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彰輝的「實況化」宣教理念談起

 

黃彰輝(Shoki Coe, 1914-1988)是二次大戰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最重要的領導人物，也是在普世神學界裡探討「實況化」理念的先鋒和先覺者。 實況化代表一個能夠不斷更新變化且以未來為取向的過程，以他自己的話來說：

 

我相信，實況性(contextuality)是一種批判性的評估，試圖在「上帝之宣教」(missio Dei)的觀照下，探索到底是何者讓實況能產生意義。它是對「時代的徵兆」所做的宣教學上的辨識，試圖探尋上帝正在工作並呼召我們參與於其間的場所。因此，實況性並非僅止於認真但毫無分別地看待一切的實況，它是在個別、歷史的時刻裡讓實況喚醒我們的良知，讓我們在受召參與「上帝之宣教」的教會宣教的觀照下評估實況的獨特性。這樣的良知喚醒過程只能通過「涉入」和「參與」來獲得，而批判性的認知往往也藉此而生。但此一過程所激發的，應該還包括回應和實況化的能力。真實的實況性引向實況化(contextualizing)… 真實的神學反省只能如同「場域中的神學」(theologia in loco)般地發生，在具體的實況中嘗試分辨其實況性。（註1） 

 

當代日本神學家小山晃佑(Kosuke Koyama)憶及黃彰輝曾告訴他：「福音必須實況化於文化中，然而它也必須將文化實況『福音化』。道成肉身就是實況化的終極事件。換句話說，福音總是一個絆腳石，而且沒有任何一個實況化的過程可以全然代表或涵括福音的動態本質。」（註2） 他更指出，對黃彰輝而言，「實況化」和「不斷改革中的教會」(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正是一體兩面的相同信念，因為教會不應該流連或滿足於某些「固定的宗教意識形態」或神學信條，教會的領袖更應記得他們「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路9：58），實況化意味著不斷的更新、重建和復活的過程。

 

回顧戰後長老教會的宣教發展經驗

倍加運動(P.K.U., 1954-64)：宣教模式和對福音的了解停留在個人靈魂得救、教會數及會友數的增加、主日禮拜的出席等，是典型的「福音派」觀點。因為重量不重質，未重視「後進」的信仰教育工作，加上傳道人和經費的不足，在時代局勢改變後反而呈現衰退現象。然而，倍加運動是第一個「本土」宣教運動，有寶貴的「上山下鄉」經驗，也為第二世紀宣教運動打下基礎。

 

新世紀宣教運動(1967-71)、忠僕運動(1972-76)、自立與互助運動(1977-78)：以「多角宣教」為原則，關懷特定的宣教場合和沒落中的社區（如山地、農村、都市、海外移民等），並強調平信徒的信仰職份，以及自立與互助的夥伴精神，在宣教理念和形態上和普世運動的「上帝之宣教」(missio Dei)的宣教觀比較接近，可惜寬廣的宣教理念未能持續、貫徹。

 

信徒什一增長運動(1978-86)：前一運動因政治局勢緊張而被迫中止，引入富樂學派的「教會增長」理論，以教會信徒（聖餐會員）每年增加十分之一為目標，通過小組聚會、分區家庭禮拜、文化講座、音樂見證等模式來進行。

 

認同鄉土、委身人民的宣教見證(1970-1985)：在此一階段，面臨新的處境（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外交孤立、中國和美國邁向關係正常化、台灣的政治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危機），基於信仰的良知以及認同鄉土、人民的態度，長老教會前後發表三個宣言，提出「自決」的主張，要求政治革新，強調教會的先知職份，主張講母語的權利和文化的自主性，期待教會間的和諧和互相尊重，注重和世界教會的關係，並強調社會公義是教會的宣教使命。1977年的「人權宣言」更進一步主張「人權和鄉土是上帝所賞賜」，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和自由應得著保障，並基於自決的原則促請政府建立台灣為一「新而獨立的國家」。之後，為了表明自身的信仰立場，總會在1984年通過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其中有關「教會觀」的部分可以說最精彩的理念結晶：「阮信，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受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復釘根在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和受苦，來成做盼望的記號。」

 

1980年代起，非長老教會體系由韓國、新加坡、北美洲引入新興都會發展模式，從南韓，特別受到趙鏞基所領導的中央純福音教會(Yoido Full Gospel Church)的影響；從新加坡，熱烈仿效注重成功神學和市場策略導向，且具有高科技裝備的超大型教會(mega-churches)；從北美洲，則深深受到主領神醫特會、「權能事奉」(“Power Ministry”)和教會增長運動的靈恩領袖或神醫佈道家所影響。這些新興運動引發信仰熱潮，也明顯帶給參與的信徒「靈性更新」的喜悅，但部分喜強調「特殊性」的靈恩教導，有時也會做出「主觀獨斷」的評論，造成困擾。面對當前「全球化」的宣教模式和以「市場」為取向之作法的衝擊和挑戰，需深思並重整宣教理念。

 

2000年福音運動：由「國語教會」系統發起，長老教會「被動」參與，因而形成「雙頭馬車」的情形，中間存在著「質」與「量」的矛盾。

 

21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包括新眼光讀經運動、禮拜更新運動、靈性形成/靈命更新運動、組織再造、社區宣教運動、營造共同體(koinonia)運動、跨文化/海外宣教運動等多元方案。

 

「新倍加」運動：以世界傳道會(CWM)的整全宣教概念為基礎，強調宣教應包括宣揚、培育上帝的兒女、愛心服事、社會改造、關心受造界等五個面向，再加上亞洲處境中獨特的「福音與文化」觀點，構成整全宣教六面向。 就此而言，宣教是不斷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長、深化、被改造，並學習擴展視野、跨越邊界、開創新機、擁抱「他者」。 

 

現今台灣宣教處境的挑戰

 

台灣的國家認同和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台灣人長久受到外來政權統治，欠缺「當家做主」的主權意識和「自我認同」。1970年代，當台灣社會在追求「民主化」的過程中，長老教會主張的「人民自決」信念和台灣人民追求「出頭天」的願景交織重合，形成新的「台灣人基督徒」身份認同。教會所受的苦難也讓台灣人民能認同，在「共同受苦」(co-suffering)的歷史經驗中被接納，並努力展現對人民和土地的認同。

 

1990年代起，台灣社會在逐漸本土化及民主化之後，也開始面對中國以「大國崛起」的姿態，對台灣施展政治、外交、軍事的威嚇，以及經濟、文化，甚至宗教的統戰，台灣前途仍缺乏遠景，政治、文化改革之路也仍遙遠，明確的台灣意識與國家認同仍須建立，教會必須參與建構一個具有海洋文化之多元包容性格的台灣人主體意識和國家認同。

台灣社會的轉型及其衝擊

全球化(globalization)帶來單一文化(mono-culture)、科技/物質主義、消費文化、傳統倫理/價值體系的崩潰，以及「人格關係」和在地社區的解體。如何在經濟公義(economic justice)、生態關懷、社區發展中尋求平衡？面對帶有「帝國」特質的全球市場經濟霸權，教會如何倡導以「肯定生命」(affirming life)為主軸的替代性價值觀和另類生活方式(alternatives)？

 

因著中產階級體質所產生的本位主義心態、自我合理化的思考方式，以及教會生活的形式化、體制化，教會不免在行事上反映出台灣社會用錢解決問題的「暴發戶」心態，過度重視大型硬體的建設，相對地也對弱勢者失落敏感與愛心。面對此一危機與困境，教會必須提出以「提昇工作意義、擴展心靈空間、關懷人類社群」為主軸的宣教理念，向社區開放，並以「道成肉身」的信念來回應社區的需求與挑戰，乃是處在都會區教會的宣教契機以及教會生活的「救贖之道」。

本土化與心靈改造

台灣教會在1970年代後開始從事「福音和文化」的神學反省，致力於建構「實況化」、具有「台灣性」(Taiwan-ness)的本土神學，並進一步思考音樂、禮拜儀式，以及藝術表達的本土化問題。更具體來說，台灣基督徒應致力於「生命禮俗」和生命內涵的提昇與轉化，包括如何將基督信仰的內涵和價值融入婚禮、喪禮，和其它生命禮俗(rites of passage)等禮儀，以及教會曆中的節期和一般性的文化節期當中，帶來集體文化和心靈的改造。 

 

面對久已失落「身份認同」並缺乏「權利意識」的台灣社會，教會應該針對心靈改革、人性尊嚴、生活品質、本土文化，以及民主素養等層面從事更基層、草根的教育與改革。此外，面對教會內部比過去更為強大的權力誘惑，以及赤裸裸、白熱化的「教會政治」，教會也必須謙卑地反省其存在的本質與使命。

 

族群關係、性別議題、擁抱「他者」

 

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一向緊張、微妙、敏感，且經常與政治意識型態糾葛纏結，長期以來，優勢族群明顯宰制弱勢族群，特別是對原住民族的「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歷史傷痕必須以耐心與敏感加以撫平。因此，教會應該以台灣意識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和諧的共識與基礎，釐清意識型態的糾葛，共同重新解讀台灣歷史，破除族群偏見，為歷史傷痕療傷止痛，在多元中追求合一，尊重彼此的主體性，建構「族群共和」的神學。當然，不可忽略的是，台灣社會長期經歷強權統治及社會不公義的戕害，面對「共犯結構」的歷史傷痕，應深思如何追求「轉型正義」並深化民主教育。

 

此外，面對男性威權文化的台灣社會，教會應致力推動並實踐一個「兩性平權」、「兩性共治」的新文化。近年來基督教對普世人權思想的最重要貢獻應該是「認同他者」的神學理念。如果我們不能從不同於我們的「他者」(the other)身上體認到他們的獨特認同與價值，這種「否認」(non-recognition)或「錯認」(mis-recognition)將導致對他人的傷害、壓制、囚禁、扭曲或貶抑。同樣的，「排斥他者」的心態只有陷入永無止盡的暴力漩渦；相對的，「擁抱他者」的神學則帶來醫治與和好。

 

長老教會在紀念「人權宣言」發表25週年所舉辦的圓桌會議中，就表明今後將延續過去為政治人權所作的努力，繼續為原住民、婦女、孩童、外勞等弱勢團體的人權而努力。這將會是一個有意義的「擁抱他者」的信仰運動。

 

公民覺醒力量的挑戰

 

回顧台灣近代史，我們不免要問：改變為何如此困難且緩慢？為何台灣社會在解嚴之後還要經歷三十年的震盪與掙扎？在此，我們明顯察覺到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在本土教育以及民主教育上的困境與缺失。事實上，經過前年全國高中生遍地開花的「反課綱微調」運動後，我們才猛然發現，許多目前仍掌握政經大權的台灣老一輩社會精英（不分出身、黨派）因深受七十年來中國化教育的禁錮與「毒害」，其實對這塊土地既疏離又冷漠，嚴重缺乏主體性的台灣思維和人文關懷。

 

相對的，我們也觀察到，在解嚴後出生的新一代台灣年輕人，因為有機會接受本土化教育、人權教育，以及帶有台灣主體性思維的獨立思考方式，改變的種子逐漸發芽、茁長。儘管過程緩慢，這樣的能量累積終於在近幾年開始激發出真實、無懼的新公民運動：從陳雲林事件，到這兩年的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柯文哲現象、反課綱微調運動，一路走來，真是漫漫長途！

 

感謝上帝的眷顧與帶領，台灣本土的百合花確實即將綻放。從早期追求自由、人權的反對運動和民主化運動，歷經政黨政治的開啟和追求獨立與國格的主權運動，以及反映不同意識型態的藍綠對抗時期，台灣終於進入定根本土、確立主體性思維的新時代。今後的台灣，應該是在這個「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上全面展開深化民主、繽紛多元的新政局。

 

當然，在「天色漸漸光」的期待中，我們除了加強本土教育外，更應該全面推動能培養獨立思考的民主教育及主體性教育，以及「去霸權化」的多元世界觀。我想，巴西教育家費雷利(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的教育學》一書中所主張「教育是一種意識覺醒及良知化(conscientization)過程」的教育理念，非常值得參考。此外，還原歷史真相、追求共生和解的「轉型正義」工作更是一刻都不能緩。關於這點，我確信，基督教群體本身也需要致力於聖經詮釋及信仰詮釋上的「轉型正義」，這是另一個重要議題。

天色漸漸光・百合開花時

 

面對台灣社會日益壯大的公民覺醒運動，宣教的契機應在於基督信仰所帶出的「覺醒、更新與轉化」的層面。今年也是宗教改革運動五百週年，加爾文一生在日內瓦從事改革工作，以心靈重建為基礎，並在全人教育、社會正義、關懷弱勢、政治革新等層面落實上帝主權。他的座右銘是「在黑暗之後，必有光！」（post tenebras lux），這正是復活信仰的盼望落實在公民社會裡的絕佳典範，象徵著教育啟蒙所帶來的良知覺醒以及公平社會的建立，也是信心的種子落地生根、結出豐盛果實的美好圖像。同樣的，有鑑於對人性容易受權力腐化的深刻體認，基督徒更應扮演「監督者」的角色，持續為台灣的新政治文化帶來更新與轉化。

 

＊本文發表於「『今日台灣教會的宣教任務』國際宣教研討會」，本刊囿於篇幅，將註解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