苦並且死去的時候得以實現的，例如：《寺子屋》、《熊谷陣屋》、《弁慶上使》和《鮨屋》等。」不過上述日本悲劇對華人來說甚為陌生，因此我亦無意多談其內容如何表達「つらさ」。我想討論的是，到底在華夏傳統的小說和戲劇中，有無任何資源，幫助我們理解救恩的悲劇。

 

華夏文學中的悲劇

然而，要以西方的「悲劇」對華夏古典文學作出區分，並非易事；因為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華夏古典文學往往並非單純的美學情意（aesthetic passion）表達，而是帶有一種強烈的道德批判與理想追求。正因如此，故事結局往往是實現烏托邦或理想，而非悲劇結局。例如：戲曲之中，《竇娥冤》、《趙氏孤兒》和《梁山伯與祝英台》雖然被視作悲劇，其中《趙氏孤兒》的法譯版因為得到伏爾泰的吹捧而大行其道，但三者嚴格來說也不算悲劇。竇娥冤最終沉冤得雪，趙氏孤兒最終報仇雪恨，梁山伯與祝英台最終亦破墳化蝶，在天上相聚。四大名劇——《西廂記》、《牡丹亭》、《桃花扇》和《長生殿》——也有類似情況。《西廂記》的主角書生張珙最終還是考上進士，並迎娶崔鶯鶯；《長生殿》裡唐玄宗最終在月宮與死去的楊貴妃重聚；《牡丹亭》的杜麗娘死而復生，與柳夢梅結為夫妻。真正的悲劇就只有述說南明滅亡的《桃花扇》；雖然在結局裡，侯方域和李香君沒有死去，卻也沒有共結連理，而是出家學道。同樣地，四大名著之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似乎就只有講述貴族興衰的《紅樓夢》跟悲劇有相關。這樣看來，嚴格的悲劇在華夏文學史上並不多見。

 

《桃花扇》和《紅樓夢》有什麼共通點呢？它們最大的共通之處，就是皆成書於清朝，帶有高度的政治色彩。《桃花扇》述說南明覆亡史，其政治意義不言而喻；如果我們同意蔡元培等索隱派的詮釋，《紅樓夢》也是借賈府的興衰去影射明朝的滅亡。滿清歸根究底是外族，終清一世，反清復明的勢力始終存在於民間，這正是為何革命黨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這種政治悲劇的特點在於外在政治局勢與內在道德理想的衝突，簡單來說，就是心懷國仇家恨，卻無力挽救敗局，亦無力報仇雪恨。

 

華夏戲曲中的悲劇

其實自清朝以後，華夏戲曲當中的政治悲劇甚多，而且藝術成就亦甚高。最著名的莫過於粵曲《帝女花》：為何周世顯和長平公主不揭竿起義，而是要雙雙自殺殉國呢？這正是以死表達絕望。反清復明已經不可能了，然而他們不願臣服於清帝，只好自殺殉國。反之，《李後主之去國歸降》是以生表達絕望：宋將曹彬以屠城威脅李後主不得自殺，押解他和小周后至汴京。李後主和小周后為何不反抗呢？因為他們亦自知復國無望，又怕宋軍屠城，只好苟且偷生。雖然兩者都涉及自我犧牲，但上述戲曲所表達的絕望顯然跟「つらさ」有所差別；因為絕望並非僅僅強調主角之「痛」，而是強調其無路可出，無法挽救家國天下的歷史悲劇，因而只能犧牲自己。而這種犧牲亦不會改變大局，只是完成自己的道德義務（「就義」）。這才是華夏悲劇的精神所在。

 

無力挽回政局、無法改變現實，因而絕望，是華夏政治悲劇的主調。絕望的問題已經超越家仇國恨本身。《趙氏孤兒》可謂報仇劇的始祖，但《趙氏孤兒》最終還是克服絕望，實現報仇。「報仇」亦成為當代武俠小說的主調；這些小說描述武功或仙術，但說到底還是以主角驚人的意志，去克服生命中的不幸和困難，實現報仇的目的。然而，真正的絕望是人單憑己力無法克服的。一個人不能反清復明；因無法面對絕望，有些人就直接放棄理想了（《鹿鼎記》的韋小寶就是這種人）。

 

絕望與信仰的關係

「絕望是至死之病」是齊克果之名言。而華夏悲劇正好把握了絕望與死之關係。絕望是心死。李後主和小周后身未死，但心已死了。而周世顯和長平公主更是無法面對心死，只能身亦死。他們不是上帝，無法改變歷史局勢；他們亦不知如何祈求上帝改變歷史。

 

絕望與死跟基督教信仰有何關係呢？基督宗教正是為絕望的人生提供出路。以死表達絕望、以生表達絕望，皆無法克服絕望。《帝女花》或是《去國歸降》的犧牲，只不過是無法改變現實的就義，因為主角都是人，都無法擺脫歷史大勢；但基督卻兼具人神二性，是上帝的獨生子，既在歷史裡彰顯其救恩，亦超越了歷史的限制。基督的犧牲確實改變了現實，因祂以死亡踐踏了死亡，救贖了人類脫離罪惡。「他一次的犧牲，使那些聖化歸主的人永遠成為完全。」（來十14）只有基督的死而復活扭轉了悲劇的結局，將其轉化成喜劇的結局，即神人復和、人類得救。宋滅南唐，終亡於蒙元；清滅南明，終亡於民國。惟有天國永遠不滅。華夏悲劇與基督救恩史的微妙的異同，使華人能夠以「絕望」把握基督救恩之超越：藉著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們終於可以跳出亡國、亡天下之絕望，得見盼望。

 

延伸閱讀：

1.洪耀勳著、廖欽彬編、張政遠校、林暉鈞譯，〈悲劇的哲學：齊克果與尼采〉《洪糧勳文獻選輯》（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

 

2.北森嘉藏著、洪亮編、湯愷杰譯、宋軍校，《上帝之痛的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