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 PCT）開啟大專工作的七十週年。本文針對台灣大專工作的緣起、發展，以及不同教會傳統所設立的大專團契作一些簡要的介紹，特別以長青團契及校園團契為例，並嘗試將大專團契的異與同放在當代的歷史脈絡裡來加以檢視。

 

台灣大專事工的緣起

在十九世紀的全球海外宣教運動裡，一個重要的支流是「學生志願海外宣教運動」（SVM）。這些以歐美主流教會為主體的青年或學生運動，大多帶有「宣教熱情」、「福音主義」、「平信徒運動」、「跨教派（但並非無教派）」、「志願服務（世界、社會、他人）」等特質。在二十世紀初，這樣的特質也隨著宣教師的引介，進入台灣教會的青年圈子裡。

 

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明有德牧師（Hugh MacMillan）在他所著的《後進教會裡的青年》（Youth in a Younger Church ）一書裡，將 PCT 早期的青年運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是 1916～1932 年，以「教會青年會」為主體，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羅虔益（Kenneth W. Dowie）是中心人物，此時期的活動以台北（淡水）為根據地。第二期是 1932～1945 年間，當時由留日的年輕學人組成「台灣基督教青年聯盟」，以廖繼春、顏春和、鄭蒼國、劉子祥、黃受惠、高天成、林朝棨等人為中心人物，每兩年舉行一次全國夏令會，對當時的教會貢獻極大。雖然名為 YMCA，但宣教師皆以“ young people's society＂稱之，實為「青年會」或「青年社」。第三期則始於戰後的 1948 年，當時「台灣全省基督徒青年夏令會」在淡水舉行，約有 1200 人參加，帶著改革 PCT 的朝氣，隔年（1949）更在台中柳原基督長老教會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TKC）。此一階段，明有德牧師是靈魂人物，不但推動「自由查經」的風氣，更將「普世合一思想」介紹給台灣教會。

 

PCT 自 1954 年在美南長老教會贊助下，先是在台北成立 Friendship Corner，1956 年起，依西方「基督徒學生運動」（SCM）的模式成立大專團契（即後來的「長青團契」），1958 年開辦神學座談會，1960 年還舉辦過「國際勤勞營」（Work Camp）。1961 年正式成立大專學生輔導委員會，並在總會青年處下分設北區、中區、南區大專學生輔導委員會，在各地區設立大專基督徒學生團契。初期有卜良道（J. R. Blandau）牧師夫婦，1963 年又有畢德生（Harry Peterson）牧師夫婦及鮑安寧（Ann Broom）小姐加入，加上美南差會「長老教會發展基金」的援助，在各地建立學生宿舍，對大專事工發展幫助頗大。

 

此一期間，同樣帶有教派色彩的「信義會學生中心」分別於 1954 及 1957 年在台北及台南設立，「浸信會學生中心」於 1957 年在台北設立，「衛理公會學生中心」及「聖教會大專團契」則是於 1963 年在台北設立。除此之外，帶著跨教派色彩的「校園團契」（TEF）於 1955 年開始在南區推動工作，1957 年在北區開辦查經班，1958 年發行《校園》雜誌，1961 年成立本部於台北。另一個跨教派的「台灣學園傳道會」（TCCC）則是於 1964 年由臺雅各牧師夫婦在台北創立，歸屬於國際學園傳道會。

 

長青團契和校園團契的「類平行」發展

在普世合一運動影響下，台灣的主流教會於 1963 年創立了「台灣普世合作委員會」（ECCT），也就是後來「台灣教會合作協會」（NCCT, 1991）的前身。因此，在此階段的 PCT 大專工作是採取和其他主流教派合作的方式，在一些大專院校裡成立長青團契，在其他院校裡則是成立跨教派的大專團契。1965 年台南區基督教大專服務中心由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台灣聖公會、台灣信義會、台南神學院共同成立，是代表性的案例。

 

PCT 於 1963 年由北區大專輔導委員會發行《使者》雜誌，後曾數度停刊，1979 年復刊為《使者新刊》，再於 1990 年發展成現今的《新使者》雜誌。長期以來，這份雜誌帶動大專青年學子的獨立思考，是一份「信仰、理性、本土」的刊物，也持續回應時代及社會的重要議題。

 

1971 年由陳南州、鄭信真、謝淑陽、林弘宣等南、北神學生發起「大專基督徒聖經神學研究班」（神研班），開啟一個「深化聖經信仰，關懷本土社會」的信仰傳統，同時也重視普世合一的對話精神。早期幾屆的講師包括 PCT 的駱維仁博士、浸信會神學院的周聯華牧師、輔大神學院的房志榮神父，以及信義會的吳默倫牧師（Marlin Wogstad）等。神研班重視與社會實況關聯的神學思考，也引介聖經詮釋學，包括聖經鑑別學（biblical criticism），更鼓勵學員成為信仰學習的主體，避免教條和權威。值得注意的是，校園團契也從 1971 年起，開始舉辦大專靈修班（大靈班），同時連結研經、營會及文字出版的工作。

 

1977 年起，由 PCT 總會青年幹事陳南州牧師推動「青年大會」及「現代門徒訓練會」，並和其後的張立夫牧師推動出版及教育事工，以聖經釋義及平信徒神學系列為主，且積極連結基督信仰與社會關懷的工作，以期延伸 SCM 傳統。

 

不過，長青團契和校園團契這樣的「類平行」發展，不久就起了變化。眾所周知的，PCT 在 1970 年代先後發表了三個對台灣民主發展及國家前途的聲明與宣言，引發 PCT 與其他國語教派的緊張和對立。當年《校園》雜誌就在社論裡主張：「教會不應自命為時代的先知，也沒有聖經的根據扮演干預政治的『壓力團體』角色。」因此，至少到 1990 年代末期為止，PCT 的大專工作是採取和「校園團契」有所「區隔」的方式進行，中間也曾發生雙方對於基督徒可否關心政治、二二八事件的詮釋、台灣前途與政黨認同等議題的論爭。

 

從「後美麗島事件」的 1980 年起，在陳美蕙牧師等大專同工的積極帶領下，長青團契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大台北地區）積極推展，同時結合風起雲湧的台灣民主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展現聖經研究結合社會關懷的整全信仰。同時，由於改革宗傳統強調「信徒皆祭司」及「天職（vocation）」的精神，PCT 的大專運動同時鼓勵全職獻身及在社會中實踐天職，也培養出不少優秀的社會中堅人才。

 

1987 年解嚴後，PCT 面對新時局的挑戰，同時自身也陷入「教會政治」的權力漩渦裡，當時的大專青年曾經發出信仰反省的批判聲音，但效果有限，聲音也日漸薄弱，期待大專學子能持續發出信仰良知的聲音。

 

整體而言，PCT 的大專工作早期是和同屬 ECCT 的主流教會一起合作，和校園團契則是平行發展。不過，從 1970 年代起關係生變，在民主化及解嚴後的新時代，能否展現合作新機，值得觀察。

 

附論：影響大專工作的歷史脈絡

最後，為了幫助大家更深刻理解過去七十年的時代處境，我們也簡單回顧影響台灣大專團契發展的三個歷史脈絡：

 

第一個是當代神學發展的脈絡。因為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在 1870～1930 年間，「自由神學」或「現代神學」逐漸在歐美主流教會裡盛行，這可以說是為了保存基督教，而將傳統信仰調適（accommodate）於當代文化發展中的一種神學努力，也可說是一種「對基督教教義的人性化再解釋」。此外，盛行於北美的社會福音運動，則是將罪和拯救的教義延伸到「社會」及「超個人」的層次，並強調「社會或結構性的惡」存在的事實，進而在社會裡追求「公共利益」或「公義」的實現。這種「擁抱」現代世界的態度，特別是接受聖經鑑別學、宗教歷史學派的方法論，以及現代主義的思維，隨即受到「基要派」的攻擊和批評。

 

當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及世界經濟大恐慌（1929）的衝擊，加上 1930 年代起在歐洲逐漸興起的法西斯極權主義，這些都讓主張「上帝的內在性」、「人類的美善本性」和「歷史的進步性」的自由神學遭到挫敗，也引發了神學立場較溫和的「新正統派」的全面批判。在論戰過程中，「新正統派」批判自由神學全面擁抱世界，主張以「辯證」的互動關係來回應當代世界的挑戰，兼有接納與批判的態度，代表人物是巴特（Karl Barth），重要代表作是 1919 年出版的《羅馬書釋義》（Epistle to the Romans ）。

 

二次大戰後，儘管自由神學日漸衰微，但是藉助新正統派持續「委身教育」的努力，將基督信仰帶入現代科學、文化、哲學，以及全球知識的世界裡。他們接受現代的聖經研究法（歷史及語言學的研究），也從自由神學承繼「社會關懷」的信念，但不是要在現世中建立上帝國，而是根基於上帝的主權及審判。此一較為寬廣的神學觀點，也影響了戰後以自身「主體意識」開始建構的「第三世界神學」。

 

另一方面，不願介入神學論爭、以「搶救靈魂」為急務的福音派，也在自由派和基要派的論爭中試圖走出自己的路。然而，北美福音派的觀點不斷窄化，甚至被基要派轄制，以致於「福音派」一詞在 1970～1980 年代變成負面代名詞，往往用來指稱那些帶有「反智」取向、忽視社會責任、罔顧宣教倫理的教會群體。

 

慶幸的是，在英國福音派大將斯托得（John Stott）主導下，1974 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發表宣言，對過往「忽略社會關懷使命」提出反省及悔改之意，並宣告「傳福音和社會、政治的參與，同為基督徒的責任」，是一重大轉捩點。其後，在新一代福音派神學家如英國的麥格夫（Alister McGrath）和美國的諾爾（Mark Noll）、哈奇（Nathan Hatch）、馬斯登（George Marsden）、史陶特（Harry Stout）的努力下，福音派努力回歸新教主流神學傳統，並汲取宗教改革運動的「稱義」神學及衛斯理派的「社會成聖」概念，因此和主流教會間的神學立場有逐漸互相靠攏的傾向。

 

以上對當代神學發展脈絡的介紹，主要是提供一個神學光譜的參照點。PCT 及長青團契在戰後主要承接新正統派的神學觀點，特別是聖經鑑別學及修辭批判方法，以及積極入世的社會關懷和公共參與；另一方面，校園團契也從早期較為保守的福音派觀點，轉向「新福音派」較為開放、同時重視學術及社會關懷的信仰態度，雙方確實有互相貼近的趨向。

 

第二個是普世合一運動的脈絡。從「學生志願海外宣教運動」（1886），到英國開啟 SCM 運動（1889），到在瑞典成立「世界基督徒學生團契」（WSCF, 1895），其中的重要領導者是穆約翰（John R. Mott），他也協助推動普世合一運動及普世教會協會（WCC, 1948）的成立。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基督徒學生運動一直是和普世合一運動接軌同行的。然而，從 1950 年代起，因為 WCC 開始關注並委身於不少具有爭議性的國際政治情勢裡（如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普世的福音派於是另闢途徑，先是組成「世界福音派團契」（WEF, 1951），其後再改組為「世界福音派聯盟」（WEA, 2001）。

 

在普世的參與上，PCT 自從成立總會（1951）以來，就積極加入普世教會組織，包括普世教會協會、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亞洲基督教協會（CCA）、世界傳道會（CWM）等。因此，自 1960 年代起，PCT 逐漸發展出積極關懷社會公義和台灣前途的信仰態度，學習探索普世宣教與合作、公義與和平、兩性平權、族群關係、宗教對話、全球化與經濟不公義、生態浩劫與環境整全等重要議題，特別關心婦女、青年、孩童、無根子民、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同志族群、外籍勞工及其他弱勢邊緣團體的基本人權，並致力提昇其尊嚴，也關切廢除死刑、免除貧窮國家外債、宗教容忍等倫理議題。

 

相對的，因為台灣的傳統主流教會教勢不強（PCT 除外），教會生態相當特殊，加上 1960～1970 年代獨特的反共意識形態及國策，形成對普世合一運動有截然不同觀感的不同陣營，這也間接影響了各個大專團契的信仰觀點。

 

這也將我們帶到第三個歷史脈絡，那就是冷戰結構下，形成意識形態之爭的本土歷史脈絡。在此主要是指 1950 年代起，在「反共至上」的氛圍裡逐漸成形的黨國基督徒及他們所組織的「反共護教聯盟」，另外還有反對 WCC、深獲蔣介石信任、主張 PCT 應退出 WCC 的麥堅泰（Carl McIntire）及他所創立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CCC）。關於這個歷史脈絡的詳情，有興趣的人可以參閱曾慶豹教授所著的《約瑟和他的弟兄們》一書（台灣教會公報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