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死刑議題突然變得很熱門。原本已經停止執行死刑好幾年，理應一步步走向廢除死刑，但去年開始政府卻在輿論的壓力下，再度恢復死刑的執行。對青少年有強大影響力的網路作家、名嘴，將恢復死刑執行炒作成偉大的正義事業，長久推動司法改革的「廢除死刑聯盟」反而遭到部份人士的嘲弄批判，社會上瀰漫受害者情緒和殺伐之氣。

面對死刑，絕不簡單。如果認真面對生命的價值、追求公義，不管選擇支持或反對死刑，都不是輕易自然的選擇。《新使者》119期（2010年8月）便以「廢死不可？」為主題，邀請不同意見學者撰文討論死刑議題，引起不少回響。

在主流媒體一片支持死刑的聲浪中，長期參與廢除死刑運動的作家張娟芬，於2010年底出版《殺戮的艱難》一書，短短時間內已經三刷。她不以出書為滿足，隨即展開巡迴演講，邀請更多人一起思考死刑議題。今年5月6日，新使者雜誌社和台南神學院合辦了其中一場演講。在此刊出演講內容的整理。張娟芬演講完，會後的討論亦甚精彩，與會的神學院老師從「恢復式正義」、「公民參與」等角度，提供廢死運動深化、廣化的建議，也有法界人士提出不同意見、曾有過監獄經驗者對當前刑罰制度的檢討等等，惜限於篇幅，未能在此刊出。

「張娟芬以縝密的心思解析死刑下的生命議題，在死刑的非黑即白之間，走出一條更寬廣的路。」（《殺戮的艱難》封底）

沒有簡單答案。社會要進步，人命要看顧，需要更多人一起真誠面對「殺戮的艱難」。請一起來聽故事、找出路。

取了這麼長的一個題目，是希望提醒大家，當制度不對勁的時候，受害的還是活生生的人。我希望帶一點人性的關懷，來看死刑的制度。

去年我們看到媒體上有關死刑的討論很多，感覺上好像兩方壁壘分明，有贊成者，有反對者，好像將兩方放在一起，他們就會打架。可是我看到的現象並不是這樣。我覺得，支持和反對者雙方，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和情感。

※支持與反對死刑的共同點

第一個共同點是正義感。支持死刑的朋友，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是我們對社會正義的一種期待。我很同意；這也是我的正義觀。我跟支持死刑的朋友不同的地方可能在於：我覺得這個「報」，必須要符合比例原則，必須要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所以我在《殺戮的艱難》封面上放了一句話：「死刑是一種誘惑，凡是有正義感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經把死刑當作是實現正義的一種方式。」我會這樣講，是因為我也曾經受到這樣的誘惑。不管支持或反對死刑的人，心裡頭想的，都是想要追求一個正義的社會。

第二個共同點是對於被害人或者家屬的同情和關懷。當我看談話性節目，看到被害者家屬談他失去親人的痛苦，談訴訟程序對他們的折磨，我跟所有人一樣覺得憤怒、難受，很想替他們做點什麼事情。這時候支持死刑的朋友會說：「所以我們要有死刑，因為我們就是用死刑來安慰被害者家屬。」這個我不同意。被害者和家屬的權益，應該受到保障，可是死刑不是答案，因為他所需要的東西不是死刑所能給與的。

廢死聯盟在2008年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請了各國的專家來談，他們的國家怎麼照顧被害人。我們大致上得到三個答案。第一是金錢補償。第二是心理諮商，因為失去親人的痛，不是一筆錢能夠解決的，需要有專業的心理輔導。第三需要法律的協助，因為他可能需要上法庭，去指證加害人。各國的制度都不脫這個架構，而其中，德國做的最好。他們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專責機構，統籌管理這三個部份。如果我是被害者家屬的話，我不用去跟三個官僚系統打交道，每次都必須重新講述我的案子；每一次可能都是傷害。台灣呢？我們只有做到第一個，就是賠一筆錢；剩下的兩個都沒有。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替被害人家屬做點什麼。我們心裡所想的社會正義的藍圖裡面，絕對有一個部分是：要讓那個受傷害的人得到安慰。把被害人保護制度建立起來，這才是答案，死刑不是答案。

我們還有第三個共同點，就是對於安全社會的需求。我們現在打開報紙，看到一個恐怖的犯罪，我們會想：「如果發生在我身上怎麼辦？」我們會從「準被害人」的角度想事情。這裡我要講一個朋友的經驗。她去英國的時候，有一天走在路上，皮包被搶了。她嚇了一大跳，趕快去報警。過了兩天以，她在家裡接到政府部門打來的電話：「我們有提供免費的心裡諮商，妳需不需要？」我聽到的時候，覺得好羨慕喔！我就希望活在那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我們都知道，沒有一個社會是零犯罪的。每一個社會都犯罪，所以你我都有可能成為被害人；這個風險永遠存在。被害人保護制度其實和全民健保的概念相似，就是：把「成為犯罪被害人」的這個風險，讓大家來分擔。當這個倒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的時候，不是只有我一個人承擔而已；我會接到政府部門主動打電話來，提供資源；也就是說，這個社會集體的在支持我，幫助我度過這個我最脆弱的時候。

我們從媒體上得到的感覺是：死刑是我們的安全感來源。大家會說，沒有死刑，那就壞人滿街跑了。可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像搶奪、性侵這種罪，根本不會被判死刑。真正能讓我們有安全感的，不是死刑，而是把被害人保護制度建立起來。

即使死刑的辯論看來白熱化，我仍然希望，能夠看到這個共同點，然後在一種不是互相撕裂的狀態下，看這個議題，交換意見。

※法庭運作：不等邊的三角形

 接下來我想要談自己思考死刑的這個歷程。我在2004年的時候出了一本書叫做《無彩青春》，寫蘇建和案。我自己並不是學法律的，我是在寫這本書的過程裡面，開始看到台灣司法的理想跟現實。

我們理想中的法庭，是一個金三角。檢方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他的任務是蒐集罪證，說服法官：「你看，這個人真的做了這個壞事，我要懲罰他。」檢察官是一個攻擊型的角色。辯方呢，是一個防守的角色：你說我犯了這個罪，我說我沒有，我沒有。法庭像是一個檢方跟辯方之間的球賽，有攻擊、有防守。然後呢？法官是裁判。法官要告訴我們，到底是原告有道理，還是被告有道理。可以想見，法官應該要站在一個公平的立場，跟原告、被告，等距外交，不能偏袒任何一方。這個不偏不倚的三角形，是我們對理想法庭的期待。

可是我在蘇建和案裡面看到的，法庭的現實，卻不是這樣。第一個問題，是原告缺席。蘇案發生在1991年，那個時候，檢察官是不蒞庭的。不是哪一個案子、哪一個檢察官不蒞庭，是所有的案子、所有的檢察官都不蒞庭。所以我們想像中的那個金三角，第一角就已經跑掉了。檢察官缺席以後，這個三角形會出現連動關係，就是：法官會跑下來補位。法官本來是要當裁判的。如果你是被告的話，你大概已經開始發抖了：本來你是要跟檢察官比賽，法官當裁判；現在裁判下來跟你比，你敢跟他比嗎？你比了半天以後，勝負是他在決定；那你比得贏嗎？法庭上的現實是：這個三角形嚴重地向檢察官這邊傾斜；辯方（小老百姓）面對的，是法官加上檢察官（國家的權力）。

2003年，刑事訴訟法有一波很大的修正，現在，檢察官會到庭了。可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關鍵在於「審檢一家」。大家知道，法律系的學生畢業以後，去參加「司法官特考」。考上了呢，就去司法官訓練所受訓兩年。訓練快要結束的時候，才決定誰當法官、誰當檢察官。分發以後，還可以「審檢互調」。換句話說，法官和檢察官通過同一個考試、具備同樣的資格、受同樣的訓練，然後角色還可以互相調換。走進法院大樓則會發現，右邊是法官辦公的地方，左邊就是檢察官辦公的地方。從被告的角度看，你會發現並不公平：你要見到裁判只有在比賽場上，但你的對手平常就跟裁判一起辦公。

※媒體和司法冤大頭

今年大家一定都在媒體上讀到了關於江國慶案的報導。每一次我談死刑的時候，都會有人說：「不要誤判就好了啊！」說的很容易啊。我們事後聰明去看冤案，會覺得：「怎麼這麼離譜？」但事實上，我們每一天看到的報紙，都對嫌疑犯有罪推定，而我們也常常沒有深究。

我們去年辦了一個座談會叫做「司法冤大頭」，談五個冤案。除了蘇建和案之外，還有江國慶、盧正、徐自強及邱和順。這些冤案，每個人長得不一樣、名字不一樣，但是冤案的結構都一樣；因為我們的冤案是有SOP的，有「標準處理程序」。

首先，是警察宣布破案，檢方偵查大公開。媒體因為痛恨犯罪、同情被害人，所以對那個被告有罪推定。這時候如果人權團體出面替他們喊冤，只有兩種下場：一種是沒人理會、沒人相信，另外一種，就是一起被打成被告的幫兇，「你們都幫壞人講話！」直到多年過去了，激情平息了，真相大白，可是太遲了。江國慶跟盧正已經槍決了，徐自強跟邱和順還在羈押中，蘇建和案也還在審。蘇建和他們三個，十九歲的時候被捕，現在四十歲了，官司還沒結束。他們的青春就整個攪和在司法裡頭。更不要說那些已經送命的人。

冤案發生的時候，媒體會對於相關的人士提出譴責，「恐龍法官」啦、「國防部的狗官」……；指責別人都很容易。可是呢，接下來跟以前完全一樣：繼續因為痛恨犯罪、因為同情被害人，對下一個被告有罪推定。大家記不記得媒體都怎麼報導江國慶案？媒體都說「真凶」抓到了，而且把那個人的名字寫出來；檢警再一次的偵查大公開，再一次的對下一個嫌疑人有罪推定。這就是冤案的無間輪迴。

在談冤案的時候，我們常常很輕易的指責審判者、指責執法者，都是他們判錯！但我想強調的是：你我都有責任。當媒體在做這些有罪推定的報導的時候，我們如果沒有保持戒心，沒有看出它的有罪推定的話，那我們很容易就誤用了正義感。如果當年你看到江國慶案的報導，想到被害人是一個年僅五歲的小女生，心裡的怒火就已經熊熊的燃燒。如果那時有臉書的話，會不會有人設一個粉絲網頁說：「應該把江國慶趕快判死刑、趕快執行」？那你會不會去按「讚」呢？

在冤案的無間輪迴裡面，輿論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