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脈絡與衝突背景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圓環一起「查緝私菸事件」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當時，專賣局查緝員傅學通在執行查緝任務時，因沒收寡婦林江邁的私菸與現金，引發圍觀民眾不滿，並在混亂中開槍誤殺旁人。這起事件迅速在台北市內激起民怨，隔日大批民眾集結抗議，甚至佔領廣播電台，公開譴責國民政府的行政腐敗與專制統治。

 

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前後脈絡與成因、後續所造成的影響及歷史發展等，有許多專門的著作研究、討論，在這篇文章中就不再贅述。在這裡，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現編倫理」的方法，從「戲劇神學」的視角來探討這齣歷史悲劇，也一起看看我們可以怎麼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切。

 

戲劇神學與現編倫理的啟示

英國神學家山謬．韋爾斯（Samuel Wells）在他的著作《現編倫理》（Improvisation）中，參考了巴爾塔薩的《神劇》，提出以「戲劇神學」看待社會倫理議題的方法。首先我們可能會問：這位韋爾斯是何方神聖？他是英國知名的神學家、基督教倫理學學者，也是英國聖公會按立的牧師，2012年起開始擔任倫敦市中心聖馬田教堂（St. Martin-in-the-Fields）的主任牧師。聖馬田教堂不僅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教堂，也是一個致力於社會公義與文化活動的中心，這與他自己的信仰實踐理念相輔相成。從他的工作和研究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在倫理學、教會禮儀生活以及社會公義等領域的貢獻。

 

韋爾斯的倫理思想深受瑞士天主教神學家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神劇》（Theodramatik）影響，他將基督教倫理視為一場戲劇演出，信仰群體在這場戲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透過「交戲」（offer）、「接戲」（accept）與「砸戲」（block）的互動，來應對人生的挑戰與困境。這些看起來定義有點模糊的詞彙，正是他在書中所使用的「現編的語言」。

 

「現編」或許不是台灣慣常使用的中文，不過從英文原文書名《Improvisation》就可以知道他想透過「劇場中的即興演出」，來對照基督徒的日常倫理實踐。「交戲」指一個人向他人「提出某種行動或表達」，這可以是言語、表情、動作、手勢，甚至是沉默；它提供一個開端或邀請，促使互動的發生。「接戲」指對「交戲」的回應，接受並延續對方的交戲，使互動可以繼續下去。而「砸戲」指的是拒絕或摧毀交戲，阻止互動或故事進一步發展。舉例來說，當一個人說：「今天的天氣真好！」聽見這句話的人可以選擇接戲：「是啊，這種天氣真的很適合散步！」或者砸戲：「今天的天氣一點都不好，根本不適合出門！」

 

這看起來應該不難理解，但光是這樣似乎還無法被稱為「基督徒的倫理學」。事實上，現編倫理的核心概念也最具爭議的一點，便是韋爾斯認為基督徒必須成為一個「逢戲必接」的群體。「逢戲必接」對他而言，真的就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只要有人「交戲」，基督徒就必須要「接戲」。這聽起來就和康德的絕對不能說謊一樣不可理喻，畢竟在我們生活的社會和教會中，帶著滿滿惡意的「交戲」絕對是存在的。當一個人試圖以暴力對待我們，或者以惡毒的言語詛咒我們的時候，我們只能任憑他的擺佈，還要笑臉迎人嗎？

 

韋爾斯當然也很清楚這件事，所以他又提出了「超度接受」（overaccepting）的概念。意思是，當基督信仰群體面對惡意或困難時，不是只能簡單地選擇接納或拒絕，而是以更大的故事框架來轉化這些挑戰。他將基督教的歷史比喻為一場五幕劇：從創造（上帝的設計）、以色列（與上帝的關係）、耶穌（救贖的核心）、教會（實踐信仰的群體）到終末（上帝的最終勝利）。

 

在這個敘事中，基督徒的倫理觀不僅是對既有處境的反應，更是對上帝故事的參與。這不只應該運用在基督徒的個人生活中，也可以作為信仰群體面對國家社會重大事件時的態度。還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說什麼嗎？讓我們直接進入實際的處境吧！

 

二二八事件與民主化過程作為一場戲

以二二八事件來看，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場複雜的「戲劇」，其中充滿了不同角色的交錯與衝突。國民政府在事件初期的鎮壓行為，可以被視為一種「砸戲」，即拒絕承認民眾的合理訴求，導致了更大的悲劇。相反的，若當時政府能採取更柔性的方式，例如與民眾對話或進行改革，便有可能將這場衝突轉化為一個促進和解與改變的契機。

 

「接戲」與「砸戲」的概念同樣適用於台灣的民主發展歷程。例如，黨外運動與美麗島事件可被視為台灣社會對威權體制的「接戲」，這些行動雖然充滿挑戰，但卻為台灣的民主化鋪平了道路。相反的，若僅以暴力或對抗的方式「砸戲」，則可能導致更大的分裂與對立。

 

長老教會與信仰群體的角色

在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的台灣政治發展中，基督信仰——特別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長老教會以其對本土文化的深刻關懷與對社會正義的堅持，成為台灣社會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長老教會是第一個公開對二二八事件表達看法的宗教團體。1988年，《台灣教會公報》刊載了大量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導，長老教會總會並於2月28日在艋舺教會舉辦「二二八公義與和平祈禱大會」，呼籲社會正視這段歷史。1990年12月8日，浸信會懷恩堂舉辦了「二二八平安禮拜」，吸引了眾多政治人物與受難者家屬參與，成為宗教界對事件平反的重要里程碑。

 

不只是歷史事件的平反，我們也關注台灣的未來。1977年發表的《人權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雖然在當時引發爭議，卻呈現了我們對台灣前途的深切關懷，也使得長老教會在白色恐怖時期成為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

 

在這場「二二八平安運動」中，長老教會展現了以信仰為核心的柔性抗爭模式。運動的目標並非政治對立，而是透過文化創作、祈禱與教育，促進族群和解與全民參與。音樂家蕭泰然創作的《1947序曲》便是這場運動的產物，成為紀念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化象徵。

 

反思：基督信仰將歷史的既予（givens）轉化為禮物（gift）

二二八事件作為台灣歷史上的重大傷痕，影響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成為台灣社會族群、文化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縮影。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省籍衝突與族群對立逐漸淡化，但歷史的創傷仍然深深影響台灣人對自身身分與未來的想像。這是一個我們無法改變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既予（givens）（註），我們確實應該記住它，並帶著屬於自己的故事活下去——但基督徒群體可以做的應該超過如此，如果只是「記住」卻沒有信仰的反思與轉化，我們可能只會持續帶著仇恨和敵意來面對「非我族類」。

 

韋爾斯認為，基督徒的倫理生活需要透過崇拜和禮儀持續的排練，幫助信徒在面對現實挑戰時，能以信仰為基礎作出回應。崇拜中的祈禱、聖餐和敬拜不僅是宗教儀式，更是塑造信徒品格與道德想像的關鍵。對於台灣社會而言，這樣的倫理觀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在族群衝突與歷史創傷中，我們可以透過共同的價值與目標，將過去的「既予」（givens）轉化為未來的「禮物」（gifts）。

 

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如何將過去的「命運」轉化為「命途」。在這個框架下，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段悲劇，更是一個邀請我們重新審視自身故事的契機。我們可以選擇以「超度接受」的方式，將族群差異與歷史創傷視為上帝的禮物，並以此為基礎，建構一個更加包容與和解的未來——這就是他所謂的「超度接受」。

 

「超度接受」即以一個超越政治與族群對立框架的方式，將歷史創傷轉化為共同的記憶與未來的希望。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林義雄先生對於「林宅血案」的回應，便是一個以信仰回應創傷的典範。他的母親及雙胞胎女兒在家中慘遭殺害，這起事件成為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痛心的創傷之一。然而，憤怒及仇恨並沒有主導他接下來的生命，他也沒有簡單地「砸戲」，而拒絕這段痛苦的歷史。相反地，他以信仰為基礎，選擇了「超度接受」。

 

林宅血案發生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買下林宅，並將其改建為「義光教會」，成為一個紀念空間與信仰聚集地。義光教會的成立不僅是對林宅血案的回應，更是一種轉化悲劇為希望的行動。它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象徵，也為受害者家屬及社會提供了一個和解與反思的場所。

 

面對世界以信仰回應來「接戲」

對教會、特別是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而言，我們希望能以信仰為基礎，成為一個「現編的群體」。透過共同的崇拜與生活，將不同的族群與文化交織成一個整合的故事。讓教會成為一個接納多元、促進和平的地方，讓每一位成員都能在信仰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當教會在面對群體內或群體外各樣的「交戲」時，我們都能以信仰回應來「接戲」。當我們理解到戲劇的終局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時，祂的公義和權柄必會在終末時來到這個世界，我們才有可能放下對不同族群的敵意或偏見，願意和對方共同參與上帝國的大敘事。

 

二二八事件的意義不僅在於過去的傷痛，更在於它提醒我們如何面對未來。正如韋爾斯所說的：「故事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上帝。」透過這樣的信念，我們可以將歷史轉化為祝福，盼望能讓台灣成為一個真正和解與共融的社會。

 

附註：

在Samuel Wells的戲劇神學框架中，「既予」（Givens）指的是人生中那些我們無法選擇、改變或控制的事物。這些既予的存在就像是舞台上的既定道具或背景，成為我們生命故事的基礎；它包括自然條件、歷史事件、文化背景、個人經歷，甚至是悲劇與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