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1年總會成立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隨即加入國際教會組織，包括普世教會協會（WCC）、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亞洲基督教協會（CCA）等。受到普世思潮的影響，PCT開始在信仰反省下積極關懷社會正義和台灣前途，探索普世宣教與合作、公義與和平、兩性平權、族群關係、宗教對話、全球化與經濟不公義、生態浩劫與環境整全等重要議題，特別關心婦女、青年、孩童、無根子民、原住民、身心障礙人士、同志族群、外籍勞工及其他弱勢邊緣團體的基本人權與尊嚴，也關切廢除死刑、免除貧窮國家外債、宗教容忍等倫理議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積極參與普世運動的過程裡，PCT卻先後遭到兩個中國政權的反對與打壓，分別是法西斯的中國政權以及共產黨的中國政權，一個是在台灣自稱代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一個則是新崛起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可說一個是白色假中國，一個是紅色新中國。

 

白色假中國的打壓與監控

先從白色假中國說起。當PCT於1965年為慶祝宣教百週年而舉辦紀念活動時，當時以反共護教為口號的「萬國教聯」（ICCC）及其領導者麥堅泰（Carl McIntire）已經開始混淆台灣社會和教會的視聽，甚至荒謬地指控PCT將利用大型群眾運動「發動革命」，而悲哀的是蔣介石似乎聽得下他的說法。在這敏感時刻裡，WCC又公開主張應該讓中國（PRC）加入聯合國，因為確信只有當中國這個帶有強烈不可確定性的霸權國家加入國際組織時，國際社會才有可能加以規範。

 

因此，自1967年起，PCT就開始遭受到國民黨政權前所未有的壓力，要求她退出WCC。結果，在國民黨政府「反共至上」意識形態的持續壓力，以及教會內部因意識形態之爭所形成的「隱晦」氣氛下，PCT於1970年在歷經流會的第17屆臨時年議會中，通過「脫離聲明書」。然而，WCC深深了解PCT的處境和實情，因而延緩做出任何決定，一直到1980年，PCT在27屆年議會中以243對5票通過重返WCC。這事件在PCT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留下不可抹滅的陰影。在這過程裡，國民黨政權也通過情治單位及線民全面監控PCT，並成立「七二〇專案」，近年來公開的政治檔案裡，光是「取締普世教協組織」就有十卷的檔案。

 

之後，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及解嚴，國民黨政權對PCT參與普世運動一事逐漸鬆手，然而，很快的，對岸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像接力賽般開始杯葛、排擠PCT的普世參與。

 

紅色新中國的杯葛與排擠

這新的張力開始於1991年WCC年在澳洲坎培拉舉行的第七屆大會，當時，中國基督教協會（CCC）申請入會，但卻要求此後在WCC的官方名單裡，台灣和香港不可列為單獨的國家，並要求PCT改名（註明「位於中國」）。在PCT及許多夥伴教會的抗議下，最後CCC代表團團長丁光訓主教撤回這些附加條件，並由PCT代表團團長高俊明牧師象徵性地代表大會歡迎CCC入會。值得一提的是，CCC在加入WCC之前，就已寫信給總幹事卡斯卓（Emilio Castro），要求WCC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不過，之後的歷屆總幹事對此事似乎有不同的態度及解讀。

 

儘管在坎培拉大會的論爭似乎和平收場，但真正的衝突與「交火」才剛要開始。舉例來說，1994年2月，PCT邀請普世夥伴教會來台灣參加宣教協議會。會中PCT指出，台灣主權與未來應由台灣住民決定，這是PCT在台灣宣教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後來也對外發表聲明。1994年9月2日，CCC在《天風雜誌》刊出聲明，指控PCT藉助普世網絡升高政治企圖，直言「一中一台」並非台灣政府與人民的主張，並宣稱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1994年11月，PCT也發表聲明，強調「一中一台」是政治與歷史的現實，台灣從未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人民希望依自決原則建立自己的國家。文中也強調，PCT期望能與CCC有和平、友好關係，但前提是互相尊重、對等的信任關係。

 

其後，在WCC及夥伴教會的推動下，PCT與CCC以「第三地會面、第三國見證」的原則，先後在首爾（1995）、京都（2001）舉行會談，但都因立場相異，導致不歡而散。最後兩次會談則是由普世教會代表分別與CCC（香港，2001）及PCT（東京，2002）對話，但也沒有正面結論，僅強調須繼續對話。遺憾的是，這些不愉快的過程也讓部分普世夥伴教會逐漸開始認定，PCT與CCC之間的緊張可能會造成普世夥伴關係的困擾。

 

在這當中，一場有趣的對話發生於1998年在辛巴威的哈拉雷舉行的WCC大會。當時，在亞洲幹事的邀請下，PCT和CCC的代表一起吃了一頓午餐。CCC代表團團長韓文藻博士在致詞時坦言：「CCC無法接受PCT的政治立場，同樣的，你們也無法接受我們的立場，那麼，今後是否就這樣接受現實，以此相待？」當時，PCT的代表團團長楊啟壽牧師回應時表示：「確實，我們雙方政治立場很不一樣，但是WCC不是一個國際政治組織，而是普世的教會團契，就算政治立場不同，也不應該阻止我們身為基督徒彼此間的交誼。」楊牧師的智慧與見解顯然比對方高一等！

 

個人的互動經驗及建議

我個人參與了1995年的首爾會談，也從第八屆（辛巴威哈拉雷，1998）開始參加WCC的大會，一直到第十一屆（德國喀斯魯，2022），共參加四屆，並在第十屆（韓國釜山，2013）時當選中央委員（因疫情關係，任期長達九年）。在這三十年的參與過程裡，我曾經和將近十位的CCC代表有過或長或短的互動與交往，有少數幾位因都是從事神學教育工作，比較談得來，但很少觸及政治話題，另外幾位因為「黨國氣質較重」，所以就儘量避而遠之。很可惜的是，自從2000年前後幾次失敗的會談之後，PCT與CCC（或台灣與中國）的議題似乎在WCC的各種會議及場合裡成為禁忌，很少被提起。

 

比較特別的是，在第十一屆的喀斯魯大會裡，經由徐望志教授的策劃，PCT很成功地在大會的市集（Brunnen）裡舉辦了題為「從國際孤立到成為國族尊嚴和人權的見證」的工作坊。儘管標題中沒有出現台灣和中國的字樣，但較敏感的人看了都知道，主題會觸及台灣的困境和挑戰。工作坊當天由我主持，來了三十多位來賓，演講的教室坐得滿滿，四位演講者（羅光喜及邱淑嬪兩位教授、王御恩及Umav Ispalakan兩位青年）表現精彩，除了分享神學與政治觀點，也呈現原住民、青年、婦女的多元聲音，將台灣的困境與期待傳達出去，並分享PCT從過去到現在在台灣處境裡所做的努力。有趣的是，CCC也申請了一個工作坊，但內容卻比較像是官方的政治宣傳。

 

PCT要如何面對CCC的杯葛和排擠呢？我想，我們首先必須理解，CCC目前的主要目標就是WCC，因為自認為中國教會已經是「合一」的模範，因此十分積極參與，且不斷以「一個中國」原則來杯葛台灣代表。對此，我的建議是，PCT應不斷堅持：普世教會組織（特別是WCC）主要是「教會的團契」（fellowship of churches），而非「國際政治組織」，任何會員教會不應將個別國家的政治立場強加在普世組織裡。其次，我們也應建議WCC，從普世思潮的角度來監督中國的民主發展和人權實況。

 

另外，對於PCT在普世運動裡要如何積極參與？我認為，過去PCT在受排擠的情況下竭力發言的努力，常給人「只關心單一議題」的印象或解讀，加上普世組織的幹部裡對台灣處境既了解又有情感的人逐漸退休、凋零，因此我建議PCT代表在參與普世會議時，應發展對普世多元議題的關懷和專業認知，並積極參與貢獻，以期改變普世夥伴教會對我們的錯誤認知。我們也應積極培養新一代的人才，並鼓勵他們進入普世教會組織裡服事，這會為PCT在普世運動裡的參與帶來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