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人們用多了「極端」、「粉」、「膠」這些字眼，去描述身處的社會與教會。俄烏戰爭、中美貿易戰、台海關係等等反映國際秩序的突變，令我們習以為常的生存環境一再改變，這些大政治的主角利用文化政治工具作為軟實力（soft power）、甚至銳實力（sharp power），「收編、分化、假新聞」在社交媒體興風作浪。點擊率吸眼球的網絡商業邏輯，令語言通脹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以《新使者》編輯選擇以「極端化」來形容現時日常溝通的困境。

 

跟香港留台學生的一段時事對話（有改編）

一次與青年人的桌遊家庭聚會後，在半夜的i-Rent上飛馳回士林時，大學生說出一段評論。內容雖不便透露，但大致可以比擬為在川普與澤連斯基的白宮對話後，批評澤連斯基才是啟動戰爭的野心家。

 

這段出乎意料的評論引起我內心驚訝、失望、不安、害怕。當時我內心的聲音是：「唔係啩，咁都得？！」（不是吧，這樣也可以嗎？）以前可能我會直接說：「傻的嗎？（你傻了嗎？）」以致對話變成對罵收場，之後老死不相往來。當時我選擇深呼吸三次，確定自己願意談下去，於是問他：「所以你重視和平，感到害怕，需要安全、穩定？」得到確認後，我嘗試表達：「我有很不同的理解，你有興趣聽聽我的想法嗎？」他卻沒有回應我，更大聲表達他的批評觀點。我繼續同理他：「那麼你相信這些變化會帶來不穩定和打仗風險，所以感到害怕？」

 

我欣賞自己的耐心，以及保持關係良好的善意。我了解到某些年輕人承受的痛苦，也讓對方有限地理解我的不同意。對話沒有帶來衝突的升級，也一定地增加雙方的理解，雙方的感情也沒有受傷，我認為這是不錯的對話結果。我發現自己有被刺激到了，但是我的非暴力溝通操練讓我三步回到最佳溝通狀態，令對話效果最優化。

 

第一步：自我的連結

自我的連結是指自己能夠清晰及擁抱當下的感受及需要。我們都看過人在醉酒時大叫：「我沒有醉！」又或是在盛怒中吼叫：「我現在很平靜，有情緒的是你！」我們無法相信他很「清晰及擁抱」當時的感受及需要，甚至可以肯定他跟自己的連結質素應該頗低，並不是最佳的溝通狀態。

 

連結跟分析和診斷不一樣，後者通過觀察、比較、因果推斷等等知性活動，將自己理解成外在客觀的事實，去「知道」自己的狀態。相反的，與自己連結是內在主觀的體驗，透過擁抱這些感覺及需要，而與當下的自己同在。

 

我們常有不同的感受，在低落時沒動力去聆聽，在興奮時更可能只想發表偉論。當家長看球賽時沉醉在球隊獲勝的興奮中，孩子請求家長在不合格的成績單上簽名，會比較容易引來一陣批評，家長甚至會「鼓勵」（其實是要求）孩子好像球員那麼殷勤練習，而不是耐心聆聽孩子的失落：孩子可能在考試前剛剛經歷生理期的疼痛；或者被同學關在洗手間，錯過了開考的時間等等。

 

這些感受沒有對錯之分，卻提醒我們背後有一些滿足或未能滿足的需要，例如，好像沒有感覺的「麻木」，背後的需要可能是「保護」、「安全」或「休息」。這些感受與需要影響我們如何感知對話，影響我們如何投射對方，以致影響我們如何回應對話。

 

如果我們需要「保護」，我們會比較傾向不開放自己；如果我們需要「休息」，會更傾向草草收場終止對話。假如我們需要「安全」，但這時我們再次感到威脅，例如我們聽到嘲諷：「為甚麼你不說話？你不解釋就證明你錯了！」或者威嚇：「還不快道歉？！」那我們可能會立即發動保護機制，以暴怒或逃走來保護自己。

 

反過來假如我們覺察自己原來感到麻木，也有保護、安全及休息的需要，我們可以爭取一點時間——有時只要一個深呼吸，或者去一趟洗手間，就有足夠時間讓麻木遮蓋了的其他感受浮現，重新讓恐懼或是疲倦這些感覺在身體流動，之後再追蹤這些感受背後的需要。過程中大腦會釋出「腦內啡」（Endorphins）緩解壓力，讓情緒回到比較平穩的狀態。

 

第二步：清晰的動機

這時我們會有餘裕，去回想進入這段對話之前的動機。清晰的動機甚至是一種「屬靈的清晰」（Spiritual Clarity）。相反的，很多時候我們在持續互動中，莫名奇妙掉進新的動機中，以致忘卻我們的初衷：不是為了製造更多敵人，而是希望增進彼此的理解，甚至多贏得一個朋友。

 

在2019年，我被邀請去一個網路電台節目分享怎樣跟政見相反的人溝通時，以一個假想場面為例子：本來是想去茶餐廳吃下午茶，聽了旁邊的茶客大罵「黑暴」（當時香港抗爭者的負面標籤），就起來跟他們辯論，演變成幾乎大打出手的衝突場面。

 

在這個例子中，動機是甚麼？最初他的動機只是簡單吃一個下午茶，後來被「黑暴」的輕蔑刺傷了，喚起了平等、保護、尊重、理解的需要，這些需要如烈火在他心內焚燒。他也沒有覺察自己其實有其他方式去滿足這些需要，當下他急於跟那些茶客辯論，期望在叫嚷與指罵中阻止對方發言，或改變對方的立場，甚至得到對方的道歉。結果當然無效，反而差點釀成一場打鬥。

 

在吃下午茶跟朋友閒聊時，沒有心理準備要跟政治立場不同的人進行政治分析與辯論，是可以理解的。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新的動機會出現於每一個轉折，而我們要問自己：我覺察這些動機嗎？我因為新的動機，放棄了我之前的動機了嗎？我比較希望滿足之前的動機，還是當下的動機？

 

我們跟朋友吃下午茶聊天，本來是為了滿足溫飽、美食、友情、社群等等的需要；跟人吵架之後，既滿足不到平等、保護、尊重、理解，也失去溫飽、美食，甚至連友情、社群的需要也無法滿足。難怪我們常常活在悔疚中，因為連結當下的自己，按清晰的動機去選擇行動的方向，並不是我們文化的日常習慣。

 

在變化的溝通處境中，我們要常常檢查自己：我有意願連結對方嗎？如果答案是正面的，那麼我們內心會有一點溫暖，也對對方有一點好奇。這樣開放的態度，證明我們已經進入最佳溝通狀態。

 

第三步：開放的結果

對結果抱持開放的態度，令「對話」成為可能，也是溝通的基本原則。我們常常以為這個原則是在理性、思想上的，其實更多時令對話失效的因素都在情緒、態度上。

 

當然在思想、理性上開放是必須的，特別是我們基督教傳統，有很強的傳教基因。傳教基因源於基督教被壓迫的歷史，基督教從殉教生成。復活的基督以愛的平安，轉化門徒被殺的恐懼與復仇的怨恨，因此基督是偉大的。然而教會作為人的團體，免不了具備「組織層面的創傷」的特性：收窄信任圈、決策轉向權威而非民主、偏向申述己方立場而非聆聽合作等等。

 

普世教會作為宣教運動的歷史，見證我們的基督教前輩如何超越這個基因。我們從海外宣教會跟宣教地教會的成熟關係，記憶起保羅向外邦宣教讓猶太基督徒學習到：宣教必然會經過依靠、獨立、互靠三個階段。當他們年輕時，我們的對話比較單向，認為他們是無知的；直到有一天，我們發現他們並非無知，甚至他們擁有的知識足以作出獨立的判斷，我們要學習放手；及至有一天我們發現，上主的福音不單是我們文化足以完全承載，多元互補才是我們認識不斷展開的上主的最佳原則時，我們的對話觀念，就會包涵更多平等、尊重、信任與情誼。這個宣教階段概念，既反映在老師跟學生或是青少年子女的關係中，也反映在我們與論敵的關係中。

 

然而開放作為態度，並不是頭腦可以控制，它更接近我們的情緒狀態。面對不願意溝通甚至有敵意的人，我們即使自命開明派，也會有保護自己的條件反射，會收起我們平日的開放性，雙手交疊胸前，甚至紮起馬步、擺起作戰的姿態。這種保護無可厚非，特別是我們都經過不同的歷史創傷，這些創傷會讓我們更易啟動保護模式。

 

對話是屬靈操練，也是神學建構

因此上面介紹的頭兩個步驟，更應該被看成是創傷得醫治的屬靈操練，而心態能夠保持開放，就是已得醫治的見證：我們可以自我連結，是因為上主已經對我們完全接納，那怕我們尚未接納自己。因此所有在身體呈現的感受與需要，都是被允許甚至被欣賞的；從不覺察到察覺自己清晰的動機，並常常保持在這種清晰之中，其實是保羅神學中的信仰與蒙昧兩種狀態。

 

及至第三步，開放讓我們在情感與態度上準備好了，可以進行理性的對話，這亦是普世神學要求我們面對世界的衝突，提供更佳的和平原則及貢獻。

 

假如我們在理念上仍然認為世界上某些人不值得生存，那麼我們的信仰仍然停留在把耶和華當成是山神、國家神、戰神宗派神。耶穌基督既然成為萬主之主、萬王之王，我們的普世神學就要持續在對話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