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音媒體的滲透

「注意看，這個男人太狠了。」如果看到這句話，腦中馬上出現聲音，請小心，或許你使用的社群平台已悄悄被中國短影片滲透。

 

近年無論是抖音、IG，或甚至是 FB，短影片的崛起迅速侵占了各大數位平台。這些短影片的出現，許多來源是從抖音轉發，透過幾秒的時間挑起觀眾好奇心，把握住短時間對感官的刺激，是短影片爆紅的流量密碼。它們的形式非常多元，如電影解說、舞蹈短片、整人短片等等，然而這些看似無害的短影片，卻可能在短時間內，輸入特定的意識形態給觀眾。

 

電影解說的短影片形式就是輸入特定意識形態的途徑之一。電影解說是將一整部電影的故事，濃縮至 5 ～ 7 分鐘概要講解，透過挑起好奇心的標題開場，使觀眾僅需利用短時間便能惡補一部電影。看似省時間聽故事的方式吸引不少流量，過去台灣也有網紅以此為業。然而仔細分析中國的電影解說，不少電影的台詞字幕會遭置換，舉例來說，為了避免散布暴力、淫穢、賭博等內容，每每電影裡面有武打殺人橋段，字幕解說便以「Ｓ人」或「口人」來代替。有時也能發現特定意識形態的植入，例如在電影裡出現日本人時，往往以相當貶抑的詞彙取代，這也不禁令人擔心，當影片解說者對台灣國片做概要時，會否基於反對國家分裂的理由，進行對國片吃豆腐、矮化國格等等問題。

 

對於這些意識形態的植入，有意識者應不難自行過濾，或者單純進行「左耳進，右耳出」的反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短影片社群平台的使用年齡逐年下修。根據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在 2020 年提供的資料，13 ～ 17歲的族群占抖音全球使用者的 27%。在這群年輕族群的成長過程中，缺少了如太陽花運動這種對一個世代的青年產生重大政治認同，或影響個人意識形態塑造的政治事件，這群現在僅「國、高中」的青年族群，透過社群平台受到中國短影片薰陶後，對自己未來身分認同將產生何種影響，值得持續追蹤。

 

民族：集體共同認知的建構

細究中國資訊站的手段，無非是希望透過各式媒介滲透，例如招募台籍藝人，或透過短影片的散播，利用影視媒體的高傳播度，改變觀眾對中國的固有認知，產生對中國的嚮往與認同。對此，我們不妨反思一個民族的出現從何而來。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民族」提出以下定義：「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換句話說，膚色、血統等客觀特徵並非塑造民族的必要條件，集體認同的出現與認知才是更為相關的。一個民族的組成，可說是一個集體共同認知的建構結果。

 

循此脈絡理解中國的手段，無非是想透過高點擊率的社群平台，或高聲量的藝人，進行對台認知作戰。但老實說，要識破這些技倆並不困難。近幾年，中國雖然不斷滲透進各種管道以進行對台灣人的認知改造，但效果仍然相當有限。就政大選舉研究中心調查台灣民眾對台灣人／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研究結果，每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從 2018 年起，幾乎是逐年上升，2022 年有63.7% 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是歷史第二高。換句話說，我們該去思考的已經不是如何防堵中國資訊滲透，而是更進一步思考該如何建構並扎根台灣人的集體認同。以下，我也將分享自己對於自我身分認同進一步追尋與扎根的故事。

 

自我認同的追尋與扎根

從小在長老教會長大的我，成長於一個高度政治參與的家庭中。記得 4 歲記憶還不甚清晰時，就被父母大手拉小手地一同與教會參加 2004 年「牽手護台灣」的行動。到了小六的時候，教會青年團契聚會裡，契友分享參與「反媒體壟斷」的社運心得，算是我第一次實際了解社運是甚麼，也打從心底覺得一群人，為了理想與價值，義無反顧地上街抗爭，是一項非常帥氣的行為。國中時期的太陽花，算是我第一次自發參與的社運。儘管沒能到立院現場，但也參加當時寫小卡聲援、包圍台南國民黨黨部，或在成大南榕廣場的連線活動。幾場行動下來，除了被抗爭氛圍感動外，我也確立自己的志向為政治系。期待能透過學習社運背後的理論，對集體行動有更深的理解，同時也對於政治的認同從何而來，有求知的渴望。

 

不過，到了我的大學時期，政黨輪替後，社運的場合已不是在台灣認同上角力。我開始尋找深化自身，或甚至是推廣台灣認同的媒介，並在我學習本土語言的過程中，發現代表自己本土認同的載體。雖然從小在教會中使用的台語是我的母語，不過據我媽轉述，小時候的我曾一度排斥講台語，連帶使阿公阿媽在跟我講話時也使用華語，但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漸漸把台語帶進生活中，上大學後也選了台文系的課，學習白話字、學會看懂聲符、理解變音規則，並校正自己的台語發音。

 

因為我大學加入台南大專，各地大專中心常需要到地方教會募款，給了學生許多上台請安報告的機會。雖然沒有語言限制，但每次獲邀上台報告，我總是逼自己用台語完成報告。目的除了是與教會兄弟姊妹拉近關係外，更重要的是，我認為自己正在尋根。用自己的母語，除了展現我是長老教會出身的小孩之外，對我而言，那也是表達自己的台灣人認同的方式。報告結束後，有時會遇到一些長輩稱讚我的台語，面對這樣的反應，我從起初的害羞，到最近漸漸變成一種欣慰，因為慶幸自己使用的語言，能勾起長輩的共鳴，成為一種台灣人跨世代間的溝通工具。

 

不怕洗腦，只怕自己不思考

回頭來思考安德森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集體、能成為共同體，是基於這群人有共同的想像。而在我們的國家——台灣，不同族群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語言，並用各自的語言自在發表意見，共生共榮於這塊島嶼，或許是我們之所以成為台灣人的共同認知。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並不是要宣揚台語至上，更不是指涉使用母語是每個人增進台灣人認同的唯一方式，單純是分享自己在尋找並肯認自己身分的過程， 一個「後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找尋台灣認同的故事。

 

這樣的台灣認同對個人生命的影響，如同信仰會很自然而然地透過生活傳遞——可能是對中資企業食品的抵制，可能是對母語的使用，也可能是在閱聽思想改造影視作品時心中的那條界線。面對中國在社群平台利用短影片的積極洗腦，我們應該做的，不只是單單進行辨別並抗拒，我們更要思考的，或許是「自己為何會抗拒？ 」並且透過自己的方式，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在過程中思考這片土地對生命的意義。比起對中國一次次洗腦策略的見招拆招，找到自己的核心認同，才是面對台灣與中國認同角力，一勞永逸的長期解法。或許在追尋的過程可能不會一步到位，需要時間不斷地累積，甚至，或許這樣的追尋沒有終點，我們只不過是在追尋的過程中不斷解構與再建構，但我們卻也在其中，更加肯認自己所信。對身分認同的追尋是如此，對信仰的追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