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十月
這一陣子，家裡並不安寧。
從九月初開始，有一群為數十來人的青少年，每到星期三或是週末的夜晚，就會來找事。起初，他們會敲門按鈴、躲起來，嘻笑我們應門無人。鬧了幾次，我索性把門鈴關了，再來敲門，相應不理也就是了。
他們還是來，而且不再躲藏，反而是大大方方地吵鬧而至，大聲敲門，還大呼小叫「來啊來啊！來開門吧！」
怡廷一開始被惹毛了，自告奮勇要出去與他們講理。「告訴他們我們家裡還有年幼的小孩，這樣會吵到他們睡覺啊！」
前一陣子地方新聞才報導了一個類似的案例，一個父親也是因為家裡有新生兒，請窗外的年輕人放低聲量，結果被砸玻璃。氣不過的老爸衝出去，結果被掛了。這案子後來是破了，這區的年輕人有沒有那麼帶種，我也是懷疑得很，但像我們這般瘦弱的兩個外國人，搞不清對方是純胡鬧還是帶有種族敵意，出去跟十幾個年輕氣盛的英格蘭青少年講理？我還是覺得不妥。心理盤算著到底要跟警方備案？要跟社區安全系統通報？或者，把壘球棒放在門口備用？
無論如何，他們已經把我們覺得最安全的地方－家，搞得不大安寧，甚至我還暗暗盤算著如果事態嚴重，搬家也無不可。
恩諒與恩誼，一個五歲，一個剛滿三歲，兩個人認識的世界都還算美好。有人來敲門，不是郵差送「禮物」來，就是外賣的食物，再不然，就是鄰居小朋友來相尋，簡單說，都是好康。
前幾天的暗頭，隔壁開關門的音量稍大，這兩個以為是有人敲門，一個熱心地衝到門口，要幫忙開門，一個跑到窗口，要看看是誰來了。
五歲與三歲，能夠理解到什麼地步，我們無甚把握，但我們還是跟他們解釋了我們的擔心，並希望他們千萬不要自己開門。
※一九七九年，二月
台灣因為一九七八年才剛「中（華民國）美斷交」，內外都有點緊張。
父親當時算是「黨外人士」。所謂「黨外人士」是一個包山包海而且指涉不明的泛稱：支持社會主義的統派，與萬惡的共匪同聲一氣，是黨國的敵人；台獨份子數典忘祖，主張分裂國土，是黨國的敵人；描寫工農生活的小說家，是工農兵文學的傳聲筒，是黨國的敵人；主張改革開放社經自由化的洋派，與黨爭利，也是黨國的敵人。他們，通通是黨外。
有點意思的，是父親在這個五花八門的泛稱裡，還沒有一個很確定的位置（註）。或者，那個時代是這樣的，當敵人強大到一個地步，所有可能與之對抗，或者可能使之改變的手段，都可以是朋友。
他與夏潮系統的交情也不錯，幫忙介紹台灣文學的資料，或者找人設計封面；他與文季系統的交情也不錯，後來還扛了發行人的位子；他與從政的這一批「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也有交情，去喝酒，來泡茶，幫忙寫寫稿子罵政府。
除此，他還搞自己的事，待過廣告公司、自己搞了幾次兒童雜誌、寫童書、去報社上班等等。
一九七九年二月，他自己成立的出版社（明潭）出版了一套五冊《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這五冊的內容，是他獨自翻閱大量文獻，並到各地拜訪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前輩及遺族所得出來的成果。這個今日顯學之一，在當時搞，可是非常冒險（也因此，在他之後，整理台灣新文學（白話文學）的出版物，有個十五年左右的空白，一直到政治開放的一九九零年代，才大量出現）。
書甫出版，除了通知國內各圖書館之外，父親決定自費郵寄這套書到海外著名大學的圖書館。這，就讓警總上了門。
「這作家關心工農，豈不是共產黨嗎！」
「國父孫中山先生也關心工農，先總統蔣公也關心工農啊，不然怎麼會搞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呢？」
還好警總有點色盲，紅藍看不清楚，父親這次沒有入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現在看〈美麗島〉雜誌／事件的資料，好像把當時的美麗島說得厲害了，例如說美麗島當時網羅了包括左統的夏潮以及康寧祥的派系，這就有點與我的聽聞不同。據父親回憶，當時康派的人馬，例如江春男（司馬文武）、李筱峰、范巽綠等，自己忙著編另一本反政府雜誌〈八十年代〉，壓根沒參與〈美麗島〉雜誌；夏潮系統，只有當時可能會被劃入夏潮的王拓有供稿，其他人也沒有參與。
這姑且不論，簡言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有一本以施明德、黃信介為首的黨外雜誌〈美麗島〉，已經出了四期，除了創刊號之外，二三四期裡，都有化名為文抄公的父親的稿子。第四期還刊登了《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套書的廣告。
美麗島這批人，除了辦雜誌，同時有點想要利用雜誌，形成一點組織的力量。例如在各地成立雜誌社的分社，說是要經銷，其實有點像在弄地方黨部收會員，當然，說他們「很有組織」，恐怕也未必，但才辦四集，他們的銷量還真有點樣子，至少，已經到了國民黨很不高興的樣子。
這批人，大多比父親年輕，例如施明德與他同年，少他們幾歲的陳菊當時都叫父親「歐吉桑」。三十五六歲，還夠年輕衝動，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他們說要在高雄辦遊行。准不准，反正看著辦。
當時父親上午在信誼基金出版社當社長，辦兒童雜誌出版童書，下午，在台灣時報當副刊編輯。前一天下班，他還去了美麗島雜誌社喝茶。
「大家都要去啊！你也一起下去吧！熱鬧啊！」
「不行啊，我那社長才上半天班，算是人家賞我的一口飯，半天班還跟人家請假，不好意思啦！」
說他們是去革命的，恐怕就過頭了，例如一個當時二十七歲，剛從美國回來的小伙子，為了要下高雄，還特別跑去買了一顆新的鏡頭（其實我還挺想知道這阿叔為了拍遊行，是買了哪一顆鏡頭啊？），當然，這相機跟新鏡頭，在他被捕之後就不知去向至今。我不是要說去革命不能買新鏡頭，但一般如果真有革命程度的絕決，至少就我來說，大概是先吃頓好的，或找個小妞來一下，而不是去買鏡頭。至於說他們是預謀暴動，也說不過去，要暴動，就會拿一顆衝壞也不會痛的舊鏡頭去，何苦去買一顆全新的？
聊了半天，父親最後因為「盡忠職守」去上他的半天班，沒有下去高雄鬥鬧熱。
然後，就是擦槍走火，催淚彈陣暴。
之前說當時美麗島其實並沒有各派黨外大合作，但是事後的大逮捕，可就不分青紅皂白了。國民黨似乎打算趁此良機，將各種黨外都一併清理。例如剛才那個買了新鏡頭的阿叔，他當天是去了高雄，但他是在〈美麗島〉出了三四期之後才從美國返台，算起來只是群眾中的一員，捉他，是因為他在美期間曾發表反政府言論，並且似乎與中國有過聯繫，而打算用通匪之類的罪名治他的罪；例如老台共蘇新的女兒蘇慶黎，跟台獨無甚關係，也在美麗島事件後的大逮捕入獄；例如當時在八十年代雜誌的范巽綠也被扣進去，據說是要趁此打探康派的消息。
逮捕名單一波波擴大，從社務委員，到參加遊行者，到各地分社工作人員，到供稿作者。主犯如妖魔，打算槍斃的消息，也沸沸揚揚。
好在，消息走漏（例如透過當時在台外的台灣之音、也例如透過曾在台神任教的英國傳教士安慕理牧師夫婦），中國政府表達了對統派入獄者（例如蘇慶黎）的關切、海外台僑發起一波波的聲援和抗議、美國政府關切、國際特赦組織（AI）也開始進行救援。大逮捕終於在波及到作者之前收手，主犯們最後也從「輕」量刑。
※一九八零年初
姐姐七歲，我五歲，弟弟三歲，我們認識的世界還算美好，社會也還沒流行綁小孩換錢。四五歲，我已經自己出門，走路去幼稚園。
當時家住台北市光復北路一間透天厝，父親兄弟姐姐十二人，我們家算是祖厝，家族人多，來來往往，有人按鈴，不是親族來訪，就是住對面的堂兄妹來玩，不然也是鄰居來尋，或是送貨來的歐吉桑。
照想，當時美麗島事件的主嫌施明德在逃，要捉到什麼地步也還未知，家裡氣氛恐怕並不安寧，但這些實在不干我們小孩的事，我們比較知道的，反而是當時我的三姨，因為重病，從東港上來台北治療，住在我們家三樓。
事件後，原與美麗島無關的蘇慶黎阿姨也有風險，到家裡躲了一陣子，後來她覺得如果軍警來抄，勢必雞毛鴨血，對養病中的三姨不好意思，便轉往鄭勝助律師家躲藏，最後，心一橫，留了紙條，自己跑去投案。
除了蘇阿姨，家裡當時並沒有收留其他逃亡者（還收留啊，父親自己可能都快要逃亡了）。
某日，應是週末一早？有人來按門鈴，我與弟正在一樓屋前小埕玩耍，父親還在二樓睡覺。我們開了門，兩三個人，有人穿警察制服，說是管區，要找父親。一般透天厝接待客人，多是在一樓前廳招呼，但小孩哪管那麼多，要找爸爸，就熱心地帶上樓，叫他起床。
這幾個大人也不客套，直接就問：「施明德是不是在你這裡？」
「我跟他又不熟。」
「李先生你說得對，就是不熟，他更可能在你這裡！」
經過不知多久的對話，也請他們儘管搜，就是沒個結論，一不小心，可能直接就扣進去了吧？最後的救命仙丹，是一紙邀請函。
因為父親在信誼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