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解特殊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200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由美國的兩位學者共同獲得，一位是專治「新制度經濟學」聞名的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另一位則是研究共同資源的歐斯瓊（Elinor Ostrom）。威廉森的研究核心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與市場治理重視的效率，公司治理重視的是協調。倘若，市場最大的作用在於透過效率來解決分配問題，則公司的作用則在以契約來解決交易問題。自美國次貸風暴以來，全球金融秩序遭受衝擊，「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制度經濟學再獲肯定，顯示評審小組對於當前問題的品味。另一位共享經濟學獎桂冠者為目前任教於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歐斯瓊，她是政治經濟學者，主要關懷在於透過制度設計來解決社會僵局（social dilemma）。她主張國家與市場對於「共有資源」（common resource）的管理都有其侷限，其解決之道在於以良善的制度為基礎，透過參與者團體的治理來超越市場失靈。歐斯瓊不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位女性得主，她的研究也打破共有資源的治理失敗之謎；當今全球面暖化及其衍生問題之際，環境領域的經治理需要振聾發聵之策，歐斯瓊的研究顯示，環境問題之解決，亟需各方之共同努力；不單只是政治家、經濟學家，也需要政治經濟學家的建議。 

※國家與市場皆非治本之道 

「共有資源」在概念上與「公共資源」（public resource）有所不同，公共資源涉及公眾利益，能源、運輸與大型服務等設施。由於公共資源管銷成本龐大，私人難以負擔，早期公共資源之運作多半以國營形式為之；然而，由於國營企業的不效率，使得公共資源無法得到適當利用，結果出現了國營事業民營化的風潮，甚至透過「運作—轉移」（O.T.）或是「建造—運作—轉移」（B.O.T.）等單一、複合形式來提供新的公共服務。共有資源則是指產權不明確，卻為公眾所共享之資源，由於歐斯瓊以自然資源為主要研究案例，因此也將具有此一性質之資源稱為「共儲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

根據歐斯瓊在1990年的名作《治理共有財：強化集體行動的制度演變》(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描述，經濟學中對於共同資源的治理主要有三種看法：

第一是哈定（Garrett Hardin）於1968年所提出的「共有財之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強調產權不明確的共有資源，必然受到理性個體的過度濫用，最後造成竭澤而魚的集體悲劇。這種產權不明確的解決之道，在於透過產權私有化或是國家強力管制，以解理性個體逕行濫用之弊。

第二種研究是「囚徒困境」，也就是個體的理性選擇只能達到次佳的結果，非有特殊的制度安排，才能改善此一困境；

第三是奧爾森（Mancur Olson, Jr.）主張的「集體行動邏輯」，此一學派認為共有資源仍須建立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以確保共有資源的使用效率，否則就會出現搭便車的機會主義，對共用資源進行過度耗用。原則上來說，此三大途徑對於共有資源的治理，提出了國家與市場兩個途徑。問題是，國家介入往往導致無效率，市場主導將造成資源濫用。因此，治本之道必須另求他途。 

※透過溝通互助‧有效自主治理 

歐斯瓊研究瑞士、日本、西班牙與菲律賓的鄉村生態資源管理以後，發現人類與森林地、漁場、油礦、牧場、灌溉等生態系統的互動具有多重面向特質。如果妥善藉由共有資源使用者自身的互助，有效界定邊界、讓更多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參與決策過程、有效的監督參與、簡易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比例性的制裁機制等措施，可以避免生態系統的崩潰，並且可以創造更切合實用的互動方式，取代政府管制或民營化，有效管理共有資源。由此而言，歐斯瓊的治理理論具有非政府的「自主治理」傾向，透過相互依賴的施為者（agent）自行組織進行管理，以克服共有資源治理上必須面對的搭便車與機會主義，追求共同利益的極大化。這樣的公共服務能夠達成，非政府—社區形式的制度性安排，自是重要的基礎。

歐斯瓊的獲獎，對於本地學術社群有參考作用：首先，在知識上而言，一個政治經濟學 者的獲獎，意味著落實跨學科思考，結合不同領域的方法，已是人類面對新議題時的重要方向。台灣學界的跨學科互動經多年倡議亦有小成，但是專業本位主義仍然牽制著跨領域研究之發展。如何鬆動學科畛域，激發創意思維已屬追求卓越之務；其次，傳統上而言，政治學具有強烈的總體觀照傾向，歐斯瓊的研究正好彰顯了田野個案對於理論上的貢獻，也表示了量化研究之餘不可偏廢質化研究；第三，民主化以來，有識者多同意公民社會乃民主建立之基礎。而公民社會之促成，又有賴國家控管之鬆動暨社區總體營造之發展，以建立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歐斯瓊的研究顯示，以社區為基礎的治理不只適用在政治治理之上，即使在地方資源的共同治理上亦有卓效，正值台灣政府改造之時，強化地方治理表現實有必要。  

※解決社會僵局的途徑

對於台灣近年勃發的民間而言，長期與國家的對抗關係雖然在歷經民主化以後已有調整，然而，在決策模式上，仍有未臻完善之處。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歐斯瓊的經濟治理直指台灣當今現狀之弊。

首先，在公共治理方面，台灣長期以來，一再面臨有限自然資源的開發與保育問題，而由於此類問題牽涉廣大，決非單純依賴「專家政治」即可拍板定案。歐斯瓊的跨領域研究取向顯示，台灣社會面臨共有資源問題的思考，在目前的公部門之外，更應積極依個案情形，納入環境、公共事務、經濟與歷史文化各方面思維，全觀性地評估考量，更為周延地呈現議題全貌。

其次，在實務上，歐斯瓊主張共有資源的治理決策，應該儘可能納入「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也就是讓受到共有資源影響相關各方，透過公平且充分的溝通與協商，一齊研議一個以共有資源使用者為基礎的治理制度。當今的普遍事實，仍然以政府為中心，企求透過科學園區與工業區之開發，再進行招商活動，藉由資本投入創造經濟之活絡；但是在各種前例顯示，缺乏整體配套的開發，除了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以外，實質上也無法產生預期的經濟效益，顯見此一決策模式具有改善空間。以近日「中科四期開發案」為例，由於中部科學園區的開發，單純以環境評估來決定開發與否，罔顧彰雲地區農漁民生計，結果造成社會僵局，抗爭不斷；這種決策過程排除利害關係者的模式，在民主社會之中勢必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最後，台灣固有的經濟治理受「發展型國家」的結構影響，由全民承受工業生產造成的環境破壞，付出難以彌補的代價。然而，歐斯瓊的研究告訴我們，以社區為基礎的公共治理，除了可以透過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避免資訊不對等造成的決策盲點，並且更能在多中心的治理之下更為有效的利用自然資源，達到真正「拼經濟」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