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法律教師為要表示自己有理，就問耶穌：「誰是我的鄰人呢？」 ……於是耶穌問：「依你的看法，這三個人當中，哪一個是遭遇到強盜那人的鄰人呢？」 法律教師回答：「以仁慈待他的那個人。」（路加福音，10：29、36、37）

千萬不要負債！只有彼此相愛是你們該負的債。那愛別人的，就是成全了法律。法律的命令規定：「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盜竊；不可貪心。」這一切以及其他的命令都包括在「愛人如己」這一條命令裏面了。一個愛別人的人，不會做出傷害他人的事。所以，愛成全了全部的法律。（羅馬書，13：8-10）

假如我應該愛鄰人如愛自己，我顯然面對著一個疑難：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裡，誰是我的鄰人？我又可以是誰的好鄰人？我要如何才讓我對鄰人的愛發揮實際效用呢？

現代的商業文化對這個疑難，有著據說是心照不宣的守則：「把靈魂留在企業門外」。上帝與商業有什麼關係？商業界的標準智慧是：沒有關係。星期天，是屬於上帝的日子，我們是有神論者；到了星期一之後的上班時間，上帝從世界隱退，每個人不論有沒有信仰，都成了無神論者。

 ※信仰挑戰自由市場

上帝與商業的分離，也意味著企業的營運並非信仰的轄域。現代自由市場經濟普遍傳揚的定理是：在政府法律的規範內，為追求最大的利潤，企業一切可為。可是，甚至法律也僅是脆弱的繩索，因為只要違法（或者加上，賄賂）的金錢代價小於預期可獲得的利潤，企業違法不僅是可欲的，甚而是必要的。

在這裡，企業陷入了道德的真空。於是，作為職場的工作者，我們接受只要以利潤之名，任何惡行都可找到辯解的理由；做為企業的消費者和投資者，我們也通常安於這種公理所建構的舒適區域。地球另一角的人民和社區距離我們是如此遙遠，面孔是如此模糊，以致於我們絲毫不懷疑需要把他們當成鄰人。我們對他們，沒有道德責任；冷漠或殘酷，是人子在市場裡獨一接納的行動準則。

不過，這種現代社會為眾人普遍默認的「自由市場」邏輯，卻不是沒有挑戰的。事實上，從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誕生的那一刻起，一種特別的挑戰──信仰者的挑戰──就一直如影隨形。信仰使人們產生對正義的希望，而希望則把人們結合在追求公理的道路上，藉由普世的仁愛參與救贖的工作，在稱義的生命中展現出另一種可能的經濟與世界，一個用相互的、共同的關懷與責任所編織起來的共同體。

※17世紀：反東印度公司的荷蘭基督徒

1602年，現代史上第一個股票公開發行的企業，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OC），正準備著發行股票來向一般民眾募集資金。同一時刻，阿姆斯特丹的宗教和平主義者，也發起了一次獨特的反戰運動。教徒在家中舉辦燭光會議，四處找人連署請願書，呼籲杯葛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票，直到該公司承諾放棄在商業活動中使用戰爭、海盜、封鎖、掠奪、賄賂和奴役等暴力手段。 

這個超前於時代的反戰運動，該是現代史上首度的企業責任倡議。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政府聯合了富有的商業家族而成功募集到所需的資本，使得這個運動未能達到目標，來改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行為。

可是，這僅是故事的起點，而非終點。這些荷蘭的信仰者確實是世界第一批的責任投資者，首度運用上市公司對資金的需求為槓桿來改變企業的行動軌道，使其能符合他們從教會中獲得的價值標準。企業的全球擴張，使更多的人隨著商品與資金的流動與循環而成了我們的鄰人；但在此，信仰者堅持聽從良心的聲音，責任的聲音：在與他人相遇時，我們必須要能為他人著想。他們的運動看起來失敗了，但我們知道：患難生忍耐，而忍耐生老練。隨著資本主義在英國寫下新的篇章，新一代信仰者的挑戰接踵而至，籲請以營利為唯一目的企業承擔起對鄰人的責任。

在歐洲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過程，奴隸貿易與奴隸勞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企業的利潤浸透著他人的苦痛與憤懟。時代在詰問著信仰者：奴隸可是我們的鄰人？或者更好地說，我們可是奴隸的鄰人？每當黑夜已深，白晝就將至。到1780年代，英國社會展開了反奴隸貿易的運動，而新興的貴格會正是這場運動的先驅、大腦與靈魂。 

※18世紀：推動廢奴的貴格會基督徒 

其實，遠在1761年貴格會就達成一個內部共識：基於「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廢除奴隸制度乃是基督徒的責任。等待到1783年，貴格會趁機向英國國會提交了一份由近三百位教友連署的請願書，然後在1787年成立「廢除奴隸貿易委員會」（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聯合其他的教派，來推動廢除奴隸貿易的國會遊說。當英國國會於1791年否決了「廢除奴隸貿易法案」（Slave Trade Act），委員會決定該是繞過國會的時候了，遂於民間發起拒買運動，在國家無能禁止奴隸貿易的情形下，召喚大眾直接抵制以奴隸勞動所生產的糖。當時糖在英國仍是奢侈消費品，主要進口自加勒比海地區，生產於以黑奴為勞動力的甘蔗園。 

在許多貴格會女性教友奔走宣傳下，據說有將近四十萬英國人響應了這項抵制行動，商店裡糖的銷售量降低了約三分之一。在抵制的浪潮中，貴格會教友詹姆士‧萊特（James Wright）公開宣布將不再於他的商店內販售與奴隸勞動有關的糖，其他商店也陸續跟進，標明其糖產品不涉及奴隸勞動。透過多方的奮鬥，英國國會終於在1807年通過了「廢除奴隸貿易法案」，使販奴在大英帝國內成為非法活動，但卻為德不卒，依然保留著奴隸制度。 

時間來到1820年代，貴格會的女性教友對情勢已經深感不耐，要求立即完全廢除奴隸制度。在依麗莎白‧海瑞克（Elizabeth Heyrick）等人的領導下，她們再次針對「沾滿血跡的奢侈品」──來自佳勒比海地區的糖──發起了第二波聯合抵制，籲請其他女性改為購買來自東印度，由自由勞動者所生產的糖。（圖） 

（Sheffield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 所分發的傳單，時間約為1825-33年；圖片來源：http://gallery.e2bn.org/imagelarge77411-abolition.html） 

面對這個十九世紀英國版的「主婦聯盟」所發起的消費者聯合抵制，英國政府不得不再次改弦更張，於1833年通過「廢奴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宣布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為非法。這場英國首見的單一議題全國運動，其實正是當代許多企業社會責任倡議的早期範例和原形：有強力道德信念的倡議者或團體揭露出企業的不良行為，籲請消費者發起抵制，從而使得企業改變了行為，國家改變了法規，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標示出了新的標竿。 

歷經漫長的艱苦勞作，貴格會終於贏得勝利，而這場勝利，準確地說，不是貴格會的勝利，卻是所有人的勝利。貴格會廢奴運動的勝利經驗，不但為英國當代以消除開發中國家貧窮問題為宗旨，關切農民與勞工人權的公平貿易運動開創了重要的倫理資源，一百五十年之後，隨著美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動力，甚至在大西洋的對岸還開出了意想不到的花朵。 

※20世紀：美國成立「跨信仰企業責任中心」 

新大陸上的貴格會等宗教團體原本就有不投資於賭博、軍火等企業的道德投資（ethical investment）原則。60年代的美國，反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環境保護運動的怒濤舖天蓋地，正直的人們不免質疑：我們會不會是某些惡行的共謀？對此，信仰者很快有了回應。1971年，美國成立了首支道德投資共同基金，「世界和平基金」（Pax World Fund），協助有信仰的投資人將金錢投資在與戰爭無關的企業。也在同一年，六位新教領袖在紐約成立了「跨信仰企業責任中心」（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ICCR），整合宗教團體的基金會和共同基金，以股東請願和決議的方式，推動企業責任倡議。 

1972年，他們初試啼聲，對五家企業提出了股東提案，要求減少與武器有關的交易，關閉在種族隔離的南非所設立的工廠，採取尊重地方社區與環境生態的採礦方法。多年經營下來，這個中心已成為全美國在責任投資股東行動主義最具影響的機構。僅在2006年，這個中心就對70家企業提出了150件股東提案，議題涵蓋高階主管薪酬、血汗工廠的非人處境和企業責任報告書等。相較於之前的信仰者，這個中心創新的地方，在於它不再是單一議題的責任投資運動，而是在結合倫理價值與投資的基本目標下，廣納各宗教團體所關切的議題於一體，匯集各個團體的資金，持續透過資本市場來推進企業責任的改革。 

※20世紀：英國衛理公會的道德投資 

在大西洋的彼岸，英國衛理公會的投資長查爾斯‧賈克布（Charles Jacob）特別研究了美國教會在道德投資上的作法，在1973年替衛理公會成立了一支道德投資基金。在設計這支道德投資基金時，他特意在投資策略上尋求突破，除了繼續引用美國排除不良企業的負面篩選方法，還加上了以支持正直企業行為為目標的正面篩選方法。在他的管理下，這支基金在之後的15年成長了近百倍，而且賈克布為了推動基於信仰的道德投資，還協助衛理公會成立了「投資倫理委員會」（Methodist Ethics of Investment Committee），和所有教派均可參加的「教會投資者倫理諮詢團體」（Church Investors Advisory Group on Ethics）。 

約略在同一時期，具有貴格會傳統的英國保險公司友誠國際（Friends Provident），也逐漸關切起投資倫理的問題。於是他們找來賈克布進行諮詢，然後決定設立「管家基金」（Stewardship Fund），開始倡導社會責任投資，敦促企業更重視社會責任。這支基金之所以命名為「管家」，乃是出於賈克布的建議，因為他相信，這才能最好地反映出聖經對正確使用財富和金錢所抱持的態度。 

類似的事件，還發生在另一群英國牧師身上。聽到來訪的菲律賓工會會員控訴一家英國公司在菲律賓的不良行為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