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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
日治時期的教會青年會,可說是戰後「TKC」的背景主體,一群留日歸來的年輕傳教師,鼓勵各教會設立青年會,以深化信仰、促進聯誼。
關鍵字:日治時期  台灣基督徒  身分認同  青年會 
作者/盧啟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檔案館主任)
身分認同即「我是誰」

真正有效的台灣人或基督徒身分,必須不斷反省、修正、再宣認。人們持續批判、校訂其核心的信念,使本身能在實況中適切地見證信仰、回應社會,可以說是「不斷重新確認」的實踐行動,因這帶著世代差異與多重視域。
 
一、教會經驗與認同:普世與本土的合一運動

合一運動實為近代基督教發展史的重要課題。每個教會對外的宣教活動不可能完全「統一」,但是如何相互配合,呈現「福音」之豐富,又在不同的宣教活動當中,使人感受到同一源頭的「合一」,正是基督教神學反省的重點。
 
1910年,愛丁堡大會召開,被稱為普世合一運動的起點,台灣的宣教成果名列大會的報告書內容中,明揭:「一切都有利於在台灣積極進取。在不大的土地上,障礙如此之少,而且條件如此有利於迅速而徹底的傳福音。」事實上,台灣南、北雖然分屬不同宣教區,但信仰與體制完全相同,且英、加兩國的教會向有淵源,關係友善。故於1903年時,台灣南、北教會已有合併的呼聲,惟因教勢差異過大而未果。直到1912年雙方才正式組成「台灣大會」,觀其時點,正好躬逢首屆國際宣教會議後不久,世界潮流紛紛以「合一」為依歸,顯見台灣的處境深受普世合一運動之影響。
 
台灣大會象徵島內合一運動之具體成果,到1944年結束以前共召開20屆會議。基督徒透過會議商討,共同策劃教制法規、宗教教育等事務,進而奠定台灣大會一定的角色。不過,該大會雖然是合一的象徵性開端,但距離完全合併尚有距離。因此,雙方先展開信仰與教制的合作,訂定聖詩、典禮、法規、報紙、教育等事務,至於各自的醫療設施、房產財務、神學校等事務則比較缺乏合作的共識。其間跨越政權交替,充滿許多人事糾葛,也針砭教會信仰核心的複雜問題:「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二、文化經驗與認同:青年運動的變革與更新

對教會生態的期待、破滅與不滿,往往成為青年登高一呼的契機。在近代教會歷史中,許多重要的靈性復興和宣教運動,經常起源於學生、青年和大專事工的獻身服務。
 
台灣基督教青年運動的發展前史,若根據宣教師明有德(Hugh MacMillan)的看法,從1865年福音傳來時就可開始算起。這段期間看似沒有特別關注青年基督徒;不過,整體宣教實際上與青年運動密切相關。首先,例如馬雅各、馬偕、巴克禮、吳威廉等宣教師來台時都是青壯年,他們的活力與熱情自然吸引了本地的年輕人。其次,台灣初代信徒大多介於20~40歲之間,接著後續的世代在家庭跟教會受到宗教教育的影響開始成熟。這形成基督教後續半世紀的面貌。不僅如此,台灣基督教青年運動的歷史不算長,但此一過程卻在普世宣教之中,歷經了非比尋常的風暴年代。它在一次大戰後有如燭光般乍現,在日本進行東亞擴張的緊張時空中逐漸發亮;接著在二次大戰中進入彷彿黑暗的年日;最後則從冷戰之氣候中復甦。
 
值得關注的是,日治時期的教會青年會,可說是戰後「TKC」的背景主體。1930年代,青年運動的風潮逐漸擴展於台灣教會。滿腹理想與熱情的青年十分活躍,認為事工必須互相聯繫,發揮團結力量。於是,一群留日歸來的年輕傳教師,鼓勵各教會設立青年會,以深化信仰、促進聯誼,宣教師就稱他們為「Young People Society」,即青年社或青年團。
 
整體而言,日治時期的青年運動大抵分前後兩期,1916~1932年以長老教會的青年為主,但以YMCA的名稱來通稱之,並以加拿大宣教師羅虔益(Kenneth W. Dowie)為中心人物,活動以台北居多。後期則是1932~1945年,基督徒學生組織了「台灣基督教青年會聯盟」以廖繼春、顏春和、劉子祥、黃受惠、林朝棨等人為主幹,每隔兩年舉行一次的夏令營,對當時教會和青年影響很大。教會青年組織起來,鼓勵研究聖經,堅守信仰,也因此度過戰爭時期的紛亂。
 
三、政治經驗與認同:軍國主義下的政教關係

日治末期,日本政府推展一系列集結國力的政策,台灣宗教政策轉趨嚴格統制。是時,「傳道報國」係教會常用語彙,且包含「天國」和「皇國」二層意義。基督徒為實踐信仰,從靜態禮拜儀式轉趨動態服務心志,顯示其信仰內涵、國家意識、民族概念與政教關係均產生結構性變化。因此戰爭時期台灣基督徒「傳道報國」的認同課題,必須分析其宗教信仰與國家民族的雙重身分,關注基督徒的歷史、文化、宗教及政治等經驗,探討戰時體制下台灣基督徒的角色與變動,以深究其跨越教會與社會處境的因應之道。
 
日治末期謂之一段「傳道報國」的時代,戰爭前後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並未改變,始終自勉傳道以報天國,未曾被國家神道動搖。然而,政治認同卻因應時局游移流動,且常有在台、日、中、外之間猶豫掙扎的經驗。基督徒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其社會責任,與日本政府、日本基督教合作,係出於護衛台灣利益、關懷鄉土安危的初衷。基督徒在殖民地的苦難中,從信仰進行反省,從國族發現矛盾,使其信仰良心甦醒,找到對斯土斯民的認同,拾起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時代下的基督徒對日本的支持,並非根深蒂固或完全改變國族認同。因此在戰爭結束時,不因戰敗而與日人同悲,反而迅速地調整身分定位,接受新的局面。基督徒在戰爭最末期受到宗教心靈的壓迫,從苦難的淬鍊中,認清統治宣傳的迷思,經過不斷辯證與反省,最後終於釐清本身的認同糾葛。
 
普世與本土/合一與青年

過去的研究時常將台灣教會的發展孤立而論。然而,從1910年代台灣大會試行島內合一;1930年代轉向日本教會;戰後1950年代成立總會,進而參與普世組織,台灣和全球基督教的脈動息息相關,實不能自外於世界思潮的影響,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最後,在時代的關鍵走向中,台灣不只是年輕的教會(younger church),更是年輕人的教會(young people's church),個個活力十足,這真是他們的時代!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2022年5月4日在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歷史文化專題演講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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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雜誌 第 186 期 真的假的啦?! (40-43頁)
新使者雜誌 The New Messenger  186期  2022年  10月 真的假的啦?! 186
本期主題:真的假的啦?!
發行日期:20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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