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與「我」

是的！作為一位業餘的教會歷史研究者，我當然知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還有他的「信仰告白」；我甚至曾在議事錄中，讀到總會第一屆曾出現、但已被遺忘許久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條案」。事實上，南北教會雖在總會達成合一，但內部仍有北部大會，以及台南神學院、台灣神學院等具分界性的組織和機構。其實，台灣不同地區的發展，其族群關係、語言使用都塑造了各自的處境，影響彼此的神學發展，乃至政治參與的樣貌。

 

筆者出生於1990年代的北部客庄教會，就讀大學加入長青團契之前，我的「教會知識」是具有族群概念的「客家基督徒」認同，以及教派概念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認同」。說是如此，實則對長老教會歷史不甚熟稔，雖非國民黨支持者，卻也在桃竹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有「厭」民進黨思想；這種「厭」，除了是中華民國「國族」性質的，更多卻是在「閩、客歷史衝突」概念下「族群」性質的。

 

長青團契了開啟我的視野，台灣史和長老教會史是如此豐富又精采，慢慢熟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的「我」，開始對這一身分充滿驕傲的認同感。怎麼會有一群教徒，在戒嚴時期願意走上街頭，爭取民主自由？又怎麼會有教會，願意在倍加運動成功後，賭上「教會成長」的果實，踏入「不是為了教會好，而是為台灣和這塊土地好」的境遇？難道他們不知道，加入自由民主的政治運動場域，會犧牲「教會成長」？前輩們的決定，了不起也不可思議；但越以此為榮，卻又更加感受到現實的斷裂。

 

「北部教會」與「客家」，都離長老教會的「根正苗紅」太遠。我曾在神研班因為福佬語含量過高，無法「聽懂」而崩潰；也曾在研究本土神學發展史中，探問過北部神學家們的「缺席」。那些熟悉政權對抗史的講師和前輩們，極少談論北部的友人，更遑論標誌出他們的「客家」身分。「為什麼？」我帶著認同的問題，開始問長老教會關於北部教會的故事，以及客家教會的故事。

 

本土神學中的「理想認同」

1970後的長老教會與中華民國政權對抗史，始於二二八事件，以鄭睦群的《從大中華到台灣國》為架構，且包含曾慶豹教授描述的「長老教會百週年慶典」事件為背景。最終在1970年代以南神、本土神學家為首，協同宣教師和其他教會牧師一同參與台灣的政治改革；長老教會發表三項政治宣言、成立URM，並拉倒吳鳳銅像；第三項宣言更在民主進步黨成立的九年前發表，希望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基於這些「歷史經驗」的反省，南神系統的神學家宋泉盛、王憲治、黃伯和、陳南州等人發展出他們的「本土神學」，本土神學隨後成為長老教會官方的政治神學論述，並以政教關係為主軸，構築了1970年代後，教會歷史的核心「史觀」。

 

隨著本土神學的反思，台灣成為同島一命的「命運共同體」，也朝向教會期待的「新國家」邁進，討論著領土、主權、政府、人民的問題。本島立場下的主權，在領土指的是台澎金馬，於政府則指新的「台灣國」，以及涵蓋人民的「族群」。因此，「族群」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成文時，被化為更中性的「住民」一詞，其實質內涵則指涉了福佬、外省、客家與原住民。

 

本土神學的論述中，其實隱藏了一種「宗教——國族——族群」的認同概念架構。用更清楚的語言來說，他定義了：「教友們應該也具備台灣國族和族群認同，才是合格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這套本土神學論述中的深層邏輯，實務上卻無法處理父母為不同族裔者，乃至父母為不同方言使用者的現象。這套架構更成為緊箍咒，無法與不同國族立場者對話；更是從兩千年民進黨執政到今日，長老教會及信徒們政治參與混亂、困難和行動意見分歧的根本原因。

 

北部教會的政治經驗與現實

北部教會在日治時期就累積了豐富的的政教經驗。中華民國統治後，張七郎╱詹金枝長老家族等人成為「不能說」的受害者。不只二二八事件將好同工變不見，隨著戒嚴而來的噤聲，讓北部教會更直接地面對「外省族群」與「統治者」；台北與新竹兩中會都在倍加運動中，以「外省傳道」作為其獨特的宣教處境；七星中會則有「都市傳道」。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殖民統治的核心地，台北是政治壓力及管理的一級戰區，北部教會在戒嚴時期承受的壓力，絕非沒有在此牧會的牧師所能體會的。

 

而何謂「更直接地面對統治者」？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中華民國的總統府）就設在台北。台灣神學院位於草山上，往下走路五分鐘可達國家安全局，十五分鐘可抵達蔣介石官邸；山上有革命實踐研究院與中山樓。總統府走路前往七星中會的濟南、中山、東門、雙連，以及台北中會的艋舺、大稻埕等教會都僅需三十分鐘左右；驅車則在十五分鐘以內。

 

這些「直面統治者」的經驗，讓當時部分北部教會牧師對長老教會的民主參與，抱持謹慎的態度；在「你是牧師，你要小心你的教會或信徒會不會怎樣」的壓力下，當時北部教會牧者移民國外的比比皆是。事實上，在這種壓力下，北部教會與台神牧者仍不乏對民主運動的關懷與參與，例如：長老教會總幹事羅榮光等人；卻也有和平教會在外省福音事工中付出，卻因長老教會的政治參與，而落得教會分裂的案例。

 

每間堂會、每個中會都有其歷史。有的堂會在開拓時，以「行政單位」為宣教重點，如台中中會在南投省政府所在地開拓的教會；也有以「軍營」為宣教重點的教會。長老教會還有因族群衝突而與統治者密切合作的桃竹苗區域，以及身處其中的「客家教會」。這些長老教會中的「異質」經驗和差異，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並遍及整個長老教會。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總說：「長老教會信徒組成是複雜的。」這些多元複雜的現實，與「宗教——國族——族群」認同的深層神學邏輯一經碰撞，便產生對立、衝突與混亂。

 

後殖民：噤聲、不得不、和解與「我們」

北部教會的經驗，構成了北部教會的「文化」——在講台和教會工作中，極端地避談政治。筆者的訪談中，有老牧師說：「我只提高俊明牧師和二二八，有人就說我踩到他紅線，就不來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啊！……每次包含長執或是國家選舉，我都沒說要你投誰，但我想說的是聖經。」也有牧師說：「我在講台講：武漢肺炎，我沒講他如何喔！只提到這個字。後來，一個長老打電話說：你不要再談這個，你叫武漢肺炎就不對，那是Covid-19。」他覺得：「你說這個就是仇視。」

 

北部教會的政治「噤聲」有其歷史背景，並形成教會的「文化」。戒嚴時代的傷痕形成後，北部教會仍要直面「統治者」，並需要與「統治者們」好好相處，甚至將福音帶給那些「曾傷害」他們的人，也更多的與「他們」合作。解嚴後，政府檔案尚未完全解密，神學家、牧師或教會其實沒有能力清除二二八等政治事件對教會造成的傷害。

 

疤痕仍在，疤痕形塑文化：「他們」不會因為解嚴就不再是弟兄姊妺，教會在這些「不得不」中，帶著傷痕向前。這些政治造成的文化，背後的結構因素、困境和失語現象，需要深度的研究：其複雜度並非某些「自主培力」或「自我敘事」可以簡單被說出來的；而是需要友善、包容、憐憫卻正直的心，將失語者們的「痛」說出，在集體經驗中，將其結構化為新的信仰論述。

 

後殖民是如何與殖民創傷和解的理論，提醒殖民創傷、冷戰經驗和戒嚴如何成為島嶼揮之不去的陰影，這構成台灣╱中華民國的「現在」。後殖民提醒創傷已然內化成「我」的一部分，這不是取除、摘取、斬斷、截肢就可以摒棄的；我們無法用新的暴力改變他，因為暴力僅會形成新的殖民結構。只有先學會如何與傷痕相處，才能思考如何細緻地改變他、轉化他，使那些栽種在疤痕上的文化，經過稼接，重新開出新的花朵。

 

要轉化這趟歷史經驗，需要好的神學、實踐，以及時間。我們需要好的研究，以包容的心態，去了解、安慰「受苦的教會」。教會需要新的神學研究和討論，來面對嶄新的處境；也需要豐富的實踐行動，修復彼此的痛；更需要包容那些仍困在「政治創傷架構」中的「我們」。但新冷戰的現實，卻仍推著「我們」向前走，我們無法完成這些未盡之事，缺乏實踐行動，缺乏好的、新的政治神學，也缺乏時間。

 

看見╱看懂 不同位置的「行動者」

2024至2025年的「我們」，仍被政治現實推到風口浪尖。民眾黨讓北部教會內的政治立場更複雜；教會未能清理殖民經驗，官方神學又卡在國族、族群架構中，內部「傳福音vs.政治關懷」的意見無法整合。在外，立委高金素梅以似是而非的論述，誣陷長老教會領國家補助，從事政治活動。台南大專也因補助學生參與公民運動，被有心人士炎上。藍白在國會的作為，則將他們自己推上大罷免的舞台。在大罷免時代，長老教會「們」也有不同的行動，除了祈禱外，各罷免團體都使用印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字樣的帳篷；七星中會的濟南、義光教會更成為罷免的連署站。

 

長老教會官方秉持一貫的政治實踐路線，積極參與台灣的政治活動。這一過程中，有人希望有更多堂會加入並成立連署站，特別是雙北、桃竹苗、中彰投等泛藍立委較多的地區教會。也有人說：教會牧者僅是為了飯碗，不願參與連署；也有人認為堂會不願成為罷免站，係愧對長老教會及其信仰告白。

 

筆者認為：長老教會以「小會治會」的教會體制，代表堂會運作並非決定於牧師一人，而是需要與長老、會眾協商。堂會考量人力、物力、行政管理的高成本，當然難以成為罷免站。這點即使目前具規模的濟南教會，在成立連署站時，都須對外招募志工；而諸如財力、人力、行政、社區及輿論的成本和壓力，根本不是其他更為弱小的堂會所能承擔的。

 

但北部教會的行動者們卻能展現超越「成立罷免站」外，隱密卻更豐富的政治實踐。青鳥運動中，濟南教會雖為「icon」，卻有超過百名的牧師參與，他們不以各自教會的名義參加，卻以個人身分協助濟南教會和總會教社。大罷免時代，北部教會的牧師多熟悉羊群的政治立場，或提醒、或協助轉遞，或私下鼓勵信徒進行政治參與。筆者曾聽聞教會雖未成為罷免站，但透過社區關懷站、台語共學團、松年大學等「借用教會」之團體，間接收集連署書。

 

北部教會就是北部社會的縮影，「多元」意味複雜的「現實」，這並不是在多元後加上：「但是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或歷史如何如何」，就能避重就輕的。我們需要重新省思、調整，並改變本土政治神學中的方法論和論述，花費時間和精神清理我們的後殖民創傷；我們需要尊重那些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或不願說話、卻默默進行他們能做的工作的牧師、長老與信徒們，而不是將「官方神學」和「標籤」貼在這些不符「標準論述」的弟兄姊妹身上。

 

因為正如所有社會運動一樣，除了衝組外，溝通、倡議、遊說、論述、經濟物資奧援、戰略規劃都同等要重要。筆者認為：不同的人在各自的位置實踐，一起為相同的理念付上各自的代價，而非總要求「一樣的行動」；這種精神難道不正是實踐「上帝子民的團契」、「帶來和解」，並各自「以虔誠、仁愛與獻身的生活歸榮耀於上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