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2年時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當時第一個參與的議題就是反媒體壟斷。那場運動曾經號召了一萬人上街， 培養了很多的素人運動者。這些素人運動者在壹傳媒案被擋下來後，開始投入不同領域的議題；之後，規模更大的一次運動是2013的反核遊行，全台北中南有十萬人上街，當時十萬人這個數字真是令人振奮，台灣的社會運動從來沒有這麼大規模的遊行人數，那時覺得以後應該不會再突破這個數字。結果，在2013年8月3日，洪仲丘事件讓25萬人來到了凱道，那場白衫軍運動不只召集了如此令人震撼的人數上街，更讓台灣人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高升，公民參與更加的熱烈。洪仲丘事件當時，服貿議題才剛開始，遊行抗議往往都只有百人，有時候連百人都不到，我一直覺得服貿是個相對難入門的議題，因為服貿議題第一太廣又複雜，第二是牽扯到中國因素，很多人對於「反中國因素」這件事不知道為何很感冒，但318學運的爆發完全讓我跌破眼鏡：非常多的人，包含我身邊從來就不關心社會議題的同學也開始討論這件事，並一個個的表達他們的立場。

◎場外的自主組織影響重大

318學運成為熱們話題後，大量的人投入這場運動。我指的不是那上街的50萬人，而是將心力投入在議場內外組織的人。場外的狀況尤其著實令人讚嘆！群眾在街頭上建起了一個小型聚落，除了基本的生活需求被滿足外，還有醫療、理髮、補習、買車票、煮東西的據點，這就是為何群眾能在街頭上撐過一天又一天的原因。而這些東西幾乎都不是出自於議場內的決策中心，而是群眾自己組織及建立的。這連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人都無法做到！而的確，議場內的組織者們完全沒有碰過這麼大規模的運動，也不知道該如何維持，若沒有議場外群眾的自主組織，這場運動完全無法被撐起。這公民力量的展現，雖然可能還不成熟，但這股力量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

318學運的能量是如此的巨大，為這個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力量，但最後卻來只換來王金平沒有承諾的承諾。當議場內的決策中心宣布要退場時，引起非常多反彈，在當下我也覺得非常失望，不僅僅是因為運動目標沒有達成，而是在整個過程中組織者的內耗、議場內外無法連結，這些都比策略上的失敗還要更令人失望。但我相信在議場內的學生們在那樣的環境與情境下，精神壓力想必非常的大，要做出好的決策並非容易的事，他們的努力還是值得被肯定。不過318學運並非什麼都沒留下，這場學運讓公民參與及社會運動成了一股風潮，越來越多的人願意投入其中，此外這場學運也影響了香港近期的社會運動，而我相信318學運的影響仍在持續發酵中，會帶來更多驚人的效益。

◎社運現場很需要心靈關顧工作

長老教會在318學運並沒有缺席，當時台北大專學生中心的學生和牧者是第一批衝進議場的，而在之後的資源和人力支援上，長老教會也是不遺餘力，甚至還有牧者及神學生在「公民審服貿」的時候用用自己學過的URM來帶領小組討論。而我認為還有一個部分是身為一個基督徒可以做的 ─ 就是關懷。

在學運期間，非常多的人長時間待在議場和街頭，有大部分是學生，這些學生，尤其是待在場議場內的，都面臨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因為他們在議場內不知道外面的狀況，也幾乎無法和親友聯繫，在議場內其實也不太知道該做什麼，或自己能做什麼，這些都讓他們心理狀況深受影響，而在324行政院流血事件後這個情況更是嚴重，這些影響一直持續到318學運結束之後，這也是為什麼到最後議場內會出現心理醫生。因此，我覺得基督徒，尤其是神職人員，可以在社運場合從事心靈關顧的工作，在社運現場這方面是真的很缺乏，而即使是平信徒也還是試著去關懷這些需要關懷的人，有時候大家非常無力，但只要彼此有人聆聽，就是很大的安慰。

基督徒必須要對抗不公義，並和受壓迫的人站在一起，在318學運中我看見長老教會做到了，也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夠更參與在社會議題中，好好看看這個社會中的人們，耶穌其實就在他們受壓迫的身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