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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期 阿拉？佛祖？主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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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從普世觀點看宗教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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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莊嘉慶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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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上帝國的建立是普世事工的總依歸，非基督徒不必然會被排除在上帝國的筵席之外，他們也可能受邀加入上帝國的筵席，因此，宗教對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對傳統基督教神學而言，非基督教的文化、歷史及宗教信念通常是屬於陌生、異類的事物。基督教神學的首要任務其實並不是硬生生將基督教固有的答案強加於人，必須採取開放互動的態度（不同於宗教混合），因為上帝也是開放的、與人互動的天父。同時我們不應僅以直線式的歷史觀來解釋上帝的奇妙拯救作為。何處需要上帝的拯救，何處就有上帝的臨在。因之，基督教神學是在每一特殊文化、政治及社會處境當中，所從事的信仰理解和實踐。
※ 廣義的普世神學
基督教神學中，「普世的」（ecumenical）是傳統神學對自身所要求的一個特徵。普世神學及普世運動背後最重要的歷史沿革就是二十世紀的教會合一運動，普世神學的理想目標原是為眾教會之間的合一行動提供指導，而具核心性的成果正是各宗派教會之間的對話，其後並延伸至宗教對話。我們已有普世機構、普世部門、普世事工，但是真有基督教「普世神學」嗎？實踐面向上，普世神學就是孕育在各種特殊處境當中的各種處境神學。普世神學無法真正與「處境化、實況化、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不是indigenization）這個概念分割開來。
亞洲各處境裡的普世事工及宗教對話工作一旦展開，即表明它必將面對著該處境裡的神學要素（人民、文化、政經、宗教、歷史等），無法再漠視教會外的非基督徒。亞洲的人民、歷史、文化、政經和宗教，亦即亞洲人民有血有淚的生活實況和處境，正是亞洲普世神學、亞洲宗教對話神學所關懷和探究的課題。這種從處境中尋找自我身份認同，並在本身文化背景下所建立起的神學觀點，或可視之為「廣義的普世神學」觀點。
宗教對話與普世事工有非常密切的關聯，許多基督宗教普世組織之下都設立有宗教對話的單位。今日基督宗教所從事的宗教對話工作，其理論與實踐的基點，並不在於一般哲理、宗教學上的出發點或學術辯證而已。主要的歷史緣由與動機，仍然是依據「神學」上的理由和反省所致，本文將從上述「廣義的普世神學」觀點，略要摘述一二。
※ 論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天主教方面，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1965年十月二十八日所頒佈的《論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Nostra Aetate）文獻中，設定了追求與其他宗教傳統發展積極關係的原則，這是天主教施行宗教對話的大憲章。從天主教的觀點來說，宗教對話不只是在培養彼此認識和互補的道路；它是教會傳揚福音使命的一部分，一種向萬民傳福音的表達。天主教對於宗教對話的一個堅定信念，即相信救恩的圓滿只來自於基督，而他們所屬的教會團體正是救恩的「正常方法」。
雖然早從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天主教即正式建構起一整套「普世神學（大公主義）」架構及歷屆教宗的相關訓導文獻，如同「官方教材」一般。實際上，後來教廷針對世界各地區的不同處境發展，也曾頒布過相關的宗教對話訓導內容。其亞洲的宗教對話神學理論內容，便含納了不少對於適應亞洲地區生活處境的考量，例如1998年教廷所頒布的《教會在亞洲》（Ecclesia in Asia）文件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到宗教對話時強調：
「我在此重複我寫給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五次全體大會的話：「雖然教會樂意承認佛教、印度教和回教等宗教傳統中的真理是聖善，是那啟示給萬民的真理的反映，這並不減少她的責任與決心，確定無誤地宣講耶穌基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基督所設立的正常方法之外，其他宗教徒能接受天主的恩寵並被基督所救贖的事實，並不因此而取消天主願意所有的人接受信仰和聖洗的召喚」。…為亞洲的教會重要的是，提供宗教交談的適當模式—在交談中福傳和為福傳而交談—以及為參與交談的人提供合適的訓練。…」（31號）
天主教會常運用的宗教對話形式包括四種：生活的對話（dialogue of life）、行動的對話（dialogue of action）、神學的對話（dialogue of theological exchange）、宗教經驗的對話（dialogu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其中很重要的一種方式是「生活的對話」。當天主教會欲進行宗教對話時，必然需要考慮採取參與和投入當地生活文化中的行動，期使福音與文化形成彼此適應、互相接納及共融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通過「生活的對話」來傳達福音，並發掘蘊藏於文化中「聖言的種子」（天主的聖言猶如種子），有神學家視之為福音與文化之間的「共鳴」。然後再據以深化、豐富福音之表達，這種福音與文化間的互動進程，也就是天主教所說的福音「本土化」。
※ 亞洲處境下的三重對話
1970年天主教亞洲主教團協會（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Conferences, FABC）成立，其整個福音事工發展及神學詮釋特色就是「對話」。FABC的主教們認為，在亞洲的對話應當著重於三種互相關聯的對話對象和範圍，稱為「三重對話」（the triple dialogue）：亞洲文化、亞洲宗教、窮人。FABC所舉行的各次「宗教際事務主教研討會」（the Bishops’Institute for Interreligious Affairs, BIRA），便試圖逐步發展出對話神學。BIRA IV/6會議於1987年召開時，強調對話是一種生活方式（dialogue is a lifestyle），唯有透過實踐才能學會這種對話。基督徒與其他信仰的人互相交往，為社區發展而彼此合作，共同為人權、正義及和平而努力，這就是「生活的對話」的基本方式。
FABC指出社會、政治、經濟的不公義，加諸亞洲人民的生存架構上，導致許多人成為「窮人」，窮人指的就是在這類不公義體制下遭受剝削的人民。教會與窮人之間的對話正是透過「生活的對話」。教會不能僅僅一廂情願想要單方面提供窮人所需，而是與窮人攜手合作、一起奮鬥，甚至可以從窮人身上學習許多事物。當教會結合窮人、認同窮人，一起尋求建立社會正義，改善導致窮人遭受迫害的社會政經體制時，教會才能成為真正的「窮人的教會」。
1991年的BIRA IV/12會議提出天主教會應當成為「對話的社群」（a community of dialogue），對於這種新模式的教會而言，對話、解放、本土化、傳福音，都只是同一性質的教會事工裡的不同面貌而已，實質上是彼此相通的道理，更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工作。可見，宗教對話已成為當前天主教會整合性教會事工中的重要一環。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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