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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 >
第44期 原住民的危機與轉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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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淺說 |
| 淺論聖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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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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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仰恩
(現為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助理教授，教務長兼教會與社會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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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餐的名稱與起源
在基督教傳統中，通常用"Eucharist"一詞來指稱作為教會禮儀中心的聖餐。事實上，這個名詞源自希臘文的"euxaristia"，意為「感恩」（thanksgiving）。之所以會使用這個名詞，可能是因為當耶穌在設立這個禮儀時他「獻上感謝」（林前十一：24；馬太二十六：27），也可能是因為這個禮儀代表了「基督徒感恩」的最高形式。
這個用法在早期基督教文獻中最早出現的例子有「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9.1)，伊格那修（Ignatius）致非拉鐵非教會的書信，猶斯丁（Justin）的「護教書」（Apology，1.66）等。有關這個禮儀的其他指稱方式還有「聖餐」（Holy Communion）、「主的晚餐」（Lord's Supper）、「彌撒」（Mass）等。
在新約中，有關聖餐的設立有四個記載，分別是保羅所承接的傳統（林前十一：23-25）以及三本共觀福音書的記載（太二十六：26-28；可十四：22-24；路二十二：17-20）。自初代教會起就有舉行聖餐的明確記載（徒二：42，46；二十：7）。傳統上認為聖餐有舊約的淵源，譬如撒冷王麥基洗德所準備的「餅和酒」（創十四：18)、獻祭用的「細麵和酒」（利二；二十三：13）、「人格化」的智慧所供給的「餅與酒」（箴九：1-5），以及逾越節（Passover）的傳統。
二、聖餐的教義爭論
認為聖餐能將基督的身體與血傳達或分享給信徒，似乎是自初代教會起就廣為接受的信念，聖餐的要素（elements，或譯「聖體」）本身亦被了解為就是基督的身體與血。儘管這些要素被稱為「象徵」（symbols）或「預表」（antitypes），但基督臨在的事實卻是相當確定的。第四世紀起，帶有「變質」（transformation）意味的語言開始被普遍使用。不過，神學家仍然保持著不同的觀點：一邊傾向變質說，一邊強調餅與酒在祝謝後仍保有其實體。在這階段中，許多教父如Cyril of Jerusalem、Chrysostom、Gregory of Nyssa、Ambrose等都貢獻了他們的觀點。其中，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對聖禮（sacraments）的定義──「上帝無形恩典的有形記號」──成為重要的思考指標。
有關基督在聖餐中之「臨在」（presence）的首次論爭開始於第九世紀，延伸至十一世紀，結果是對基督之真實臨在提出質疑的神學家遭到譴責。此外，這些爭論更導致了「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蘭（Lateran）會議中被確認。在十三世紀時，由於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出土，阿奎那（Thomas Aquinas）得以對變質說提出更微妙的解釋與說辭。他主張聖餐要素的「本質」（substance）已經變了，但是它們的「附質」（accidents）卻仍然存留。
在宗教改革運動時期，有關聖餐的論爭更進一步白熱化。不但中世紀羅馬大公教會的「變質說」受到強烈批判，連新教陣營本身也因對聖餐觀點的歧異而「決裂」。馬丁路德主張「合質說」（consubstantiation），認為在祝謝後餅酒及基督的身體與血都「同時存在」。慈運理則主張主的晚餐基本上是一個「紀念餐」（memorial rite），其中的要素根本未產生任何變化。介於二者之間的是加爾文及其跟隨者，他們一方面否認聖餐要素在祝謝後有任何改變，但另一方面卻又主張信徒確實領受了基督的身體與血的功效。因此，有學者稱加爾文的這種學說為「功效說」（virtualism），也有人稱之為「屬靈臨在說」，但另外又有人名之為「信心領受說」（receptionism），因為加爾文主張只有真實的信心才能領受基督的功效。
為使大家更明確了解改革宗傳統的觀點，讓我們進一步加以說明。基本上，加爾文對聖禮的觀點截然不同於慈運理。整體言之，慈運理認為聖禮是我們以誓約「證實」（attest）信仰的行為，而非上帝「堅固」（strengthen）我們信仰的記號（sign）。相對的，加爾文主張聖禮是上帝／基督的作為，而非候選人／陪餐者／教會的作為。因此，他強調聖餐的神學意涵就是「恩典及感恩」（grace and gratitude），通過聖餐「我們在靈性上得著上帝恩典的養育」並「對他的恩慈表達感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加爾文的觀點可以說介於路德與慈運理之間：他反對路德的「實體臨在說」及「基督身體無所不在說（ubiquity）」，贊成慈運理所主張「耶穌的身體在天上，不在麵包內」; 但另一方面，他反對慈運理的「紀念說」及「效忠誓約說」（Pflichtzeichen），主張在聖餐中我們「領受基督所應允的好處」。因此，對加爾文而言，在「神聖的宴席」（holy banquet）中，基督那「賜活命的肉體」（caro vivifica）不但是「記號」（sign），也是「實體」（reality）。
著名的加爾文學者B.A.Gerrish將加爾文的聖餐觀歸納如下：
1.聖餐是一個恩賜。
2.這個恩賜是耶穌基督本身。
3.這個恩賜是伴隨著記號賜下的。
4.這個恩賜是聖靈所賜的。
5.這個恩賜將賜給所有的陪餐者，包括敬虔者與不敬虔者、信者與不信者。
6.這個恩賜必須以信心來領受，因為不以信心領受的聖禮根本就不是聖禮（嚴格地說，聖禮是聖言及其應許的附屬品）。
面對上述宗教改革運動的衝擊，羅馬大公教會在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1551年10月11日的第十三會期）中再次確認「變質說」的教義，用語更為明確，但刻意避免阿奎那的哲學說辭。值得注意的是，在四百年後的第二次梵蒂崗會議（Vatican II）中，天主教神學家開始使用「改變意義」（transignification）及「改變目的」（transfinalization）的觀點來重新詮釋聖餐，可以說大大增加了神學對話的空間。
另一個在新舊教之間引發爭論的焦點就是「聖餐是否獻祭（sacrifice）」的問題。在宗教改革運動之前，以「獻祭代贖」的觀點來了解聖餐的思考方式相當普遍。不過，大多數的改教家都反對「獻祭」的說法，認為聖禮沒有魔術（magic）可言，它的恩典及拯救功效不在記號本身，而是在於聖言中的應許（promise），以及對應許所產生回應的信仰。因此改教家們以「感恩」來表達聖餐的神學意義。
三、聖餐與外在世界的關係
根據近代宗教社會學家柏格（Peter Berger）的主張，聖禮與外在世界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對應關係。另外，文化人類學者吉爾茲（Clifford Geertz）也指出，人類的「種種信念」（beliefs）及其「倫理風格（ethos）和世界觀」之間有一個密切的對應關係，而後者正是人們藉以了解自然、自我及社會的認知基礎。吉爾茲的理論雖然主要是應用在原始宗教儀式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上，但對我們的思考卻有釐清的作用。
近年來，以「禮儀」及「表徵」為信仰生活中心的東方正教神學家就曾在參與普世合一運動的處境中指出，聖餐的儀式代表「上帝國的臨在」，是有生氣、有活力、有動能的。藉著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我們在儀式中得以進入上帝的國。因此，聖餐儀式的結束並不代表結束，而是要差遣每一位信徒進入到他們的生活及工作場合去見證這個上帝國的福音本質，也就是要進入人民當中，活出上帝國來臨的記號。簡言之，聖餐就是「上帝國來臨的神聖性、先知性的記號」。
要知，一個在聖餐（聖禮）中經驗到上帝所創造的「新秩序」（new order）的人，必然會對現實的外在世界中種種的「舊現象」感到不滿，並積極謀思變革之道。以當代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的話來說，「信仰的自由將迫使人們採取解放的行動，因為這自由使他們在一切剝削、壓迫、異化、俘擄的處境中更深刻地體認到苦難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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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Y.：Doubleday, 1966.
2.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Y.：Basic Books, 1973.
3.B. A. Gerrish, Grace and Gratitude: The Eucharistic Theology of John Calvin（Fortress, 1993）.
4."Eucharist",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edited by F. L. Cro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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