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有一個組織：它有會員超過22萬人、員工約2000人、數倍於全職人員的義務人員；它有一個總部、27個分部、超過1200個基層單位；它擁有三家大型醫院、兩間大學、三間神學院、一間醫學院、三所中學、一間出版社、一份報紙、一個電視台、數種定期刊物、數個基金會與社會福利機構、與四十個以上的國際組織或外國組織保持密切聯繫；它主張「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並自我宣稱「通過愛與受苦，成為盼望的記號」。這是一個超大型跨國公司嗎？一個中美洲或太平洋上的小型國家？還是一個主張非暴力的政治團體？

以上皆非。這個組織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The Pre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以下皆簡稱為PCT）。甫於今年七月卸任總會總幹事的張德謙牧師，形容PCT如同一艘「航空母艦」。這個比喻非常生動、非常形象，因為航空母艦並不只是一艘大船，而是在茫茫大海上統合許多「戰機」與「戰艦」的「戰鬥群」。如果PCT是「常駐」在台灣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底它對台灣人的命運有何影響力？

每當提及這類問題的時候，教會內外的人都會開始「遙想」PCT在1970年代所發表的「三個宣言」；PCT也在人權宣言發表30週年之際舉辦了盛大的研討會，意在紀念並承續1970年代PCT所展現的時代精神。聖經中的教導是：「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問題是：1970年代的精神，如何在現今的處境中以當下的行動表現出來，讓信心既是活生生的，行動也是有效的？PCT當代傑出的神學家黃彰輝牧師早就為我們揭示了方法論，那就是「不斷處境化的神學」（contextualizing theology）。處境化神學主張要「具體地『面對』並『回應』當下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並且「對於變化中的處境是必須不斷地開放、不斷地重新詮釋」，這是「一種動態且『未來取向』的神學思考」。

※當前的壓迫根源與形式

那麼，我們當下的處境是什麼？限於篇幅，就從2008年談起。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並掌握國會多數，為「國民黨-大資本-共產黨」鐵三角架上最後一根支柱。這個「國-資-共 鐵三角」是跨海峽的政經剝削聯盟，它在經濟上以「新自由主義」與「開發主義」的面目呈現，在政治上則是抱持「大中國主義」與「威權主義」，這是當前台灣人受壓迫的根源。

2005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前往北京發表「聯共制台獨」的政略，正式宣佈與國民黨的歷史宿敵-中國共產黨再次結盟，這次兩黨團結的基礎是「反台獨」。中國共產黨早在90年代就已經明示對台灣的「陽謀」就是「反獨促統」，達成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經促統、以商圍政、以民逼官」。隨著其總體政經實力的上升，使得它的策略看起來更具威脅性。共產黨當然歡迎國民黨來結盟，從此在台灣內部有了政治上的合作者(collaborator)。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盟友，便是那些「跨海峽的大資本家」。他們用「全球化」、「競爭力」等字眼美化它們對中國工人勞動力的剝削、造成台灣受雇者中年失業、薪資壓低的惡毒，並遮掩它們對環境、土地的破壞。當然，這些大資本家們要加入國共同盟，就必須團結在「反台獨」的大旗下，2012年總統選舉最後階段便見到它們首次集體公開表態。至於，台灣人民想要擁有一個正常國家的渴望、年輕人面對的少得可憐的就業機會與慘不忍睹的勞動條件、受到毒害的環境和土地、家園被毀受到驅趕的家庭，乃至於在中國受到嚴重剝削不斷有人跳樓的廣大農民工，在這些跨海峽大資本看來，哪管你們要死還是要活？只管它們的利益和特權得到確保！

當前的壓迫根源是「國資共鐵三角」，其內容無非就是「增進強勢者的利益，犧牲、剝削弱勢者的生存權益」，而當前壓迫形式的主要特色便是「合法」掠奪。2008年後，國民黨同時掌握行政權與立法權，大肆通過為大資本掠奪土地、剝削環境的法案，例如：《產業創新條例》、《農村再生條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修正案》、《原住民族地區建設條例》、《離島建設條例》、《東部發展條例》…等等。透過這些法案，各種大型資本（工業、服務業、農業、休閒觀光產業、房地產業、所謂的「文創產業」、賭博業…等），便以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機會為名，先驅趕在地居民、拆他們的房子，巧取豪奪全台灣各地的土地、資源、美麗風景成為它們的生財工具，再把周邊居民吸納成為勞動條件非常低、毫無保障的低階「薪勞」，這就是所謂的「創造工作機會」。即使這個壓迫形式透過政治程序把自身「合法化」，仍不免受到被壓迫者的抵抗，這時便以國家的暴力機器（也就是警察）作為後盾，強力執行政商合謀的政策。

第二個的特色便是隱而不顯的「中國因素」。一方面，馬政府開放中國觀光客大量入台，前述的各種大型資本之所以進行那麼多開發案，很多便是要迎合中國觀光客的需求。另一方面，馬政府一步一步利用立法程序讓中國資本進來台灣，讓中資也參與在炒作土地、房地產、掠奪環境資源的剝削遊戲裡。當然，這一切都會在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的名義下進行。

※當前的社會運動與抵抗

「國資共鐵三角」所帶來的壓迫，從2008年後在台灣各地激起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抵抗。跟集會遊行與言論自由相關的包括野草莓運動、反旺中運動；跟都更拆遷有關的包括：士林王家、華光社區、台大紹興社區…等十數個自救會；跟開發工業園區相關的包括：反大埔、竹南、後龍等地拆遷案、反苑里風車、反台中后里中科三期、反彰化二林相思寮中科四期；與環境議題相關的包括：反核與反核廢料置於蘭嶼與台東、反國光石化、雲林反台塑六輕污染、八八風災重建、原住民遷村與土地問題；與食品安全相關的包括：反美牛、反毒澱粉；與觀光區開發相關的包括：反美麗灣、保護阿塱壹古道、澎湖、馬祖反博奕；與人權、勞工、弱勢保障相關的包括：反樂生拆遷、洪仲丘案公民教召、關廠工人臥軌、華隆罷工、反服貿協議。還有許許多多未獲大眾關注或正在進行中的抵抗行動，無法一盡羅列。

綜觀以上的抵抗，有三個共同點。首先，在組織層面上，這些抵抗出自社會裡的「新興團體」，除了少數社運組織以外，大部分的團體在2008年以前還不存在。換句話說，這些反抗團體的成員既無參與2000年以前的民主化運動，也不是民進黨執政時很活躍的獨派和本土派。這些公民團體的主力是1980、1990後出生的年輕人，目前是大學生或研究生。這些學生幾乎參與了上述各式的反抗活動，他們低度組織、注重平等參與，因此幾無可以代表全體之領導者、領導團體。他們利用網路串連、傳播消息，仰賴自發性因此難以事先預期的參與。這些公民團體能與政府直接溝通接觸的管道很少。除了很少數的大規模平和的遊行外，他們的抵抗行動多是溫和的靜坐、演講、唱歌、喊口號、游擊式嗆聲，最後被數倍於抗議人數的警力抬離現場，過程中常有人受傷，但是目前還未見警方採取更強力的鎮壓。

第二，在論述層面上，由於各種議題內容各異、訴求紛雜、主要受害者也各自不同，因此目前尚未出現一個可以含括所有議題的大論述，但是有一股「反國家與資本共謀」的情緒瀰漫其中。雖然一個含括性的大論述還未出生，但是逐漸看到「左翼」、「環境主義」、「台灣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四種論述的匯合，為的是與現今的壓迫根源-「國-資-共 鐵三角」所抱持的「新自由主義」、「開發主義」、「大中國主義」與「威權主義」相抗衡。

第三，在權力結構上，在2008年後社運中，反對黨明顯被邊緣化。一方面，除了個別立委、黨公職以外，民進黨作為一個「主要在野黨」，它的（無）作為讓人幾乎忘了它的存在。另一方面，這些社會運動是「新興團體」所主導，他們與民進黨之間沒有「革命情感」，有的只是「不信任感」，甚至「惡感」。他們一方面不信任民進黨，同時也對自己掌握主導權的能力沒信心，深怕民進黨會來「割稻仔尾」，或是讓運動沾染了「藍綠」色彩而不利動員更多支持群眾。於是，就出現一個力量嚴重失衡的結構：作為壓迫者陣營的一方，國民黨掌握行政、立法與國家暴力機器並與資本家、財團、地方派系緊密結合，而被壓迫者的一方只有少數公民團體與許多無組織群眾孤軍作戰，且與反對黨保持距離因而欠缺政治領域中的代理人。

※PCT做了什麼？

2008年以後，PCT藉由總會、中會、委員會、重建站、宣教聯盟或地方教會等，以「組織性」的名義和力量進行政治、社會參與，主要是下面幾個事件：八八風災重建、原住民族遷村與土地問題、反國光石化、反核與反核廢料置於蘭嶼與台東、反美麗灣、保護阿塱壹古道。2000年以前，PCT的政治與社會參與主要是以「反對的政治」(opposition politics)的形式，也就是扮演先知角色批判政府執政的不當與不義；2008年以後PCT的政治與社會參與更為成熟、更為複雜、也更具建設性，可稱之為「治理的政治」(governance politics)，亦即參與在「治理」當中的政治。

相較於單純的「批評政府、不義」，參與在「治理的政治」中需要發展出更細緻的政治技巧、更佳的政治平衡感、以及更負責任也更繁重的行政負擔。「雙軌審議」是PCT常常運用的「治理的政治」的策略。第一軌是「代議式民主」的形式，也就是透過民意代表在立法院或地方議會中審查或阻擋法案，這就牽涉到如何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溝通、連結與施壓。第二軌是「審議式民主（或稱為參與式民主）」的形式，PCT在地方上作為在地民眾和與在地行政部門的溝通、協調、合作的中介管道，但同時也運用群眾運動進行抗議、包圍、遊行、示威，或發起軟性的祈禱會、演唱會、健行等活動。

PCT運用「雙軌審議」已經有不少例子成功改變了中央或地方政府原本失當的決策，試舉四例：第一例，彰化中會與彰化醫界聯盟、芳苑鄉反污染自救會合作反國光石化，不但發表宣言，還動員500名會友參與餐會與運動，最後國光石化案被成功擋下；第二例，魯凱中會牧長與總會專員成功聯合魯凱族四教派（循理會、天主教、安息日會）與屏東縣政府協調，拒絕由慈濟興建不尊重原住民文化與尊嚴的大愛永久屋，最後由總會與紅十字會接手屏東長治百合園區第二期永久屋的興建工程；第三例，總會、東部宣教聯盟（由比努悠瑪雅呢區會、布農、東部、東美、東排中會，五個中區會所組成）、台東重建站、排灣中會共同投入「反26號核廢公路、保存阿塱壹古道」、「反核廢料置於台東南田」、「反美麗灣飯店」，目前為止屏東縣政府劃定阿塱壹古道中「旭海－觀音鼻」為自然保留區；美麗灣飯店已被法院裁定違法必須拆除；核廢料置於台東遭遇強大的民意反彈，台東縣府不敢舉辦縣級公投，擬讓鄉鎮舉辦公投，反對團體仍持續與縣政府周旋中；第四例，總會、鄒族區會、鄒族重建關懷站與嘉義縣政府協調溝通，終讓嘉義縣政府點頭讓來吉部落46戶莫拉克受災居民得以回到祖先傳統居住地Toeuana進行永久屋重建。

在「治理的政治」中，PCT延續1970年代的時代精神，進一步發展出更深刻的、更廣泛的論述。如果PCT在1970年代的主張-「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是一種「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那麼在2008年以後從莫拉克災後重建以及各種環境與原住民運動中所發展出來的意識型態，為「新」和「獨立」添入新意涵，可名之為「生態民族主義」(ecological nationalism)。這個生態民族主義有兩個重要面向：「鄉土」與「共同體」。第一面向是「鄉土」：公民民族主義主張，台灣是唯一且永遠的鄉土，在這個鄉土之上台灣人民建立自己的國家。除了「政治鄉愁」，生態民族主義還要加入「生態鄉愁」-台灣還必須是生態多元豐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鄉土。第二面向是「共同體」：公民民族主義主張，為了鞏固命運共同體，國民應該團結在「形式民主」和「政治公民權」的基礎上，這些權利人人皆應享有，不因族群、文化、性別、地域差異而有差別。在這個基礎上，生態民族主義進一步主張國民應該團結在「實質民主」和「社會公民權」的基礎上，這些權利人人皆應享有，然而應對社會內部差異保持敏感而非漠視，並尊重、回應不同的需求。

在這個兩大面向之下，生態民族主義含括了至少九項更進步的政治原則。第一，從「人類中心」觀點發展到「生命中心」的倫理。第二，從發展主義、重商主義，轉變為反發展主義、反跨海峽政商共同體。第三，從與政治受難者同在，到與各種受苦者同在（包括階級、性別、文化、生態的受苦者）。第四，從強調共同的文化元素與歷史經驗，轉變為多元文化主義（珍惜各種文化遺產、同情地理解不同的歷史經驗）。第五，從爭取代議式民主，到代議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雙軌並進。第六，從間接與鮮少地參與治理，轉變為直接並廣泛地參與治理（以自治和協力治理的形式）。第七，從中央掌握主動權，轉換為地方掌握主動權。第八，論述的重點從「國家」轉移到「社會」。第九，從指認民族的「外部敵人」，到辨識內部與外部的壓迫力量。

※PCT還能做什麼？

當前社會運動的目標不外乎是：爭取公眾的注意，動員更多支持群眾，「最終改變不利（或失當）的政策或制度」。然而，就最終「改變政策/制度）」這個目標來看，2008年後成功例子屈指可數。之所以失敗居多，主要原因有四：第一，無癱瘓(disabling)能力：因為人數過少，或是策略問題，導致無法癱瘓當權者會議的進行、無法癱瘓警方在現場強力執行拆除、或是無法癱瘓部分公共運輸以獲得公眾注目或當權者妥協。社會抗爭如果不具癱瘓的能力，就難以獲取（與當權者）談判的資格。第二，無分裂(dividing)能力。社會抗爭的強度與規模，不足以讓利益集團內的利益不同者產生分裂。這在目前台灣的情境下，包括兩個層次：無法將把民進黨人從利益集團中分裂出來，也無法讓掌權者內部（國民黨人與財團）的利益不同者進一步產生分裂。第三，社運團體與青年學生非在地人，難以長期抗戰，也容易被質疑其正當性。第四，社運抗爭消極地（或不願）與政黨或政治人物合作，雖符合台灣一般民眾傾向拒絕藍綠的「主流民意」，卻是一種「政治幼稚病」。不但在政治運作上失去「代理人」而自斷手腳，在論述上也是一種採取一種不明不白的「假中立」、「去歷史」、「去政治」的意識型態自宮。

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夠改變政治、推動社會進步，並不是依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PCT在此情境下，能做什麼？該做什麼呢？PCT既然是如同「航空母艦」般的組織，何不像「航空母艦」一樣思考、一樣行動？PCT應當與現今社會運動全面結合，並在組織、論述、與反對黨的關係上，對當前的社會運動產生互補作用。

※組織

90年代民主化時期，幾乎所有的運動或遊行都把戰場拉到台北市的街道上或是國會裡。然而，當前社會抗爭的事發地點遍佈在山林、在海邊、在鄉村、在城市，在一般人的居家周遭和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如此新的抗爭形式是新的壓迫形式所導致，但是卻也讓運動的力量分散，讓參與抗爭的人疲於奔命。在地的抗爭者常常得孤單地面對來自（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及與政府合謀的地方派系、被收買的鄰里居民的聯合排擠、分化與攻擊。外來的社運組織與青年學生因為「非在地」的客觀事實，常面臨無法久待的困難和政府對其正當性的質疑。PCT的組織結構平時就如同一個小型的三級政府，遇到地方上有社會抗爭事件時，能否由在地的中會統籌、由總會提供物資、專業、媒體、論述、政治方面的支援、事發當地的附近教會開放作為抗爭支援據點呢？如何善用PCT三級政府般的組織結構與遍佈台灣的據點（這正是當前社運團體最缺乏的條件），由「點」到「線」到「面」，全面結合當前的社會抵抗，與受苦的人民站在一起？

※論述

在論述上，當前的社會運動普遍遇到兩個困境。第一個困境是「去政治化」的兩難，當前社運常會猶豫要將運動論述「政治化」到什麼程度。如果將論述高度地「政治化」，恐怕嚇跑患了「政治幼稚病」人們，難以動員更多支持群眾。因此，有必要將論述空洞化，使其變得天真無邪、「不沾染政治」，只訴求人們的素樸正義感（例如：「公民要真相」、「今天拆大埔 明天拆政府」、「要孩子 不要核子」…等等），並在過程中強調符合媒體定義的「和平理性」，才可能把患了「政治幼稚病」人們從家中請出來。如此一來，社會運動陷入兩難：不「去政治化」則難以動員，「去政治化」後卻變得很空虛，成為一種邏輯莫名其妙但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行動」。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行動」難以在過程中提供更深刻的「公民政治教育」以抵抗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洗腦。在下次社會抗爭的動員中，組織者還是得再一次面對「去政治化」的兩難。第二個困境是缺乏一個總括性的意識型態(overarching ideology)：由於議題各異、訴求紛雜、受害者屬性也不同，過去民主化時期「國民黨等於萬惡之源、反國民黨就是各種善的開端」這種黑白二元對立、簡單但是實用的大論述，已經失去它存在的現實基礎。然而，一個新的含括性的大論述卻尚未誕生，這導致當前社會運動像無數個分散的小蝦米，個別抵抗「國資共鐵三角」這隻大鯨魚。

PCT的投入有助於克服這兩個困境。一方面，PCT從1970年代就深入參與政治與社會運動直到現在，可以給當前的社運帶入「歷史感」與「現實感」，使其與整體台灣歷史脈絡連結，而不是孤立、分散、不起眼的小人物苦難。另一方面，PCT近年發展出來的「生態民族主義」可作為對抗當前壓迫的總括性意識型態，其「鄉土」與「共同體」兩個面向具有強大動員力量，而九項政治原則不但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意義，更是在論述上、組織上對抗「國資共鐵三角」的利器。

※與反對黨的關係

當前社會運動之所以不屑/不敢與反對黨連結，源自2000～2008年民進黨執政的歷史遺續。一方面，民進黨尚未自證已經從執政過程中的墮落恢復理想性，也尚未取得人民對其執政能力的重新信任。另一方面，PCT與其他社運團體、台派團體一樣，對民進黨執政採取「批判性支持」的態度：「原則上支持民進黨政府，只有批判違背PCT理念的政策，甚至大部分時候是在批判當時的在野黨」。歷史已經明示後果：不但無法阻止民進黨快速墮落，還讓其恃寵而驕、而懶，輕易把支持者的寬容當成自己的擋箭牌，任由台灣社會受到二元割裂，不思改進之道，最終就是背叛它的支持者。

PCT必須從之前的經驗中得到教訓，同時把2000年以來所習得的政治協商技巧、經驗與人脈貢獻出來。第一，必須視民進黨為「準執政黨」，而非在野黨，因此必須對民進黨與對國民黨同等嚴厲和批判。民進黨人並非天生良善，也曾背叛支持者，不該對民進黨還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有對民進黨嚴厲，才能讓它內部較為進步正直的力量，有機會借著外部力量冒出頭。對台聯、綠黨等小黨，才能「支持多於批判」。PCT也要有決心，必要之時在各級選舉中表態支持第三方候選人，別再落入「民進黨落選，台灣沈沒」的心理陷阱而讓選票自動歸隊，否則無法制約民進黨，「惡奴欺主」的情節將持續下去。

第二，對民進黨必須嚴厲，但仍須將其拉到同一陣線。當前社會運動不屑/不敢連結反對黨，不啻是先自斷手腳再進行戰鬥，民進黨卻好整以暇地等著執政。在社運衝撞政商剝削體制的同時，民進黨人卻樂於不必得罪資本家、財團、軍方、地方派系。民進黨人的國家認同（假裝成）跟國民黨人非常不一樣，但是在討好資本家、財團而犧牲一般人民權益的事情上，常常立場一致、競相討好。PCT和社運團體必須逼迫民進黨表態：如果他們不與人民站一起，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不能縱容民進黨這個「歹閣貧憚」的僕人，必須杜絕民進黨繼續「抹壁雙面光」！

第三，PCT可以將「治理的政治」中善用的「雙軌審議」策略帶入其他社運中。除了連結反對黨以外，PCT本身就可以貢獻不少政治協商技巧、經驗與人脈。PCT在民進黨執政時代，曾有不少牧長、會友進入政府服務。較知名者包括：前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任總統府資政、前總會教社委員會幹事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任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與國策顧問、前教會公報社董事長張俊雄長老任行政院長、蔡明憲長老任國防部長。其他卸任的與在職的幕僚、各級民意代表則難以盡列。PCT還有許多在民間各種專業部門擔任重要職位的長老、會友。這些重要的人脈與智慧資源，難道任其分散在各個角落嗎？能不能整合成一個「智慧與人脈的資源庫」，PCT透過「雙軌審議」將其貢獻於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各種「小蝦米對抗大鯨魚」抗爭？

※結語

「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依然振聾發聵，「通過愛與受苦，成為盼望的記號」言猶在耳，但是一個彷如「航空母艦」般的PCT，該如何實踐自己的告白、完成台灣的異象？何謂「新」？何謂「獨立」？如何是「愛與受苦」？值得大家一起來思考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