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因為族群與歷史的複雜、政治與文化的糾葛，讓「母語」成為一個難以去定義的名詞。是媽媽使用的語言？還是爸爸使用的語言？是第一個學會的語言？還是上學後最常用到的語言？是族群認同的語言？抑或是最精熟的語言？對於年輕的世代而言，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並不相同，於是他們往往答不出自己的母語是什麼，因而產生了母語認同（mother tongue claiming）的危機。

※臺灣的「國語」經驗

台灣社會由四大語言族群所組成，各族群的真正人口數量因為彼此通婚及認同的問題，不容易劃分清楚。根據學者的估算，這四大語言族群的人口比例大約如下，南島語族群：是台灣的原住民，居住在台灣至少有五千年的歷史，全部人口約三十多萬人，不到台灣人口的2%；台語族群：自中國明朝末年陸陸續續從中國福建南部所遷移來的後代，人口約佔台灣的73%；客語族群：自中國清朝移民台灣，現約計三百萬人以上，佔總人口之12 %。外省族群(Mainlander)：專指在1949年前後隨國民政府遷來台灣的中國大陸各省人士及其後代，約佔總人口的13%。如果是一個正常發展的多語社會，不同族群的文化能夠彼此交融，相互激盪出更豐富的內涵；而多數人也在自然的互動中成為能流利使用兩種語言的雙語人(bilinguals)或多語人(multilinguals)。但若語言之間的地位不平等，則會造成Ferguson(1959)所提出的「雙層語言」(diglossia)現象，即語言的社會分工，高階語言（high language）使用在正式、公開的場合；低階語言（low language）使用在非正式、私人的場合。

台灣歷經兩次的「國語運動」，一次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國語(日語)教育」；一次是國民政府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運動」，兩次都是透過政治的力量來打壓本土語言，也造成了語言地位高低不平等的現象。如果我們從兩次「國語運動」的實施手段及影響來比較，可以發現：日本政府治台五十年間，雖然台灣總督府極力推行「國語(日語)」，但真正嚴厲實施的時間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皇民化運動時期，日語普及率到了日本治台的後期雖然高達71%，但日語在當時的台灣並未進入私領域。換句話說，大家在學校或官廳被規定說日語，但一走出教室或官廳就自然以各自的母語作為生活語言，本土語言的根基未受動搖，只是在詞彙裡摻入了日語借詞和少許的日語語法，透過轉化吸收成為本土語言的一部分。而第二次的「國語運動」國民政府在初期以剷除日語為要務，等到日語有效消除之後就開始全面封鎖各本土語言，貫徹以華語為國家語言(國語)的政策。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帶來約120萬的中國軍民，這批新移民大部分位居軍、公、教等支配或指導的統治地位，當權者為了達到便於統治的目的，將「說國語」與「愛國」畫上等號，運用種種剛性的推行手段，不惜以傷害學生自尊的方式，灌輸本土語言為粗俗低劣語言的語言偏見，摧殘語言人權、戕害台灣本土語言甚巨，也導致許多語言的衝突與紛爭。

※錯誤政策造成母語創傷

雖然解嚴之後言論逐漸開放，在母語人士一番奔走努力之下，教育部於2001年開始將母語教學納入正式的課程中，但過去長達五十餘年錯誤的語言政策已經造成難以回復的創傷，家長對母語的態度深受政府政策及經濟利益的影響，許多人視自己的母語為羞恥與阻礙，紛紛放棄自己的母語來遷就強勢語言，造成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的現象。

台灣的本土語言進入學校義務教育至今已經有十年了，然而學者的研究報告指出：台灣的母語流失情形並沒有減緩，而是持續的走向華語單語化的局勢。這是因為在教育體系中，語文教學一直是以華語為主體，華語不僅扮演所有兒童之識字啟蒙工具；它同時也是課程安排中比例最重的科目，從小學到大學每週上課時數至少在五個小時以上；它更是學校傳授一切知識的媒介語（Medium of Instruction）。師資的養成系統讓絕大多數的老師們只會使用華語來教學，沒辦法用本土語言來進行非語文科目的教學活動；而整個社會環境，不論是媒體還是出版品也幾乎是以華語打造的語言環境。在實用價值的影響下，其他本土語言無力與之抗衡，莫不受到嚴重的生存威脅，母語使用場合日漸縮小，使用人口大量流失，使用者的語言能力也日益衰退，甚至有語言衰亡(language death)的危機。

如果我們把政府的國語政策視為是語言謀殺的話，那麼以經濟利益考量而放棄傳承母語便是語言自殺，而現在台灣的各母語雖然從被謀殺的危機中被解救，但卻已不自覺的逐步走上集體自殺之路。

※找回母語是教會使命

面對世代語言的轉變，教會禮拜的語言使用也受到衝擊。長老教會面臨青少年牧養的困境時，多把語言隔閡視為是年輕人流失的主因，於是將禮拜的形式二分為華語敬拜讚美和母語傳統禮拜。筆者在教會中的服事是擔任青少年的輔導，我的反省是：我們的確是需要以貼近青少年文化的方式帶領他們認識信仰，以華語為福音的媒介是方式之一，但我們也必須透過教導來啟發青少年關懷本土的宗教情懷。教會為何需要喚起信徒的母語意識？我覺得有兩個理由：第一是實踐宣教使命；第二是落實社會關懷。

「使徒行傳」記載五旬節時，透過聖靈充滿，門徒們說出各國的語言，好讓各國人民都可以了解福音，實踐耶穌升天前吩咐門徒的大使命。《聖經》的翻譯工作在各個時代、各個地區都積極進行，為的也是希望每個民族都能擁有屬於自己族群的《聖經》，好讓信徒們可以透過母語文字而認識真理。

語言的功能是多面向的，它不僅是溝通的工具、思維的結構、記憶與認知的基礎，更是認同的記號、文化的載體。基督徒的比例在台灣一直無法有大突破，各地的廟宇數量永遠多於教會數目，其實跟大多數台灣人的宗教信仰經驗有關，而這些經驗也往往和語言結合為一體。筆者任職於大學，我喜歡問這些平時以華語為溝通語言的大學生在從事宗教儀式（如：拜拜）時會使用什麼語言，有趣的是大多數的學生會回答：台語。他們認為台灣的神明應該聽不懂華語。對台灣民眾而言，民間信仰經驗是成長過程的一部分，參與廟會活動是生活中的要素，而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不曾根植於當地的歷史情境，較難被認同，這樣的差異不是物理空間的距離，而是心理相隔的遙遠。要如何將福音帶入，其實就從講相同的語言開始，說母語最能拉近人我的距離。如果我們真心疼惜這片土地上許多未得之民的靈魂，我們就會努力傳承母語，興起更多宣教精兵深耕奉獻，努力將福音透過各族群的母語傳揚開來。

此外，基督徒在世上應該做光、做鹽，期許自己在職場上有好見證，但忽略本土語言的教育，造就出只會說華語的新世代，那麼，誰來關心社會弱勢的需要，誰可以為底層發聲？一個醫生如果聽不懂患者的語言，如何做出最正確的診斷？一個律師如果聽不懂委託人的心聲，如何做出最適切的辯護？一個社會工作者如果無法與被關懷者使用母語來溝通，如何真正幫助對方？早期宣教士來台的第一步便是學習語言，並看到台灣社會的需要，從醫療與教育來落實關懷，使台灣人感受到基督真實的愛，福音才一步步傳開來。語言與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基督徒若能秉持「對人有愛，對土地有情」的精神，便能體會將信仰真理融入生活的第一步是學會說母語，用族群的語言去關懷族群的需要，進而活出愛鄰舍如同自己的信仰實踐。

※教會可以挽救母語

而在目前的情況下，教會可以做些什麼來挽救母語流失呢？建議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著手：

一、牧師講道經文應盡量改用現代的母語譯本，減少語言的世代差異。

不少人初到教會聽道，感受的並非語言使用的不適應，而是一些專有的詞彙聽不懂。以台語《聖經》而言，目前大多數教會所使用的「台語漢字本」是巴克禮牧師所修譯之「白話字聖經」的漢字譯本，這個譯本翻譯的年代（新約1916、舊約1933）距離我們已經將近一百年，所使用的詞彙與語法已經大大不同於現在台灣社會通行的用法。聖經公會於2007年出版《現代台語新約聖經》，在「功能對等」的翻譯原則下，使用的是現代的台語，使信徒能更正確、完整的了解經文信息。雖然舊約尚在審譯階段還未出版，但牧師可以掌握相同原則，在講道時避免艱深的詞彙，改以生活化的用語傳達真理，以減少語言的時代差異。

二、在青少年團契的聚會內容中穿插文化講座，讓年輕人有機會認識本土文化。

台灣長期語言教育政策的偏頗使得學子們沒有機會認識台灣文化豐富的內涵，以至於無法體認母語的寶貴價值。團契可以邀請教會中的長輩，設計有趣的有獎徵答、俚語、諺語解說、猜謎、歇後語、腦筋急轉彎等，將母語的優雅及智慧以貼近年輕人的方式表達，激發青少年的學習胃口，鼓勵他們勇敢以母語發表意見、表達情感。另外，將母語的音韻之美介紹給青少年，進而鼓勵他們創作屬於青少年味道的母語詩歌，並安排於主日禮拜時獻詩發表，在長輩們多予讚美支持之下，必能增強其認同母語的意願。

三、寒暑假鼓勵大專生組成福音隊到偏鄉服事。

台灣的教會多集中在都市區，鄉村地區的教會拓展不易，教會之間可以互相配合，鼓勵大專生組成福音隊於寒暑假服事，激發對鄉土關懷的熱情。筆者就讀大學時在台北和平長老教會聚會，記得每年的福音隊是大學生暑假生活的重頭戲，在當地一整個星期的活動中，除了每天下午的兒童營之外，早上必須兩、三人一組在該村鎮挨家挨戶進行逐家佈道。面對必須向陌生人傳福音的挑戰，福音隊員在出發前一個禮拜就得接受密集的訓練，包括認識該地的傳統宗教、居民組成、如何與人建立友誼、如何清楚解釋基督教義、如何分享個人信主見證……等。由牧者傳講的信息中看到當地的需要，大家為主傳福音的火熱心志都被挑旺起來，身為上帝蒙恩的兒女怎能保留恩典福氣，不去分享給那些未曾聽聞福音的人呢？原本說得不甚流利的母語也在密集的練習中逐漸找回語感，彼此以母語對話、溝通也就更自然了。

四、在兒童主日學創造說母語的環境。

很多主日學老師怕小朋友聽不懂母語而不敢以母語來教學，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