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期待「超自然」？

最近網路上流傳一段郭美江牧師在佈道會中對同性戀的歧視談話，一時之間，網路上能找到她的佈道會內容紛紛都被搜尋出來，並加以改編、揶揄與撻伐。誠然，郭牧師的歧視言論與「信耶穌得鑽石」的價值觀，都是需要被嚴肅檢驗的。然而其中有一段是醫治皮膚病，她用他的方式為受疾病所苦的信徒「斷開鎖鍊」，卻讓我不禁重新思索信仰與醫治的關係。筆者承認過去對於靈恩派的醫治、趕鬼，一直保持距離而拒絕理解。但是當一個人的立場、言論被無上綱地否定，如果不拿捏批判的界線，也可能不小心落入了某種霸權，也會失去對話的契機。

我們該如何看待「醫治」，以及所謂的「超自然」？台灣社會或許有這樣的批評，認為郭牧師把許多問題給妖魔化為的巫術權勢，自己本身也像是巫術了，甚至有人將她與「日月明功」相提並論。其實，不管是「日月明功」還是「斷開鎖鍊」的醫治特會，有時候我們的好奇心會驅使我們不禁想探究那些神秘組織的面貌，但卻忽略了另一個重點在於為什麼人們總是需要這樣的信仰。小說家丁允恭之前在蘋果日報上的一篇〈其時我們都到過平壤〉，其實說得很精準，「邪教往往像是一種心理治療，告訴不夠頑強的我們自己，仍然還有活下去的理由。」活在這個世代，誰能夠說自己不曾盼望過某種超乎現實經驗的力量來擺脫自己的困境？捫心自問，又環顧四周，算命的、報明牌的，不是也充斥著我們的生活嗎？

只是歷史走到了現在，我們此時此刻所流行的，比起古代社會又更加複雜了，我們生病了依舊會求神問卜，但是也同時服膺了一套理性的科學，但是這套科學，其實再往前一步可能成為帶有救贖意謂的信仰，同時也可能走火入魔。法國人類學家Bruno Latour在其著作《我們從未現代過》便申明，其實現代社會跟過去也不過只是規模尺度的不同而已。於是我們更要思考的是，我們拿什麼來批評所謂這些神秘的教會組織？我們該批判的是這些組織本身，還是更應該細緻得看待領導、參與這些組織以及人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理性時代巫術難除？

有部從美國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叫作《驅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故是內容是，一位疑似精神病發的少女因為信賴當地教區的神父的趕鬼儀式，卻不幸身亡。電影的主軸圍繞在一位律師為被控告謀殺的神父辯護的過程。其中，有個精彩片段是在法庭上，精神科醫師與人類學家的辯論；精神科醫師主張因為少女沒有接受正規精神治療而死亡，但人類學家卻認為是因為少女曾經服用了藥物而導致對驅魔儀式的失敗。顯然，電影的立場突顯了熱心助人的神父的一片真心，而我們也在其中看見了少女及其家人對信仰的依賴與虔誠。

驅魔的故事讓我想起人類學家Evans-Prichard對阿贊德人的研究。阿贊德整個族人都信仰一套巫術，這套巫術足以用來解釋、處理他們生活裡的一切問題，那是一套在其部族社會裡通行無阻也無所不能的信仰體系。如果這個體系是那麼的完整、單純，並且被好好地包裹著，那麼巫術作為一個社會的全貌，看起來好像也不是問題。只是我們的社會已然不再那麼的單純，我們誤以為自己已然進入理性與現代，但是又與超自然如此密不可分（就好像我們精神科的辦公室一樣，開個案討論會的時候總是朗朗上口所謂診斷標準，但茶餘飯後依舊談論著星座與塔羅。）

福爾人(Fore)的故事亦發人深省。福爾人為了傳承、凝聚人的情感，而有分食親人遺體的習俗。美國醫生Carleton Gajdusek在福爾的田野研究發現庫魯症（Kuru）的發生和吃掉遺體有關，但這項研究也成為具有倫理爭議的經典案例。Warwick Anderson在《失落靈魂的收集者》中也陳述了，當時福爾人在信任Gajdusek醫生具備強大巫術足以破解疾病的前提之下將遺體送給了他作研究，最終雖然看似解決了庫魯症的問題，但是福爾人內部也對科學研究產生了質疑，例如沒有罹病的死者家屬對於與科學家的禮物交換並沒有達到公平互惠，這個以巫術包裝的科學研究似乎也撼動了福爾的信仰系統。

※反思背後牽動我們的價值體系

回到日月明功，與「斷開鎖鍊」的醫治特會。我們會發現其時當我們把這些教會或是靈修組織給神祕化、妖魔化地看待，那麼我們似乎也落入了一種困境，畢竟我們也可能都是某種價值信念的信仰者，只是對象不同，形式不一罷了。而當我們採取某種理性來介入他人的信仰時，往往也需要帶著謙卑。

我們該如何看待日月明功的信徒造成了無辜者的死亡，或是強調超自然的醫治特會牧師的一言一行呢？我想問題可能還是需要回到一個被忽略的提問，即：為什麼我們所處的世代，仍有這些團體的存在？人們為什麼要加入他們？究竟人需要得是什麼？而當這些組織「走精」了，我們的眼光其實應該還是需要除魅的。所謂除魅，當然不意味著要為這些組織找台階下，而是我們需要更小心翼翼地檢驗問題，並且以同理心來理解身在不同處境中的人的決定，而不是再為各種人貼上更多的標籤。

不久前一位疑似精神疾病的婦人前來看診，主訴常有感覺靈的附身。他的家屬說因為這事已經拜過廟、問過神，後來廟方說要找西方的神，於是也找過牧師，依舊無解。她來到我所屬的教會醫院，我仍然百思不解，畢竟症狀不是太典型的精神疾病，身為臨床工作者，基於有限的醫學知識，我的作法除了嘗試藥物治療，同時但也嘗試在診間為病人禱告，並奉主之名驅趕症狀。

只要是人都有軟弱之處，於是我們會有信仰，只是這個信仰不應該造成對他人的壓迫，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能苟同郭美江牧師的歧視言論，也會對日月明功的不幸事件感到驚駭憤怒。但是有時候我們的正義感跟革命的行動時常不易拿捏，因為我們常常看不見自己背後的價值體系如何在牽動著我們的思考、行為。郭美江牧師的言論固然有其荒謬之處，但是有時候，我們必須懸置怒氣與無限制地複製、改編與傳播其言行，或是將她的言論放在一種過於簡化的框架下來理解，如此社會才有對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