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語：這並非一篇使用說明書或操作手冊，而是在這些之前的自我扣問與思考小徑。讀者可以接續踏上，或帶著足夠的裝備踏上地圖上無徑之處。

小時候在歲末與年初的交會時，很愛鄭重地寫下新年的願望。那些願望，如今回頭想想，都是當下對自己存有（要替換成「生命」也可）的未來性，所吹出的烏托邦式泡泡——因為，記憶所及，大概從沒有一個願望曾經被實現。畢竟，烏托邦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沒這地方」。但那些許願時的心情——特別會騰出時間做這件事的那種「鄭重看待自己存有」——標誌出曾經有過對自己的期待、對未來的想像，期許自己能夠「好好的」。

 

存有的意義？

在生命過程中，覺悟到有些構成「存有」的根本之物，不可刨除。比如依附、比如性慾（彭仁郁教授所論之，人拼命的想要活，想要把這個「活」，跟他者做連結）、比如意義。在那些沒能實現的新年願望中，隱含著對某種目標的期許——儘管相當模糊。而這個「向著標竿」而去，指出的即是存有根本性的、對「意義」的渴望。人類文明的長河，不就是體現了各種對意義的探求與解釋嗎？即使是家財萬貫者，若沒有存有的意義，似乎也只能憂憂愁愁。社會新聞中不乏許多高材生選擇先行離開人間之旅，因為存有的意義所有權，不在他們手上。

 

但意義又是什麼？對基督徒來說（也許你會為了這個問題而笑出聲），答案難道不是再明顯不過嗎？存有的意義，不就是「與上帝的旨意對齊」嗎？（無論那真正意思是什麼）耶穌不也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Ｗ所指出的，似乎是朝向終極的「善」而去（路十八19）。這些目標看似明朗，但實則更像保羅所說的：「是對著鏡子觀看，如同猜謎」（林前十三12）。保羅坦誠：「其實我們所認識的有限」（十三9），這個「認識」，不單指向基督徒對基督或上帝的「知道」的有限，也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有限。新年的願望之所以永遠像不斷向後移的標竿，很有可能就是因為我始終不懂自己對自身認識的「有限」。樑木在自己眼裡，卻渾然不覺。不明白自身的有限性，導致了設定要「好好的」存有，向著（如謎般的）「善」存有跑去，其實是從一開始就下載了錯誤的軌跡地圖。到底什麼是「好好的」？繼續追問下去，好像也只能得到支支吾吾的曖昧不明。

 

苦難與邪惡

如果無法明確說明「好好的」，或許能站到另一個角度去說。「好好的」實是對苦難的抵抗。於是，我們又可以在構成「存有」的根本之物中，加上「苦難」。畢竟，若非有不可避免的苦難，誰會想到談論「好好的」（或「幸福」）？事實上，從喬登．彼得森的《生存的十二條法則》中，就言「深」意賅地向讀者揭露我們必須先對苦難與邪惡進行足夠的深思，才能深刻體會「善」的質地。換言之，「存有」的根本之物中，也包括苦難與邪惡。

 

我不常深思邪惡，因為那總是意味著對罪的思考。你看看福音書中，怎麼每次提到女人就跟罪糾纏不清（而且總特別只是「性」的罪）？紅顏就是禍水。身為在社會分類中，總是被標註出來的性別（女醫生、女總統、女作家……，任何身分若不是男性，都得「另行註明」，反映出是以哪個性別為中心思維與標準），已經夠不舒服了，還要在這一個「被標籤化」的性別中，去思考自己的「罪」，實在太強人所難。

 

帶著拒絕把自己視為聖經中「女性罪人」的抗拒，想擺脫那些污名化女性的「罪」，我因而未曾整全性地思考過邪惡。但，邪惡與苦難是共伴而生，未曾與邪惡面對，如何論及苦難？更遑論搞清楚什麼是「好好的」存有。我長期以來的短視（那眼中的樑木），讓我總把「邪惡」的目光，推諉或框限在「社會結構」。比如說：邪惡是「父權結構」，其惡導致對女性的壓迫；邪惡是「殖民統治」，其惡導致被殖民者的苦難；邪惡是新自由主義加劇的貧富差距，其惡導致經濟深淵無窮無盡；邪惡是異性戀霸權，其惡導致二元之外的性向者受苦；邪惡是種族歧視，其惡導致原住民族與移民者皆被輕蔑待之；邪惡是人類忘記現下可居之星球只有一個，其惡導致生態毀滅。

 

邪惡僅是社會性的，馬利亞頌歌中所謂「有權柄者不顧卑賤者，富足的漠視飢餓的」。彌賽亞來（或你偏好「上帝國」這個詞也可以），即是要逆轉此邪惡秩序，讓人從罪惡中得到解放，受壓迫的得到自由、平等。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會友們，對此應該不太陌生。

 

但我只會記得最後一段的「讓人從罪惡中得到解放」到結束，「總是人有罪」的這一句，則是從來沒儲存在我的記憶體中。這些結構之惡都很有道理，也都是苦難的滋生處；但我們要再追問「結構」的組成是什麼？它難道是宇宙間飄散的暗黑物質，因為某些特殊引力而被聚攏在一起，成為「結構」嗎？「結構」的組成，不就是一個一個的人嗎？不就是你、我和他嗎？結構之所以成為「罪惡」，追根究底，就是人的罪的總和與相乘。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即在闡述邪惡其實具有相當的日常性，它平凡到足以使一個民族被滅絕。而創世記的深奧與智慧，在於它很早就面對並思考了人性裡邪惡與罪的命題。彼得森在書中引用榮格的話：「沒有一棵樹的枝椏能觸及天堂，除非它扎根至地獄。若沒有相當的向下探索，就不可能向上發展（184頁）。」換言之，若想真的認識何謂「善」，首先必然先面對人的罪惡——人心裡的地獄。

 

罪惡的平凡性

罪惡的「平凡性」，一點兒與性都搆不上邊。在希伯來文中，「罪」（chata）的動詞，指的是沒有瞄準目標、偏離之意。若「好好的」——意即朝向「善」——是存有之目標、意義之所在，那麼那些失誤、偏差之舉，都像掀起幕簾的一角，透露出人性的黑暗面。受責備的兒童，永遠會說：「都是他的錯」；在遊戲的時刻，會有意識地排斥、孤立打不進團體中的孩子；面對失親的同學，不留情地指著對方身上印有「歡樂童年」字樣的衣服，跋扈地說：「你已經沒有歡樂童年了，還穿什麼歡樂童年」；那個因為害怕同學在下課時如厠的欺凌，導致只能上課期間，隻身一人如厠而死去的少年。深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侵襲的退伍軍人，夢魘不是他目睹了戰場的殺戮，而是他如何被激發出不可抑制的殘暴，屠殺嬰孩、強暴婦女，他從未預料過的黑暗，即是他自身。極權統治下的各種驚悚的拷問行為，展現了人深知如何可以使他人受到最殘忍的折磨（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再次見證）。成年人將幼童悶死、打死、用煙蒂頭燙傷、性侵。在某些家暴案件中，受虐的倖存者寧願選擇繼續留在暴力的輪迴中、不願離開，因為受虐的日子已成了慣性，無法接受新生活必須面對的挑戰。金融海嘯赤裸地揭露出，人擁有近乎不可思議的、踐踏於他人之上的欺瞞能力。施予金錢永遠不是解決經濟底層者的簡便途徑，因為有很高的機率他們將又一貧如洗。明明知道身體健康是要緊的，卻無意留神、正視並改善飲食與生活方式。選擇「我就廢」或躺平的生活態度，有些時候只是因為不想面對「生命找不到意義」的煙霧彈，和抵抗邪惡毫無關係。

 

自己心裡的地獄，那裡只有自己最清楚。我們其實都是自己的陌生人，若非如此，心理學就不會成為堂堂正正的學問。在這個陌生人之內，恆常盤踞的是那條創世記的蛇。在想要「好好的」之前，我們都向內見過自己的地獄嗎？保羅在加拉太書說：「人本性的慾望是顯而易見的」（加五19～21），恐怕是太樂觀；實情是，我們更慣於把地獄全數推給「別人」（創世記早洞悉這一切）。當路加福音的耶穌在窄門比喻中說著「作惡的人」（路十三27），指出的也許是邪惡的平凡性；那只要偏離一些，就太容易積累成罪。我們都洞悉邪惡結構所帶來的傷害，但這些人性中平凡的邪惡，同樣也會深深傷害我們自己。

 

誠實並洞悉自己的黑暗面

因為明白受了傷，才知道要尋求治癒（heal）。得救、救恩的希臘文意思，同樣也是治癒。救恩／治癒，就是一種「與罪惡背道而馳」的進程。若罪與惡的結果是苦難，那麼，如彼得森所言，我們的行動，若是出自於減輕不必要的痛苦與折磨，即是朝向「好好的」、「善」存，而這就是在建立上帝國（200-201頁）。真正能夠好好生活的，必然是誠實並洞悉自己與人性黑暗面者。當我們盡心、盡性、盡力擺脫一丁點的惡，神的國就在我們心裡（路十七21）一點一滴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