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二〇一九年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Tâi-oân Ki-tok Tiúⁿ-ló Kàu-hōe Chheng-liân Thoân-Khè, T. K. C.）成立七十週年。然而，從日治到戰後初期的基督教青年運動實為一脈相承。這段醞釀發展的「前史」，一方面是受到國際性的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之良性影響，一方面是年輕人自主自決的歷程。當時，學校、教會和實業人士陸續組織青年團體，直到戰後初期，相互輝映，多元發展。一九四九年成立的T. K. C.則促使一九五一年長老教會總會的成立，象徵青年運動之嶄新里程碑。

 

二、YMCA運動

（一）台灣YMCA

一八四四年，跨宗派的基督教青年運動在英國發軔；一八五五年，世界YMCA協會在巴黎成立。青年運動風起雲湧，從歐美影響到亞洲。一八八〇年，日本第一個YMCA在東京問世，其後在大阪、橫濱和神戶亦陸續成立之。（註1）

一八九五年，台灣進入日治時期。一八九八年，以日人為主體的「台灣YMCA」在台北成立，展開教育和服務的活動，例如體育講習會、宗教電影放映會、音樂會、舞蹈班、英語查經班、協助貧民賑災、發行會刊《台灣青年》等。這些事工都頗具開創性，例如一九一五年的「英語夜校補習班」和一九二一年興建的游泳池暨訓練班，都是社會教育的先驅。後來，因殖民統治終結，日人就將相關業務轉給台人的教會或後來成立的本土YMCA組織。（註2）

 

（二）學生YMCA

一九〇四年，台北醫學校的基督徒學生已有二十餘人（含日籍），他們希望在校內維繫信仰生活，並促進交誼，乃由周福全向校方商借場地，成立「台北醫學校基督教青年會」，設有會則十二條，幹部有黃惠我、劉煥詳、吳克己、李士方、趙篤生等，頗具自治特色。（註3）

 

稍具規模的學生YMCA始於一九一〇年代，以周再福為首，組成「台北醫專YMCA」。一九一三年，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共勵會」併入，每週日在艋舺教會聚集。（註4）到一九二七年，醫專學生蘇振輝、詹添木、楊昭璧等人將組織擴大，廣邀市內各中學校、高等學校和大專生加入，名稱改為「台北台灣學生YMCA」，舉辦查經、合唱、靈修會、座談會、野外禮拜、教會服務、宗教戲劇、節期慶祝、巡迴演講、街頭佈道、會刊發行等，多元興盛，為教會培養眾多人才。其輔導有宣教師明有德（Hugh MacMillan）、吳瑪利（Margaret Gauld），台人牧師陳溪圳、陳瓊琚，還有帝大教授早坂一郎、橫川定，高校教授今崎秀一、石本岩根，日人牧師上與二郎、原忠雄、大橋麟太郎等，（註5）可說「卡司堅強」。

 

同一時期，留日的學生也於一九二七年組成「東京台灣YMCA」，此外還有「京都台灣青年會」，當他們學成返台時，就在教會分享新知與留學經驗，對於本土青年運動的發展而言，功不可沒。

 

 

（三）台北YMCA

台北YMCA則於一九三四年由大稻埕長老教會信徒李天來、李超然、余約束、余約全、陳啟賢、陳朝宗、林朝棨等同道，號召市內教會青年，連同聖潔教會青年林天生等，組成「台北YMCA」。他們在李天來醫師宅邸查經、練詩，性質較偏社會青年和中產實業，一九三五年曾為中部大地震募款救災。後來戰爭爆發，聚會受到影響，李天來於一九四一年被徵調入伍，翌年歿於南洋馬來戰線，台北YMCA亦隨之告終，直到戰後才復甦，組織持續擴大。（註6）

 

（四）名稱與性質的異同

日治時期，只有日人為主的「台灣YMCA」是正式加入YMCA日本同盟和世界協會。至於「學生YMCA」和「台北YMCA」，雖然自稱YMCA，或因潛在的民族意識之故，始終未加入日本的同盟，故屬於本地發展出來的YMCA雛型。（註7）此外，以下要談的「教會青年會」有時也混用YMCA的名稱，使人產生誤解。但無論如何，這些都是青年運動的開拓先驅。在日治時期，這幾個青年組織的成員有所重疊，也相得益彰，直到現在的「The YMCA of Taiwan」和「T. K. C.」都有這些支流的匯合身影。

 

三、教會青年會

日治時期的教會青年會，可說是一九四九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的背景主體。一九三〇年代，青年運動的風潮逐漸擴展於台灣教會。滿腹理想與熱情的青年十分活躍，認為事工必須互相聯繫，發揮團結力量。於是，一群留日歸來的年輕傳教師，鼓勵各教會設立青年會，以深化信仰、促進聯誼，因此宣教師稱之「Young People Society」，即青年社或青年團。

 

一九三二年，為北部教會設教六十週年，年輕傳教師陳溪圳、鄭蒼國、蕭樂善、高端莊、吳清鎰、郭和烈等人，獲得宣教師明有德、孫雅各（James Dickson）、戴仁壽（George Gushue-Taylor）的鼓勵，再加上長老陳清忠、鄭進丁、陳芳本、彭石榮及余約束等人的合力支持，在各地教會推動開設青年會，北部也掀起一波「新人運動」。

 

同（1932）年三月，南北共同議事的「台灣大會」為慶祝成立二十週年，益發鼓勵各教會創設青年會，此作為紀念事業。八月，「台灣基督教青年會聯盟」在台南市愛生堂成立，由廖繼春為首任會長，核心人物有鄭蒼國、蘇振輝、劉子祥、顏春和、高天成、林朝棨、黃受惠、詹添木、楊昭璧、李超然、黃彰輝、石孜理、翁嘉器等，當中有些人還是學生身分。聯盟的事工蓬勃，例如巡迴佈道演講、發行聯盟報（1933）等。種種事工，幾乎都是青年走在前頭主動辦理，教會則在背後支持鼓勵，明有德說這是「FOR the Church, but not WITHIN the Church」。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事工是「夏期學校」，南北輪流舉辦七年，每次均有百餘名青年參加。

 

 

一九三七年的夏期學校，開始嗅到中日戰爭的煙硝味，然而青年們的理想性絲毫未減。當年的會議報告曾被接納為牛津（Oxford）和愛丁堡（Edinburgh）會議的方案之一，後來融入普世運動的兩個重要支流：生活與工作（Life and Work）、信仰與教制（Faith and Order）之中，也間接地助益了後來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的創設。這些重要的發展都讓台灣的青年倍受鼓舞，因此宣教師明有德稱呼他們是：教會在世界宣教的產物（product of the world mission of church），且真正參與了世界基督徒的團契。

 

一九三八年的夏期學校，因為戰雲籠罩，原本無法召開，幸而得到日人牧師上與二郎的協助並擔任會長。聚會期間，政府仍有管控，憲警和便衣特務到場監視，青年們也開始深刻思考在戰爭體制下如何保有基督徒的立場。

 

一九三九起，因日本軍國主義的干涉，名稱改為修養會（Prayer Meeting）且每天都要有「日本精神」演講。雖然如此，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World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Youth）和台灣的修養會活動幾乎是同時進行，遙相呼應。當時全世界都面對戰爭迷霧的挑戰，但留學劍橋大學韋斯敏斯德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的黃彰輝，代表台灣前往報告，呼應大會主題：基督得勝（CHRISTUS VICTOR），令人為之一振。

 

一九四〇年，政教張力加劇，雖然是日治時期最後一次的集會，但青年們毫不畏懼，勇敢面對困境，參加人數超越以往。（註8）之後，擴大名稱為「台灣基督教[會]青年會聯盟」，計有東京台灣學生、台北學生、太平境、鹽水、宜蘭、彰化、台中、大甲、雙連、大稻埕、丈八斗、後龍、萬華、屏東等會加入。而從《台灣教會公報》的資料來看，還有草屯、斗六、朴子、白河、木柵、旗山、旗後、東港等會（有時混用YMCA之名），各地發展蓬勃，盛極一時。雖然，最後因為戰爭的因素，活動趨緩，但青年們已經成為各地教會的中堅分子。更重要的，這股「夏期（季）學校」的熱潮形成一種良好的慣例，讓青年每年聚集，舉辦大型活動，彼此研討親睦，共商宣教方針。

 

 

 

 

 

 

四、戰後初期青年團契的成立

經過日治時期的醞釀與發展，青年運動已經成為影響教會動向的關鍵。一九四七年，第二次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於挪威奧斯陸舉行，象徵普世青年運動重新樹立精神，正式揮別驚濤駭浪的二次大戰。一九四八年，台灣受此鼓動，南、北教會的教育局和台北YMCA決議舉辦青年大會，從四月起展開為期五次的籌備會。七月，台灣本地的合一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有志者以「耶穌是主」為題，在淡水召開「全國基督徒青年夏令營」，吸引1,243人參加，超過預定名額一倍（半數是學生，也有原住民、外省籍甚至日籍者）。會前先有兩天的「指導者會」，讓四十位輔導聚集訓練，並邀請上海YMCA講師蒞臨，分享人類與科學發明、社會與家庭、自由與秩序、基督教與非基督教的環境等題目。（註9）當時物價飛漲，營會生活也不甚舒適，但與會者卻都甘之如飴。（註10）活動經費原訂450萬元，最後陡增到800萬元，此一財務重擔，最後竟奇蹟地有所餘裕。

 

營會旨在「擴大青年的眼光，看到基督教的世界性，並強化青年領導力」。開會禮拜在純德女中講堂召開，莊嚴隆重；早晚禮拜在大草原舉行，每天晨更前靜默不語，與主相會；用餐則在體操場，大家站在桌旁享用。每天有一小時的演講會，再依教育程度或職業分成45組的聖經研討；另在台北街頭遊行唱詩佈道、在中山堂舉行音樂會等，《台灣新生報》描述「聽眾三千人，熱情高漲，打破一般聚會的紀錄」。（註11）會中更發表宣言，展現改革教會的朝氣，譯述如下：

 

  

     

淡水夏令會 1948年7月

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諸位先生收覽平安：

阮台灣全省基督徒青年夏令會全體有承認「耶穌是主」作阮一切的生活原理。所以阮迫切希望南北教會快快聯合。續希望恁諸位當局先生能明思潮、識動向，來盡掌理主所交託恁地上的教會的責任。

「合者立，分者亡！」（United will stand, divided will fall）（註12）

1948年台灣全省基督徒青年夏令會 會員一同

 

夏令會時，同步舉行「台灣基督教會青年團契聯盟籌備總會」，由全台106個教會的120名青年代表通過章程，旨在「聯絡教會青年，宣揚基督，奮進教會，增進團契生活，藉以砥礪人格，服務社會」、指出「團契為堂會工作之一部份，不可脫節。」（註13）接著，又召開兩次籌備委員會，由黃武東、黃彰輝、鍾啟安等十餘人組成，決定翌年正式成立青年團契總會。（註14）

 

一九四九年六月，透過宣教師明有德等人支持，在柳原教會正式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青年團契」，縮寫「T. K. C.」使用至今，（註15）英文則作「The Taiwan Christian Youth Fellowship」，展現青年對合一運動的深切期待。睽諸當時，領銜者黃武東（40歲）、黃彰輝（35歲）、鍾啟安（33歲）等，都是熱情洋溢的青年領袖，他們接受經驗豐富的宣教師輔導，青出於藍，成為引領教會方向的前鋒。當時曾有人質疑聖歌隊、主日學都以青年為主力，他們夠老練嗎？教會由他們來帶領，不會出問題嗎？但這是年輕人的教會（young people’s church），而不只是年輕的教會（younger church），個個活力十足，這真是他們的時代！

 

五、結語

誠如黃彰輝所說，青年運動的特殊性，即在於「世界性」，台灣青年的活力毫不遜於全球各國教會，他們用同樣的目標，確認「耶穌是主」，確信真理，活出一致協力的信仰。（註16）青年運動在「普世、本土與合一」的重要軌跡中，留下堅定有力的腳蹤。從歷史來看，青年總是能在既成的教會文化之中，開創新的氣息，我們也期待T. K. C.在第二個七十年，找到自己獨特的時代角色！

 

延伸閱讀

1. Hugh MacMillan, Youth in a Younger Church (Taipei: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1961).

2. Hugh MacMillan, Then Till Now in Formosa (Taipei: English and 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s in Formosa, 1953), pp. 70-75.

3. 鍾啟安，《台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四十年史》（台北：該會，1985）。

 

附註

1. 陳金興，〈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變」與「不變」〉，文收蕭新煌主編，《書寫台灣第三部門史I》（台北：巨流，2014），頁215-257。

2. 鍾啟安，《台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四十年史》（台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985），頁92-95。

3. 不著撰人，〈台北醫學校的青年會：起源、會則〉，《台南府城教會報》226（1904.1），頁5。景福基金會，《國立台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台北：景福基金會，1985）。

4. 不著撰人，〈兩會合集〉，《台灣教會報》343（1913.10），頁8。

5. 鍾啟安，《台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四十年史》，頁96。

6. 鍾啟安，《台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四十年史》，頁96。

7. 林朝棨，〈參加教會青年事工的回顧〉，《瀛光》120（1963.6），頁4、6。

8. Hugh MacMillan, Youth in a Younger Church (Taipei: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1961), pp. 4-7.

9. 蕭樂善，〈青年夏令會，講演要點〉，《台灣教會公報》718（1948.10），頁6-8。

10. 蕭樂善，〈夏令會所感〉，《台灣教會公報》717（1948.9），頁12。

11. 鍾啟安，〈1200名基督徒夏令會〉，《台灣教會公報》718（1948.10），頁1-2。

12. 此言為黃彰輝同（1948）年2月在第九屆南部大會時，為南北教會及神學院合一的呼籲詞，後在7月青年夏令營又再度重申。

13. 不著撰人，〈台灣基督教會青年團契聯盟籌備總會〉，《台灣教會公報》718（1948.10），頁11-12。

14. 不著撰人，〈籌備委員會〉，《台灣教會公報》718（1948.10），頁10。

15. 鄭連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青年團契議事報告〉，《台灣教會公報》（1949.6），頁5。

16. 黃彰輝，〈夏令會感想與期待〉，《台灣教會公報》718（1948.10），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