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從小就期待念神學院，因為阿公、阿祖都是台灣早期的傳道人。自己沒有什麼才能，但能在台灣神學院擔任教職，是一生中最滿足的一個職分。」2000年6月台灣神學院舉行高天香博士退休感恩禮拜，在禮拜當中高天香博士謙卑的分享了這樣的一段話。那年我做高博士的學生滿5年，飽讀詩書又謙卑的老師退休，實在令人不捨。2005年書寫了篇道碩論文關於我最敬愛的高天香博士。節錄其中一部份分享在我中心永遠NumberOne的婦女神學運動家。

 

視祖母高潘筱玉為典範

1935年5月19日高天香出於台南。她的曾祖父高長是19世紀台灣最早成為基督徒的人之一，受洗後不久即成為傳道人，祖父高金聲是牧師，父親高永寧醫師在當時在玉井開業，兼玉井庄囑託公醫。到該入學的年紀，高天香與大弟高昭仁就到台南與祖父祖母住。她小學一年級放學後，必須讀完白話字聖經才得以出門去玩。縱使這樣嚴格的教育，高天香博士仍然很愛她的祖父母，驕傲的認為高潘筱玉牧師娘是她NumberOne的祖母。

 

高天香曾為文寫道：

「祖父是牧師，祖母在教會也很活躍，曾教書，也是婦女中的領袖人物。那時他們已在半退休狀態，但還是忙著到處領導聚會、傳道、開會。他們的生活極簡樸，守已嚴謹，處事有原則。對我的態度則是嚴中有慈、慈中有嚴，嚴而不苛，慈而不縱。直到祖母去世為止這兩年半的共同生活中，我得到他們的愛護與教導，是我一生中最直得珍惜即充滿快樂回憶的時光。我對祖父母的敬仰，無形中使他們成為我的模範，尤其是祖母，因為同為女性，使我時常回想她對我的影響和意義。」

 

高天香小時候曾跟隨陳信貞學鋼琴。1948-1954年就讀台南女中，出了名的十項全能，不僅會唸書，運動、家政、烹飪等樣樣都能。她的運動細胞得自母親林秀美。初中二年級時，曾代表台南市參加台灣省的運動會，在短跑競賽中得到很好的成績；乒兵球她也不在話下。

 

與駱維仁相伴走神學路

1954年高天香考上考台灣大學外文系，北上求學時受伯父高天成(時為台大醫學院院長)照顧，隨著伯父到中山教會聚會，參與教會聖歌隊的服事。因此認識了生命中最摯愛的駱維仁博士。駱維仁當時是神學生，1955年洛杉磯愛樂管弦樂團第一次到台灣演奏，高天香詢問駱維仁是否要去聽音樂會，駱回說太貴了，不去；高用她當家庭教師賺的錢買了二張票，一張偷偷送給駱；駱去聽音樂會後才知道原來是她送的。兩人於是開始交往。

 

大學畢業後準備出國留學，高天香選擇唸神學院。她身邊的朋友許多人都好奇，有人說：「感心啦，將來要做牧師娘」。但高天香的選擇應該是受了祖父母教導的影響。「沒讀音樂，唸教育；沒嫁醫生，嫁牧師」，高天香同時代的朋友不少人覺得可惜，她卻不這樣認為。

 

1959年高天香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所有的生活費用，除了獎學金外，幾乎就是靠著自己在外的打工。除了打掃清潔的工作外，另有一個她覺得相當有趣的工作，就是下課後到附近的義大利餐廳當女服務生。翌年駱維仁博士到普林斯頓修讀神學碩士，主修新約。他經常陪伴著高天香下班，就算再晚或是隔天要很早起，雖然自己也是一面讀書又一面工作，他晚上堅持要護送她回家。他們的感情在普林斯頓一起求學的過程中，奠下濃厚的基礎。

 

1962年高天香拿到碩士且是普林斯頓特有的學制M.R.E.，而駱維仁是第一位得到美國神學博士的台灣人。兩人在普林斯頓的生活，可以說是互助、互信、互愛。直到高天香碩士畢業那年他們才步入禮堂。結婚隔日，兩人坐車到紐約，在曼哈頓的找一間舊舊的旅館住了二天，走走逛逛後再回到普林斯頓，口袋只剩五塊錢，這就是他們回味無窮的蜜月。他們有深沈的愛，就是就算什麼都沒有，仍可以因為對方的陪伴而快樂。

 

台灣、美國、香港的學術生涯

1956年9月21日台灣神學院從雙連搬至嶺頭，吳威廉紀念館及男生宿舍竣工落成。1957年增設基督教教育系，隨後教會音樂系，及開辦夜間神學講座。高天香與駱維仁回台灣即受剛上任的陳皙宗院長邀請到台灣神學院教書。這是高天香博士第一次在台灣神學院教書。駱維仁博士教的是新約，又兼教務長，高天香博士則教基督教教育，兼教育系主任。夫婦倆就住在台灣神學院教堂旁邊的老師宿舍裡。

 

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認為教會與外國接觸甚繁，很不放心，台神校園中常見便衣人員出入巡視。他們的好友教授歷史神學的唐培理宣教師，即被軟禁，並遣送出境。在缺乏民主自由且可能遭監視的情況下，親朋好友勸他們離開台灣，結束短暫三年的神學院教學工作。

 

駱維仁博士、高天香博士夫婦帶著二個孩子—信達、信惠再到普林斯頓，駱博士受聘為美國聖經公會的翻譯指導者。1975年高天香開始修習東亞文學碩士班及博士班，主修日本文學，副修中國文學。1977年，高天香博士碩士班畢業，開始撰寫她的博士論文，研究日本文學家石川淳。畢業後仍留在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圖書館擔任編譯員。他們接待從台灣來普林斯頓唸書的遊子，在不同時期間，幫助、鼓勵台灣神學院高金田牧師、玉山神學院陳南州牧師，並一起分享生活、研究聖經與神學。

 

在這段期間他們參與了台灣人的海外自決運動，濃厚的台灣意識感動海外學子。高天香參與台灣人自決運動或婦女神學運動，都是實踐派，她並不呼口號，而是堅持信念去做，並且會一直做到最後，分每秒都是在做運動。她是個身體力行的人。

 

1978年，駱維仁博士因為聖經公會的關係，派到香港協助亞洲區的聖經翻譯工作。而高天香博士即在撰寫論文期間，一方面在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兼任基督教教育講師，又一方面照顧二個小孩，身兼數職。直到1986年才取得博士學位。

 

1990年駱維仁博士受聖經公會派回台灣，指導台灣原住民語言聖經翻譯(阿美、布農、排灣、太魯閣、達悟)、客語、台語聖經新譯等聖經翻譯工作，於是高天香博士與駱維仁博士從香港搬遷回台。高天香博士回到台灣時，正逢台灣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系缺乏師資之時，受當時為基督教教育系系主任的高金田牧師邀請再次回到台神任教。這是高天香博士第二次在台灣神學院的教學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為止。她將她人生的經歷及精華貢獻在台灣神學院，前後13年左右。

 

台灣婦女神學的開路者

1959年起高天香博士在美國求學、生活、工作，看見美國時代的改變與成長。三十多年前，美國解放運動開始興盛，她觀察了她們的發展，特別是婦女神學的發展。她的婦女意識的抬頭跟美國1960年代婦女運動的興起是同時的，在她神學院畢業後，「婦女神學」這名詞才產生。她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婦女神學的形成，但可算是同時代的見證人。

 

在香港期間，高天香開始投入婦女神學的研究和教學。她曾謙虛地表示：「由於信義宗神學院的雅量，讓我兼教一些科目，結果我就提供婦女神學做為選修課。也因此認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目睹香港婦女在婦女神學以及女性封牧的問題上，所作的努力和得到的成就。」

 

高天香在香港參與香港婦女運動的發展，台灣也開始注意到婦女神學的議題。1988年台北婦女展業中心邀請她回台演講，這是第一次在台灣有關於婦女神學的公開演講。高博士回憶說：

 

「當我還住在香港的時候，有人邀請我到台灣去做一場婦女神學的演講。照我所知，這是台灣第一次的婦女神學公開演講，主辦單位是台北婦女展業中心。從事後的反應，我覺察到一部份人是抱著危懼的心來聽演講的，深怕聽到什麼極端的思想或危害到基督教信仰的主張。對我而言，婦女神學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

 

1990年8月，高天香博士受邀到台灣神學院擔任兼任副教授，教授基督教教育。她除了教授基督教教育系的學生，她也主動要求在道學碩士班開婦女神學課程。這堂課，成了當時很新鮮的課。

 

高天香教導學生：「做為一個現代人，我們應該具備尖銳的眼光來批判傳統，淘汰不值得保留者，做為一個現代女性，我們應該排除一切侵犯女性人權及人性尊嚴的傳統，現在時機已成熟，女性的解放在西方已成時代的潮流，東方的女性也應乘機起來，眾志一心把束縛女性的傳統一一打破，務使男女平等的路上只有前進不可倒退。」

 

用心對待人看重人的主權

高天香博士除了教學外，也忙於基督教教育系的系務，還全力配合學校活動。甚至對學生，與學生相處是用心、用情，充滿文藝氣息的她用生命與學生們分享。她在當基督教教育系的導師其間，每逢聖誕節期就給學生難忘的聖誕節經驗。聖誕節時，邀請同學到她家中並用心的為每個人預備聖誕禮物。

 

對於同事她也付出一樣的關心。不管對人或對事，她都是付出一致的態度。高博士沒有強壓別人一定要走她自己認為好的路，她首先看重的是一個人的主權及價值。在談話間，高天香自然的流露解放的思想觀念。她不會與人吵架，更不會打架。她以溫和的言語、理性的思考，及自信的態度來回應對話中情緒性及不公平的態度。

 

高天香博士認真的態度是有目共睹的。她從1980年代末，就不斷在受邀參與演講及文章之刊出。面對接踵而來的事情，她總是一貫的態度，認真、認真、再認真。高天香博士在退休的前幾年，受阿茲海默氏症影響而身體狀況不佳，在疾病困擾中，她想的仍是學生所學的內容豐富與否，仍舊求好心切，展現最好的榜樣。

 

她的一生就是樂於將自己所學的與人分享，不管是文章、對話、教學、研究或開會，她總是做她的神學及運動；她跟隨先輩的腳步為台灣教會努力，她身體力行她所知道的。她，是我心中永遠NumberOne的婦女神學運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