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多數社會大眾一樣，鄭捷事件發生後，我都不斷關注事件的發展，直到他「伏法」為止。這四年多來，這案件也成為我課堂上的討論案例。這件事不僅是受害家庭的至痛，也擾動我們絕大多數人的情緒，在心裡留下懸而未決的疑問：鄭捷為何犯案？為何一心求死？與家人關係如何？他犯案後有後悔嗎？為何國家執法如此迅速？

 

然而，這些問題可能再也無法知道真正的答案。去探究這些問題，並非刻意挑起傷痛，而是單純想要理解，這個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建構的社會，為何會產生如此巨大的惡？而身為社會建構者的我們，是否有份於造就這個事件？哪怕只是參與小小一部分！

 

再者，這個社會建構了我，我是否也擁有與「他」一樣的素質成份，只是不自覺？哪怕是小小一部分，我都該去意識並且讓自己被改造醫治，避免擴大放縱了「惡」的可能性，給自己與他人造成難以彌補的遺憾。

 

即便沒有上面兩個考量，瞭解這事件的來龍去脈，至少能讓自己遠離這類人，以及可能被傷害的情境。

 

課堂上，我經常問學生兩個問題，第一：如果你是他父母，你會多快、多徹底的暴露在媒體面前，主動向受害家屬與社會致歉？第二：你希望「他」在伏法前，誠信懺悔嗎？

 

學生的回應很多樣。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呈現了台灣社會的問題，諸如惡劣弱智的媒體操作、對犯案人與家屬的妖魔化、死刑存廢的情緒性爭辯、對司法程序的陌生與不信任等等。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一直讓我很驚訝，因為不願意看見犯人死前真心悔過的人，總超過想像的多，幾乎都在半數以上，年輕人的理由大部分是：「他悔改了，能恢復受害者的生活或生命嗎？有什麼差別呢？」

 

「我不想看見他悔改，那一定是騙人的！」

 

「我不想再看到他，這種人應該盡快槍決！」

 

「他有沒有悔改，不干我的事，是他自己的事！」。

 

學生們的答案也都有一定的處境脈絡，罪犯悔改無法證明真心或假意，也都於事無補。但是，「願意去期待，並鼓勵一個犯錯的人真心悔過」，是這個社會人際關係的溫度；願意給犯錯的人重生的機會越少，社會暴戾的氣氛就越濃。

 

C. S. Lewis 說：「去愛，本來就是一件得冒風險的事。愛任何事物，都難保不會有心碎的可能。」也因此，當我們越不願意冒風險去理解他人行為（不論善行、惡行）背後的原因，並且不願意承認自己可能在對方的行為中，有該負責的成分時，我們就遠離了善，趨近了惡；而我們選擇的積累，正是造成這個社會趨善或趨惡的原因。

 

或許，這就是導演希望這劇達到的意義——我們在社會中參與個人的選擇，決定了我們與善、與惡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