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後期，聖經研究領域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場變革的核心是對使徒保羅神學的重新理解，尤其是對第一世紀猶太教本質的重新評估。這個學術運動被稱為「保羅新觀」（New Perspective on Paul, NPP），它挑戰了延續數百年的傳統詮釋，並對保羅神學、早期基督教歷史，以及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

 

傳統的保羅詮釋

要理解保羅新觀的革命性意義，我們必須先回顧傳統的保羅詮釋。馬丁路德的羅馬書詮釋奠定了基督新教對保羅神學的基本框架。路德深受個人罪咎感困擾，因此他進入修道院，為了尋求「我這個罪人如何才能找到一位施恩的上帝？」這個核心問題的答案。

 

在路德的詮釋中，第一世紀猶太教被描繪為一種律法主義的宗教，強調透過遵守律法來「賺取」救恩。相對地，保羅的「因信稱義」被視為對這種律法主義的直接反駁，強調救恩完全出於上帝的恩典，與人的行為無關。這種「律法與恩典」、「行為與信心」的對立，成為傳統新教神學的核心框架。

 

從馬丁路德之後約有四百多年，基督新教對羅馬書的傳統觀點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核心特徵：

 

1. 猶太教的律法主義形象：第一世紀猶太教被描繪為功德主義的宗教，強調透過遵守律法、累積功德，以獲得救恩。

 

2. 因信稱義的中心地位：「因信稱義」被視為保羅神學的核心，是教會存立的關鍵教義。

 

3. 律法與福音的對立：保羅的福音信息與猶太教的律法要求形成鮮明對比。

 

4. 個人罪咎與救贖的焦點：保羅的神學主要處理個人在上帝面前的罪咎感和救贖需求。

 

傳統觀點受到挑戰

在保羅新觀正式興起之前，已有學者開始質疑傳統觀點。例如著名的非洲宣教師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認為：稱義教義只是保羅對抗當時猶太教的論辯性教義，而非其思想的生成原則。史懷哲更將稱義視為保羅神學的「次級火山口」，其核心是「在基督裡的神秘參與」。

 

克里斯特・施坦達爾（Krister Stendahl）在1963年的重要論文中提出，西方基督教的內省式良心觀扭曲了保羅。他認為保羅的關鍵問題不是個人罪咎感，而是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間的關係。保羅的因信稱義是一種暫時性回應，為了保障外邦歸信者不被強迫遵守猶太律法，以成為教會的完全成員。

 

保羅研究真正的突破， 來自E . P. Sanders在1977年出版的《保羅與巴勒斯坦猶太教》。Sanders透過對大量猶太文獻的詳細研究，徹底挑戰了將第一世紀猶太教描繪為律法主義的傳統觀點。

 

第一槍：Sanders提出「恩約律法主義」

Sanders提出了「恩約律法主義」的主張，來描述第一世紀猶太教的宗教模式。其核心是：「一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是建立在盟約的基礎之上；而這盟約要求人以順服其誡命作為適當的回應，同時也為過犯提供了贖罪的方法。」這個模式包含三個關鍵要素：

 

1. 進入盟約（Getting In）：完全基於上帝的恩典和揀選，與人的功勞無關。

 

2. 留在盟約中（Staying In）：透過順服上帝的誡命來維持這個關係，但順服是回應恩典，而非賺取救恩。

 

3. 律法的角色：律法是上帝賜予的禮物和指引，提供贖罪途徑，而非賺取救恩的手段。

 

Sanders認為，既然猶太教本質上是恩典的宗教，保羅發現猶太教的問題就不在於律法主義，而在於「它不是基督教」――不承認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贖道路。保羅並非從罪咎感出發來尋求解決方案，而是從基督回溯性地闡述人類困境。對Sanders而言，「積極參與基督」（engaging in Christ）才是保羅神學的核心關懷，而非傳統強調的稱義。

 

出現「保羅新觀」一詞

James Dunn通常被認為是「保羅新觀」這個詞彙的命名者。他同意Sanders對猶太教的重新評估，但認為Sanders低估了保羅與猶太教之間的連續性。Dunn對「律法之工」（works of the law）的重新詮釋是保羅新觀的核心貢獻之一。（註）他認為這個詞主要指作為猶太人身分標誌的特定律法，如割禮、守安息日和飲食規定，而非為賺取救恩而努力遵守的道德行為。

 

保羅反對這些「律法之工」，不是因為它們是賺取救恩的手段，而是因為它們在教會中造成了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民族區隔。保羅的核心關注從馬丁路德的「我這個罪人如何尋得恩慈的上帝？」轉變為「誰屬於義人的群體，即被上帝拯救的子民？」

 

Dunn強調「因信稱義」的社會意義，認為它是保羅對任何因種族、文化或國籍而聲稱享有特權地位之宣告的反對，反對一切旨在排除和區分信徒的做法。這使得稱義教義從純粹的個人救贖議題，轉向教會群體的社會整合問題。

 

「對基督的信」轉為「基督的信實」

N.T. Wright將保羅神學置於上帝與以色列之間宏大的聖經故事框架中。這個敘事從亞當的罪惡導致世界失序，到上帝揀選亞伯拉罕及其後裔以色列來解決這個困境，最終在彌賽亞耶穌的順服、死亡和復活中達到高潮。

 

Wright認為以色列的困境不是傳統認為的律法主義，而是「流亡的咒詛」，是因全國性悖逆所致。而以色列的「元罪」（meta sin）是基於民族的誇耀，試圖將恩典限制在單一民族之內，將割禮、安息日和飲食規定等民族標誌變為「優越感的徽章」。

 

Wright主張保羅的稱義觀點必須置於「法庭」、「盟約」和「末世論」的三重概念背景中理解。他認為稱義是上帝的宣告，賦予信徒地位，而非改變他們本質的行動。其中，「上帝的義」主要指上帝的「盟約信實」。

 

Wright傾向於將pistis Christou（「基督的信」） 解釋為耶穌自己的「信實」（faithfulness），而非人類對基督的「信心」（faith）。這種解釋強調基督自身的順服在救贖中的決定性作用。

 

重塑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理解

保羅新觀最重要的貢獻是徹底改變了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理解。它成功挑戰了傳統對猶太教「律法主義、功德主義」的負面刻畫，確立了「恩約律法主義」的模式。這一點已獲得大多數新約學者的認可，即使是保羅新觀的批評者也普遍同意：第一世紀猶太教並非律法主義宗教。

 

這種重新評估有助於減少基督教中的反猶太主義傾向，使基督教能更正面地看待其「母宗教」，並促進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對話。另一方面保羅新觀對保羅稱義觀點的重新評估，有助於修補天主教與新教之間在稱義教義上的歷史性分裂，並在某些議題上找到共同點。這為普世教會的合一對話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內部不乏差異的保羅新觀

值得注意的是，保羅新觀並非一個單一、統一的立場。如N.T. Wright所言，根本沒有「新觀」這回事，只有「一個由不同觀點組成的分散家庭，有些相似度較高，有些較低，內部充滿激烈爭吵和手足競爭」。

 

保羅新觀主要倡導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在pistis Christou的詮釋上，Dunn傾向理解為「對基督的信心」（受格所有格），而Wright傾向理解為「基督的信實」（主格所有格）。在保羅與猶太教關係的理解上，各學者也有不同程度的強調。

 

新觀的挑戰與回應

儘管在重新評估第一世紀猶太教方面取得廣泛認可，保羅新觀仍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批評：

 

1. 對宗教改革教義的挑戰：批評者認為保羅新觀削弱了「單單藉信心稱義」的核心教義，可能導致救恩確據的動搖。

 

2. 過度簡化律法主義問題：一些學者（如D.A. Carson, Simon Gathercole）認為，第一世紀猶太教中確實存在行為稱義或功德神學，不過「恩約律法主義」可能過於淡化了「順服」在最終稱義上的決定性作用。

 

3. 對保羅「手軟」的擔憂：如果「律法之工」僅指身分標誌，那麼保羅就不再直接反對賺取救恩的律法主義，這讓批評者擔心保羅新觀對律法主義「手軟」。

 

關於上述的批評，保羅新觀的支持者的回應是：

 

1. 補充而非取代：許多保羅新觀學者認為，他們的觀點是對傳統詮釋的補充而非全盤否定，強調保羅神學的多層面性。

 

2. 歷史語境的重要性：他們強調必須在第一世紀的歷史語境中理解保羅，而非透過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問題來解讀。

 

3. 猶太教的正面理解：他們指出，如果猶太教本身不是律法主義，那麼保羅作為猶太神學家本就會認為靠行為賺取上帝恩典是荒謬的。

 

保羅後新觀

在2010年之後，鑒於保羅新觀內部的多樣性以及持續的爭論，一些學者提出了「超越新觀」或「後新觀」的觀點：

 

1. Douglas Campbell：提出強調「末世論斷裂」的觀點，認為上帝在基督裡的作為具有激進新穎性，超越猶太過去的任何連續性。

 

2. Michael Bird的「中庸之道」：提出「漸進式改革宗」觀點，試圖在傳統詮釋和保羅新觀之間尋求中間道路，強調稱義既是社會性也是救贖性的。

 

3. Bruce Longenecker的互補性：主張「新舊觀」之間應是互補而非對立的關係。

 

除了對保羅新觀的修正，新約學界也出現了其他新的保羅詮釋取向：

 

1. 反帝國詮釋：認為耶穌和保羅的信息主要針對羅馬帝國意識形態，強調上帝才是真正君王。

 

2. 敘事中心論：強調保羅思想基礎是從亞當到基督的宏大敘事，而非抽象教義。

 

3. 雙聖約神學：認為猶太人應遵守妥拉，外邦人歸向基督，因信稱義僅針對外邦人。

 

保羅新觀的貢獻

保羅新觀代表了聖經研究史上一次重要的典範轉移。它不僅改變了我們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理解，也重新塑造了對保羅神學的詮釋。儘管存在內部分歧和外部批評，保羅新觀在以下幾個方面的貢獻是不容否認的：

 

首先，它成功地糾正了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負面刻板印象，確立了更為歷史準確和神學正面的理解。其次，它拓寬了保羅神學的詮釋視野，從純粹的個人救贖，轉向包含社會、民族和宇宙性的更廣闊關懷。第三，它促進了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對話，並為跨宗派的神學討論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保羅新觀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提出的具體結論，更在於它展現了聖經研究的動態性和開放性。它提醒我們，對聖經文本的理解，必須不斷接受歷史證據的檢驗和詮釋方法的反思；同時，它也顯示了神學詮釋與歷史語境密不可分的關係。

 

對於有興趣深入了解保羅神學的讀者而言，保羅新觀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詮釋窗口。無論是否完全接受其觀點，它都促使我們重新審視保羅書信，思考第一世紀的歷史語境，並反思我們自己的詮釋前設。在這個意義上，保羅新觀的真正價值可能不在於提供標準答案，而在於提出更好的問題，並激發我們對聖經文本進行更深入、更負責任的研究。對於每一位認真的聖經讀者來說，了解並參與這一對話不僅是學術的需要，更是信仰成熟的表現。

 

註：

 

中文聖經翻譯的傳統長期受到馬丁路德的影響，將片語the works of law譯作「行律法」或「遵守律法」，因此加深了華人基督徒認定猶太教就是功德主義者的印象。《和合本修訂版》為了回應當代學術研究的趨勢，將《和合本》的譯詞「行律法」，改成「律法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