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經習慣到意識形態批判

對於受過神學研究薰陶的人而言，如何分辨與經文相關的史料以及文學敘事，已是自然而然的反應。然而，當代教會較少關注的就是我們怎麼讀聖經、聖經讀者如何詮釋經文，以及詮釋經文中間的限制。這些關注即是意識形態批判法所討論的課題。

 

意識形態詮釋的啟發與功能

若提到意識形態詮釋，先前《新使者雜誌》於2022年10月刊載過曾宗盛的文章〈意識形態與聖經詮釋〉，就能讓我們對這套研究方法有基本認知。在〈意識形態與聖經詮釋〉一文中，舉了聖經的案例，討論以色列皇室與先知在意識形態上的衝突案例（耶利米書），說明意識形態的張力實際存在於聖經詮釋當中；接著在這基礎上討論教會內因為不同的歷史傳承，也曾產生過衝突。

 

然而，意識形態的分析，從積極的意義上可以釋放受到特定思考模式綑綁的人，使議題的討論更聚焦在共同的方向；另外，不同的詮釋也可能碰撞出新的意義。用稍微偏向學院派的術語，即「透過意識形態的分辨，可以理解自身立場的特色及限制」，這就是意識形態批判運作的場域。對於當代學術的討論，教會內不免會出現這樣的質疑：「辨明自身的限制，真有辦法改變討論的氛圍嗎？」意識形態多半在教會處境當中是避而不談的課題，以致我們在讀經時多半忽略了面對文本之人的多重聲音。

 

羅馬書十三章中的權柄與政教關係

在此我們可以舉羅馬書十三章中的政教關係與當代神學家威廉．卡瓦諾 （William T. Cavanaugh）的《聖餐的政治學：信仰如何解構國家、公民社會、全球化的神話》，作為分析經文的視角。

 

關於羅馬書中政教關係，首先我們會想到羅十三章1節提到：「在上有權柄的，人人要順服，因為沒有權柄不是來自上帝的。掌權的都是上帝所立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審判。做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懼怕，而是要使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只要行善，你就可得他的稱讚；」（羅十三1–3）這段經文多數的討論，聚焦在「順服權柄」的課題上面，並且也將這權柄特別指涉在「政治上的掌權者」。表面上來說，這段經文對非猶太群體的聯想是保羅怎樣面對羅馬帝國，然而若用猶太人的觀點，這個「權柄」更可能指的是會堂主持者。（註1）

 

由於羅馬帝國承認猶太教為合法宗教，因此會堂主持者可能除了擁有宗教上的權力外， 也會被帝國賦予政治上的管理職責。透過Mark D. Nanos在Jewish Annotated New Testament提供的註解，我們可以跳出自身的限制，並且嘗試以不同的視角理解經文。透過不同群體視角的切換，可以幫助讀經者發現自身視角的限制，且擴大對於經文的想像力。

 

與卡瓦諾的神學對話：從權力到聖餐政治學

不僅如此，若我們把羅馬書針對掌權者經文與神學家卡瓦諾對話，那麼詮釋經文時就能利用視野的差異，與其他神學家的想法對話，並且可以更進一步透過神學家的觀點反思我們對聖經的理解。

 

卡瓦諾的書《聖餐的政治學：信仰如何解構國家、公民社會、全球化的神話》反省基督教對公共的態度，認為啟蒙運動使宗教退出公共空間時，產生權力的真空就有其他的事物來填補；這當中的關鍵就是「國家」、「公民社會」以及「全球化」，透過歷史發展的過程國家壟斷暴力，進一步掌控國民的身體，也產生出「民族國家即救贖」的神話。

 

然而，國家並非是中立的整合機制，透過這國家運用獨佔暴力，將個體整合成公共意志，並以羅馬法作為壟斷敘事的基礎，就更進一步鞏固「公民社會即自由空間」的神話。最後，在國家作為基礎下發展的「全球化」，也多半運用在剝削國家勢力底下破碎的社群與身體，並且營造出「跨國企業」這種類型的「大公」。

 

面對當代宗教退居私人領域且由國家取而代之的問題，卡瓦諾認為基督徒面對當代「神話」，並非與這些神話妥協，而是必須透過「在新處境再次思索聖餐」，作為意識形態批判的方法。若以卡瓦諾的對聖餐意義的詮釋回看羅馬書，就能在這種視角的轉換底下產生出新的火花。

 

權力與群體張力：羅馬書十三章的歷史層面

若以意識形態作為新工具，整合羅馬書十三章的詮釋視角以及卡瓦諾對於當代國家權力滲透公民社會的批判，就有望帶出新的反省。

 

回顧羅馬書十三章，我們會馬上看到先前提過的經文：「在上有權柄的，人人要順服，因為沒有權柄不是來自上帝的。掌權的都是上帝所立的。」（羅十三1a）然而緊接著我們會看到：「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審判。」（2節）接著經文進一步談到掌權者與聽眾間的張力：「作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懼怕，而是要使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只要行善，你就可以得他的稱讚；」（3節）從羅馬書十三章短短的3節經文，再次透過Nanos以猶太人的視角切入，可以擴大我們的想像，即「這掌權者可能指的並非羅馬帝國的官員，而是羅馬帝國轄下的猶太會堂管理者」。

 

另外，提到早期基督徒與猶太會堂的共生關係，對於基督徒中的猶太人與非猶太群體而言，「掌權的」或「作官的」對兩個不同群體的人來說有不同的意義，對猶太人而言是「帝國的中介人」，對非猶太人而言或可是「文化的壓迫者」。上述關於會堂內部文化差異，經文「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7節）就隱約可見經文內部的文化張力；即猶太與非猶太基督徒的衝突，反映在「納糧」的課題，並且會堂管理者是否對非猶太人具備權柄，有可能是帝國管理下的政治課題。

 

然而，我們進一步思考社群與帝國的緊張關係時，「納稅」與否永遠是敏感課題；若再次透過卡瓦諾的《聖餐的政治學》陳述的當代情境，基督宗教於啟蒙運動之後退出了「公共領域」，緊接著「國家」透過掌控暴力再次改變「身體」的理解方式，國家支配每個身體的生命，並透過權力塑造每個身體的價值，並賦予權力形成階層關係。在羅馬書呈現的羅馬帝國脈絡下，權力透過納稅作為帝國支配每個身體的操偶線，背後透過競技場展演的暴力（角鬥與公開處決），威脅著每個受到帝國支配的身體。

 

然而，卡瓦諾《聖餐政治學》重要的意義在於，他認為基督宗教須重拾聖餐的基本價值，使其推展到連結每個身體於「元首基督」，作為一種新的「政治關係」，這樣的改變促成肢體之間不再以階層的關係作為運作，而是彼此間以平等的地位做原則，在基督之下成為肢體關係。

 

從順服到愛：保羅的神學反轉

在羅馬書十三章則是在經文中展現這樣的權力反轉：「你們除了彼此相愛，對任何人都不可虧欠甚麼，因為那愛人的就成全了律法。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別的誡命，都包含在『愛鄰如己』這句話之內了。愛是不對鄰人作惡，所以愛就成全了律法。」（8–10節）若透過卡瓦諾的觀察，與放在羅馬書十三章這位「掌權者」相互比較，則我們可以在此看到保羅透過羅馬書十三章所建立的原則：「沒有權柄不是來自上帝的」，並且這位掌權者作為「上帝的用人」（或為會堂管理者），在上帝的權柄下與會眾並無區別。

 

對這段經文更有意思之處在於，利未記十九章提到的「愛鄰如己」，在保羅面對羅馬基督徒的處境時被重新解釋了；因此，面對「納糧」這等觸動帝國敏感神經的事件，不論面對是猶太社群或是羅馬帝國，這位「上帝的用人」必須謹守他執行帝國法律或者執行會堂法度的分寸。從會堂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基督徒」（不論是帶著猶太人或是非猶太人的身分），基督徒的身體是否能被納入「帝國」與「會堂」的實踐，並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課題，而是尖銳的政治認同問題。

 

透過這視角所呈現出來的羅馬書十三章詮釋，就可以更直接反映在當代基督徒面對國家與宗教發生本質上的張力時，他們可以採取的行動。神學家卡瓦諾這種對當代國家的批判，會提醒我們重新以「權力」的角度切入羅馬書十三章，並且重新檢視保羅在其中的結論：「還有，你們要知道，現在正是該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了；因為我們得救，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晝行走。不可好色淫蕩，不可紛爭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只顧滿足肉體去放縱私慾」（11–14節）。

 

回到羅馬書十三章的提問，不只挑戰第一世紀與猶太會堂共生的基督徒，也在挑戰我們怎樣面對當代受到政治權力壓迫的教會肢體。

 

在基督裡的肢體政治：從詮釋差異到教會合一

基督徒怎麼建立聯於元首基督的肢體，或許是當前基督徒思考「合一」時的重要課題。或可透過彼此對經文歧見的交流，認知詮釋的立足點差異，且在尊重彼此的神學立場的前提下，使教會間能針對議題產生有建設性的對話。

 

透過對階層結構的辨認與批判，同時思考聖餐禮儀下建立的肢體關係要怎樣作為社會結構下的見證？如同羅馬書十三章詮釋利未記十九章的「愛鄰如己」，或許保羅已經提供我們一條「披戴主耶穌基督」的道路。

 

註：

 

1. Mark D. Nanos,“The Letter of Paul to the Romans,＂in Amy-Jill Levine and Marc Zvi Brettler eds., The Jewish Annotated New Testament 2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