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公共輿論中討論談世代差異時，充斥著「一代不如一代」的比較，世代間的不同，更多是以負面方式被表述，也經常看到以過度簡化的歸因來解釋世代間的差異。近幾年，Z世代成為討論和分析的焦點，社會也開始比較正向看待他們的特質，但仍偏向工具化、解決問題導向，著眼於協助其他世代如何與其相處、管理，而非真的走進這個世代的成長經驗。

 

例如今周刊針對十大行業人資主管進行訪談，總結出Z世代的特質是：「不賣肝、不忠誠、不聽話」，似乎更重視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求，對賺錢不感興趣；且相當反叛，更有冒險精神，喜歡創業，也更自由開放。

 

但根據美國專注世代差異的心理學者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橫跨25年的追蹤研究，在《i世代報告》中對比從1960年到Z世代逐漸形成差異，歸結出十種重要趨勢：Z世代的人們不急著長大（In No Hurry，延遲從兒童期進入青春期的時間）、網際網路的使用時間大量增加（Internet，實際花在手機上的時間，以及這取代了哪些時間）、不再親身互動（In person no more，拒絕親身進行社交互動）、不安（Insecure，精神健康問題急速增加）、無信仰（Irreligious，拒絕宗教） 、備受保護、欠缺內在動力（Insulated but not intrinsic，關注安全，拒絕公民參與）、對收入的不安全感（Income insecurity，面對工作的新態度）、不明確（Indefinite，對性、關係及生育子女的新態度）、包容（Inclusive，接受、平等，與自在的辯論），以及獨立（Independent，他們的政治觀點）。

 

誰造就了Z世代？

細究歷史，這些差異大都不是Z世代主動形成的，個體之間或不同國家與文化影響下，絕對也有差異，不應一概而論。但共通之處在於，他們在童年就經歷了次貸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成長後又面臨薪資停滯，階級流動趨緩。不少Z世代更因此背上學貸，對於經濟的不安全感遠高於Y世代和X世代。

 

Z世代的父母們曾反抗過各種權威，包括政治威權，在承擔親職那一刻，最普遍的誓言是：「絕不用自己被養育的方式教養小孩。」這份時代印記，一方面讓父母們更尊重小孩，家庭生活更以小孩為中心；但另一方面，也讓Z世代多半從小活在充滿讚美與肯定的溫室裡。

 

現代社會更重視對風險的控管，間接也誕生了精緻育兒文化，導致Z世代比前兩個世代更晚開始管理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學習處理生活瑣事，連打工、考駕照的年齡都明顯往後延，父母也願意等他們找到「長大後想做的事」，包括在時間和經濟上，都給予足夠的空間。

 

網路原生住民的社會化場域——網路

這種對安全的需求不只是生活上的不冒險，也是情緒和情感上的。作為第一代網路原生住民，他們太清楚如何利用社群工具的特性，選擇與人互動的時間、方式，或屏蔽人際衝突。即使坐在同一張餐桌吃飯，仍仰賴手機作為互動中介。比起看著對方、直接開口談話，發張物照到社群媒體上，在對方面前按讚評論，反而讓他們更自在。

 

手機上網在他們步入青少年時已襲捲全球，90年代社會學者還在討論的「數位落差」，對Z世代已不存在，家庭收入也未影響生活在「線上」的時間。這也造就Z世代的時間感，與前幾個世代明顯不同，不論面對學業、工作還是日常社交，多工多線並行已是內建本能。在X和Y世代還以年或月來記憶生命中的重要時刻時，Z世代的「大事」從爆發、炎上到被遺忘，多半不超過一週，就能經歷從狂喜到狂怒或大悲無言的轉換。

 

許多Z世代也是在網路社群上完成個人的社會化歷程。這幾年我們看到不少並不熟悉網路社群生態的「大人們」，因不當發言體會到「被出征」的震憾。但這些對Z世代來說，網路暴力已是他們成長中的一部份，表達意見就像對大海扔出一顆小石頭，如果沒有乘上「風向」，也只是淹沒在眾聲暄嘩中；但即使搭上了風口浪尖，引來的也可能是滅頂之災。「有記憶」的網路，讓這些「人生汙點」可以一再被翻找出來，而非像安迪・沃荷（Andy Warhol）所言，只享受15分鐘的鎂光燈。

 

Z世代的困境，絕不是怪給智慧型手機和上網這麼簡單，父母的工時不斷拉長、親職教養被各種外包、自身無力處理社會變動所帶來的挫折，都是讓他們躲進網路世界的因素之一。而延後成長，不只來自於父母希望保護孩子無憂無慮成長，也與人類平均壽命延長、社會對於生產勞動力的培育需求有關，例如過去三十年間，對高教人才的推崇。

 

我並非無話要說，但又何必說出來呢？

Z世代對政治、對世界並非沒有自己的意見，但他們面對的困境，正如草東沒有派對的《爛泥》中的歌詞：

 

「我想要說的，前人們都說過了；我想要做的，有錢人都做過了。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們虛構的。」

 

他們活在一個已找不到新鮮事的時代，甚至找不到太多值得反抗的事。爆炸的資訊量讓他們很快就明白，自己的想法不論愚蠢還是聰明，是淺薄或深刻，都翻不出前人的手掌心。再加上對時代洪流的無力感，他們不相信努力就能帶來改變，不論是個人的經濟條件、社會處境，還是政治生態。既然沒有用，那何必說出來呢？

 

綜合以上因素，包括對安全感的強烈需求、成長過程中形成對衝突幾近本能式的反感進而迴避，都讓他們對「表態」有所遲疑。尤其當這種表態更像一種「姿態」，而非有什麼「實質作用」（這當然也仰賴是否受過倫理學相關的思考訓練）的時候，他們對自己認定為「只是以聲量定輸贏」、「又是你們在拉幫結派」的表態要求，是非常反感的，也認為「輕易表態」，等同放棄自身的獨立性，會被同儕譏為「被洗腦、不思考」。

 

「反政治正確」的主力

但唯有一個領域例外，就是俗稱的政治正確。Z世代普遍拋下了前面各種拘束器，變得十分敢言。不論哪一個世代，年輕時都想做一些「與眾不同」之事，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也成了如今「反政治正確」的主力。在他們成長時期，「政治正確」確實主導公共輿論的道德高地，也成了他們心目中「值得反抗的權威」。再加上眼見「大人們」常常說一套、做一套，甚至把這一套變成教材，試圖「操控」他們，於是成為Z世代建立自我的世代認同時最顯著的標靶。

 

Z世代對個人價值的肯定，讓他們對於「不同」沒有那麼大驚小怪，但這不表示他們更傾向自由派。不論是社會議題或政治立場，甚至在私人生活的選擇上，都有往兩極移動的現象，會往哪一邊走，則取決於同儕和個人經驗。這也與他們在面對現狀的無力感有關，比如在談到「壓迫」時，Z世代往往會覺得那是前幾個世代的問題，就算要有所補償或修正，也不該是由他們「付出代價」（註1），畢竟把這世界搞砸的，正是我們這些「滿口政治正確」的人們。

 

當然其中還有太多無法——詳述的原因，例如沒有做好的轉型正義，正是Z世代中大部分人對於民主和自由的脆弱無感的原因；又或者以性別平等來看，Z世代在遇到明確的歧視前，是無法感受到這件事還存在的。例如女性在就學就業的平等對他們而言已是「與生俱來」，但親密關係中的分工和平等意識，反而有顯著的退後（註2）。當女性在公領域看似「足夠平等」時，私領域卻更多倒向「個人選擇」和「努力論」（註3）。

 

Z世代也非常習慣於和不同性傾向與性別氣質的同儕一起長大、互動，尤其關於平等的教育，已經是幾個世代以來最佳的狀態。顯然問題並不在於「教育不足」，而是在面對多元處境交織的時候，同理心到底該如何培養？當「別人的鞋子」看似滿坑滿谷時，人的感受是很容易被癱瘓的，也就更有理由只聚焦在自己身上。我們如何讓可能是史上對自己最有自信的一代人，不放棄去感受他者，是留給教育工作者和牧者們的大哉問。

 

在台灣，Z世代反抗的對象，當然包括民進黨。因為他們對政治有印象、有記憶，就是2014以後的事，「長期執政」的是綠營，再去談「以前如何、國民黨如何」，聽起來就像是在推卸責任。他們並不是懶或好騙，而是從稍微懂事以來，就發現自己碰上一個很糟的時代。在這個視角中，很難不覺得是如今好處佔盡和吃到時代紅利的「大人們」，一邊透支他們的未來，一邊強迫推銷自己的意識型態。在悲傷無望中時，人無力去區分自身的悲劇，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大人不要再說，而是留下空間

想深入理解這個世代，面對「世代的不正義」，是我們首先能做的。Z世代的困境，幾乎就是前幾個世代逃避自身責任的鏡子，他們就像出生在禧年來臨前、最艱苦的一代：土地早就被賣了，賣身契也早就被父祖輩簽了。如果都要過為奴的日子，他們為什麼要關心你所關心、所在乎的議題呢？聖經裡的禧年還有等來的一天，但他們會不會就此成為被另一個大時代、歷史節點犧牲的一代？

 

去理解他們的壓力、他們的不快樂，以及他們覺得無望、努力也不會有用的原因，而不是光想著要他們加入「我們」的目標，不論是教會事奉還是政治行動：試圖以表示「理解」來操控他們成為好員工、好同工、繼續扛下教會裡多數事務性勞動，或是我們政治行動的生力軍。我們需要做的，是與這個世代和解，重建他們的信任，而不是單向的「講道理」，一廂情願的重複「自由民主很重要」、「政治很重要」。

 

當我們希望他們表態、投身參與社會與政治時，也必須反省，我們是否已提出足夠真實且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張藍圖裡，又為Z世代留下了多少參與空間和話語權，而不是自顧打造一個認為對他們好的世界？

 

備註：

1. 如台大醫學系饒舌歌手歧視原住民的歌詞，引發Z世代為其一連串辯護，戰火甚至延燒到近期的楊書雅開戰饒舌音樂圈的厭女文化的一連串論戰中。

 

2. 詳見《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作者：Arlie Hochschild，譯者：張正霖，群學2017年出版；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國內指標」／「料理家務時間」。

 

3. 指社會普遍認為，如果你更多選擇投入在事業上，那無法走入婚姻，或是家庭失敗，就是你自己的選擇，你自己要承擔，卻沒意識到上述要求往往只針對女性；而在婚姻和事業都很成功的女性，也被認為是「選對了人」，另一半不願配合的，那只能怪妳自己「看走眼」。而女性政治人物在任內戀愛、婚育，或在公開場合育兒，會被關注「有沒有分心、浪費納稅人的錢」，但同處於婚育年齡的男性政治人物，從不會被質疑「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而成功取得民眾好感的女性政治人物，如紐西蘭前總理在任內懷孕、並在國會殿堂育兒的畫面，一方面肯定了女性空間的擴展，卻也會反過來變成要求女性的枷鎖：「人家都做的到，妳為什麼不能兼顧？一定是妳不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