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基督教教育可以說是信徒養成的重要基石之一。早期，宣教師將福音傳入臺灣，有關教育的工作可分為信仰教育和普通教育兩大方面，前者是指主日學、教會報刊、神學教育等；後者則是指中學、女學等。時至今日，總會已有成立教育委員會，持續編定教材，推動信徒教育，關心靈命成長。而此一模式形成於何時？又是如何規劃？早期的主日學教材內容為何？以前的教會公報怎麼討論神學思想？若要瞭解這些有趣的課題，則不能不介紹這一位前輩的教育實務家和文字工作者——潘道榮牧師。

一、家庭背景

潘道榮（1889-1952），為南部首位設立的本地牧師潘明珠之長男，岩前哆囉嘓平埔族的後裔。潘道榮乳名恩賞，據聞自幼聰明，從小隨著父親到處傳道牧會，耳濡目染之際，乃有克紹箕裘之風；而由於父親早逝（得年35歲），潘道榮很早就必須學習獨立自主，依資料所記載，1903年潘道榮就讀長老教中學時，已在太平境教會小學授課，1905年更被派到木柵教會協助服事，顯然從青年時期，就已經對主日學的事工有所接觸。

1906年，潘氏進入臺南福音書院就讀（臺南神學院前身），同窗有趙天慈、郭朝成等人，後來很多位也都是敬虔愛主的牧長。1909年10月，潘氏受臺北的日人牧師賞識，見他是可造之才，提議由日本基督教會安排，資助他留學東京明治學院（原屬美北長老教會系統，也是東京神學大學前身）；臺南宣教師會遂於同年11月決議由英國母會資助，以公費派往日本攻讀神學，首開此例之先河。

關於潘道榮所組成的家庭方面，他的元配李純（1895-1936）是岡仔林千總李登富四女，為西拉雅平埔族世家，生子錫欽（曾留學京都同志社大學）。續弦秘竹合（1910-1958），也是崗仔林人，生子雅三（循理會牧師）及三女。由於當時教會文化鼓勵信徒要找「主內」的肢體聯姻，因此潘道榮與別的聚落的女性結為連理，而不以同族人為限，顯示其婚姻狀況比其他同族人士來得廣闊。

二、牧會生涯與主日學事工之推動

潘道榮學成返臺後，先於臺南東門教會擔任長老、主日學校長，再於1927年3月任教師，翌月即在岡仔林教會接受按立為牧師，其後1930-1934年間，潘道榮出任臺南東門教會副牧，協助黃俟命牧師，係一間教會聘任兩位牧師之先聲。兩人相輔事奉，使得教會興盛，會務蒸蒸日上。不過，由於兩人都是一時之選，因此事工角色經常引起議論。最後為了避免會友不睦，兩人同時離任。不久，潘道榮仍回任東門教會牧師，任期自1936年5月至1940年止。後改任南部大會幹事。1940年潘道榮轉籍北部，晚年則服務於麻豆教會。

主日學事工方面，1926年潘道榮出版《主日學中心之問題》，可說是臺灣第一本「主日學教育概論」，涵蓋教師、學生以及教材三大部份，例如教師的職責、教師與家長；秩序的管理、學生的獎勵；教案的準備、白話字教授法等，內容深入淺出，還附有主日學的簡史和學則，確實是一本有助實務的參考書籍。

1928年潘道榮兼任全臺主日學主事（總幹事），推動各教會充實教學內容、整修教室設備、研究教學素材、加強統計報告，並舉辦教員祈禱會和家庭探訪調查，同時引進日本國內「日曜世界社」發行的出席表、學籍簿、教員錄，希望臺灣教會的主日學也能井然有序地發展。影響所及，各中會的主日學漸有制度，經費趨於獨立。1930年南部劃分高雄、臺南、嘉義、臺中四個中會，並升格大會，正式進入分立建設的時期，開始設有主日學巡迴演講和成人部門。1936年，全臺共有157間教會設有主日學，教員1,393人、學生11,143人。南部教會的主日學十分興盛，110間教會中，96間設有主日學，至少有14間教會設置專用教室。平均每間教會有教員11人，學生86人，師生比接近1：8，主日學教育可謂蓬勃發展。

毋庸置疑的，編寫教材是主日學總幹事的重要職責之一，潘道榮對此事工同樣不遺餘力。早期，臺灣主日學的教材有《世界共通主日學學課》、《白話字教科書》等，不僅版本分歧，且教聖經或白話字的比重如何斟酌亦莫衷一是，還曾引起時人憂心。在潘道榮與黃俟命一起同工的階段，便合力研究教材教法，策劃組織主日學教員會，舉辦夏季學校，訓練長榮中學的青年主動到各教會擔任教員，以累積經驗。至1937年4月，南部大會終於決議由教會公報社統籌發行學生用書《主日神糧》，每年一本，售價7錢；老師用書《教員課本》每季一本，售價17錢，篇幅約50頁。

茲以潘道榮編撰1937年第四季的教材為例，主題是：「基督教生活的研究」，每週一課，含幼稚科共14課。每課先提示單元名稱，再說明本課引用的聖經篇章、摘錄段落以及開、閉會的聖經與詩歌。接著是聖經金句、目的（某些單元細分聖經科、預備科）、大意和註解。核心部分的教學活動則分預備科及聖經科，前者設計準備、教話、整理；後者則依次為序言、本課、結論。

顯然的，潘道榮認為基督教教育應以聖經內容為主，他強調：「主日學不只是培養、指導「宗教心」的宗教教育的機關而已，其實是教會將所受託的福音，報給兒童知道的教會的事業，就是傳道的機關。換言之，主日學就是『聖言的教育』，使兒童知道『信仰上帝的恩典』、『期待上帝的約束』。若你感受上帝愛的使命，當有分於此光榮的職務。無論採用日語的教案，或是本部所發行的課本，請向此目標來前進。」當日治末期國際戰雲密佈時，潘道榮仍然認為主日學是「教會的生命線」，應該要呼應時代的需要，進而確立信仰本質、編輯新式課程、分級教育學生、發揮本身特色。儘管內容不無戰時體制色彩，仍可見他對基督教教育的用心。臺灣各教會亦勉力維持主日學於不墜，太平洋戰爭初期，全臺主日學校數計161所，教員數1,287人，學生數11,473人。

三、教會公報主筆與神學論爭之火花

《臺灣教會公報》的發行可溯及清季1885年，到日治1905年以降，乃逐漸確立責任編輯制度，藉以充實報導內容、樹立刊物風格，使之成為信徒教育的重要媒介。有關此一文字傳道的服事領域，潘道榮於1933年5月到1939年4月擔任主筆，任期長達6年，僅次於宣教師宋忠堅（13年）和廉德烈（7年）。潘道榮筆鋒健盛、遣詞扼要，發表的文章涵蓋信仰分享、政教關係、婦女宣教、神學思想、人物小傳以及主日學教育等多種類型，他每每先點出各段的要旨，接著逐一詳述，因此可讀性甚高。

潘道榮任職主筆期間，由於他時常撰文表達神學理念，一度曾引起讀者的辯難討論，而1935年前後的神學論爭可說是一段值得注意的插曲。此一論爭始於潘道榮撰〈我的教會觀〉及其系列論述而起，他有感於「喚起信徒深知教會的重要」，而連載了四篇文章。首先，他認為「教會」是「基督的補助機關」，也是「服事團」與教育機關。其次，國家是歷史上的產物，依時代要求而進化，因此「教會更加是歷史上的產物」，因應各時代的進化改革，每個世代的教會都比前一代更加徹底發揮真理，故基督徒要與耶穌同化，負擔建設與改造教會的義務。其三，教會是耶穌的代表，基督徒應站在第一戰線，抵抗「基督的敵人」，例如信仰不堅、真理不明、言行不一、靈性不進、對主不忠等。其四，潘氏指出教會在培養信德、尊重聖禮等十二個問題，說明他的教會觀。要之，潘氏認為教會是「上帝生命的無限榮光的歷史活動的聖之機關」也是「歷史上的產物」。

另一方面，1935年時淡水教會正好在招聘新牧師，有人代表北部傳道局介紹潘道榮（籍屬南部）為候補，此舉卻遭到批評。論者認為北部50多位傳教師中只有7名正式牧師，其餘人都無權參與決策，傳道局握有任免調動的權力，形成少數寡頭決定多數利益的局面。因此多位北部傳道師在他們的《會誌》中撰文，一方面指斥潘道榮的言論傾向自由神學中的宗教歷史學派，認為這種教會觀不值得鼓勵；一方面抨擊淡水教會的聘牧程序有瑕疵，又意圖任用「界限外」的人，不滿傳道局忽視現況，導致北部的教牧人才供需失衡。雙方言詞交鋒之際，無不根據「教會觀」極力論述。

此一激烈的辯論，持續近一年才平息，在臺灣教會歷史上實屬少見。其結果，潘道榮終究未去淡水教會牧會。然而，立場相左的牧者投書報刊以申明己見，從某個角度來看，顯示當時教會界的言論是「可以公開」和「可受公評」的。再者，無非也是希望喚起所有信徒關心教會本質和發展，更證明了當時的牧者如潘道榮等人，對世界的神學主張有深入的掌握，且集中討論教會事務，既針鋒相對，也彼此切磋，誠然可謂「互相漏氣求進步」的例子。

四、結語

綜觀潘道榮牧師一生，他跨越三個政權（滿清、日治、國民政府），也接受完整的傳教師養成教育，甚至成為留日攻讀神學的第一人。他以中生代教會領袖之姿，投入地方教會、主日學和文字傳道的服事領域，實務經驗非常豐富。縱然他歷經身分認同的掙扎，也難以避免日本式思想的影響，但在比較和探索中，他確實呈現了許多不同面相的文化本質。因此，論者稱潘道榮「對全臺主日學的整備、革新頗有貢獻」，指出在他的努力之下，今日主日學的雛型於焉奠定，更有學者認為他代表了一群「日治時期長老教會內的菁英」。

要而言之，潘道榮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推動長老教會主日學的組織發展，調整制度以進入常軌，使兒童能透過按部就班的課程來認識聖經的教導，扎下信仰的根基；同時，他長期擔任教會公報主筆，使「臺灣第一份報紙」不但是教會機關報，也廣納各種討論的聲音，成為培育信徒靈命的重要泉源。回顧潘道榮牧師的小故事，期待吾人也能夠從中汲取可資反思的經驗，並在基督教教育的服事場域投注一番心力，因為作在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主身上，相信福音禾場永遠需要這樣一群有聲或無聲的耕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