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追求什麼？

大學時代，我曾經受邀訪問同案魏廷朝的父親，傾聽這位以「朝廷」倒置，命名「廷朝」的父親敘述台灣反對運動的遭遇，似乎預見我們的命運。

「這些參加台灣反對運動的人物幾乎都是悲劇英雄」，他說：「大家都知道政治是不平等的，社會是不公平的。這些悲劇英雄充滿勇氣、挺身挑戰、忍受種種懲罰，從人間消失。」

1964年9月20日，彭明敏教授、魏廷朝和我印刷〈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捕，經過牢獄之災、特務的刑求逼供、罪名的羅織、流亡海外的生活、人權活動、黑道的圍毆、友人的出賣和陷害。許多革命者卻從國民黨殘暴的逼審中得到鼓舞，越挫越勇。許多人，尤其是年輕的一代，無從了解革命者如何忍受不公的報復，並且從失敗中體會到走向勝利的信息。那些為民主和自由奮鬥的志士願意犧牲，就是志士的鮮血能夠激發更多英雄豪傑投入反對運動。國民黨以黑牢和暗殺埋沒他們，以分化和詆毀剷除他們。偶爾有人遇見政治受難者困惑地問我，這些人犧牲工作，家庭，甚至於生命，究竟在追求什麼？這些人不會以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滿足。

有一位曾經在國民黨統治下冒險犯難從事破壞工作的政治受難者子弟，在一個月前批評國民黨下野後的政府說：「新政府、舊官僚；新演員、舊劇本。」革命者在取得勝利之後，仍然以原有的道德情懷批評自己的統治。

※由誰統治？

自古以來，政治哲學所爭論的是「由誰統治」，於是有「哲學家皇帝」之說，「賢人在位」，「精英份子」、「優秀民族」、「勞工階段」等理論此起彼落。國民黨一黨獨大統治台灣五十年，蔣介石被塑造為「哲學家」、「軍事家」、「政治家」、「經濟理論家」、「文學家」、「教育家」、「社會學家」等等聖人再世，天縱英明；現在，報刊上也不斷出現台灣人為「優秀民族」論。我們忘掉了民主政治，就在排除英明天子的迷思。

惡人當權、豺狼當道，指的是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並不是最完美的境界，希特勒就是在民主政治中產生。國家多難、群眾的心理盼望著獨裁者的出現，拜倒在獨裁者的座前。以多數人的表決合法轉移到獨裁制度是一種民主的悖論，這就是我們過於重視「由誰來統治」的問題所引起的疑難。

其實，政治的根本問題不在由誰來統治的問題，而是如何清除弊病和不公，並且把弊病和不公減少到最低限度，即使惡人當權或執政無能，也不致造成重大損害，問題是怎樣的政治制度才算最好，把「由誰統治」的問題轉換為「如何來統治」的問題。

※多元共存

〈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第一個目標揭示「團結一千兩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四十年前台灣人口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在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的國家怎樣才能竭誠合作，實現民主？

在教科書上，穩定的民主制度是以英國或美國為典型。社會的分裂和政治的抗爭，常常引起民主國家的崩潰。荷蘭的政治學者艾倫．李帕特（Arend Lijphart）卻推薦了「多元共存型的民主政治」。國內政治學界已有李帕特著作的翻譯和介紹，從事政治活動的學者也以這種「協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起草憲法草案。過去，我在立法院曾經向盧修一委員提起，可惜盧委員病逝，知音難尋。

荷蘭是第一個在台灣建立「殖民政府」的國家。最近台灣洪水為患，學者主張「水利學荷蘭」，合作式民主正是荷蘭水利工程的一個傑出作品。我們竭誠合作、尋求穩定的政府，政治也可以學荷蘭。

歷史上荷蘭是宗教改革的基地，歐洲受天主教會逼害的新教徒紛紛逃到荷蘭避難，荷蘭因而培養了寬容的傳統。避難的新教徒也帶來了文化科學上的技能協助荷蘭，拓展工商業和海外殖民。

一五五六年西班牙王國由腓力二世繼承，統治那坡里、尼澤蘭和海外殖民地，腓力二世不懂荷蘭語，卻在領地中擴大稅收。西班牙的橫徵暴斂引來尼澤蘭的強烈反對。尼澤蘭人民爭取宗教自由，又遭受西班牙王國的殘酷鎮壓。尼澤蘭各省聯合議會以聯邦方式促成合作的中心，成立「荷蘭共和國」，保衛自由，「自由」就被稱為「荷蘭的女兒」，後來荷蘭共和國演變為荷蘭王國。

荷蘭新教改革派在政治上占主導地位，但是天主教會仍然擁有相當勢力。六○年代以前，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派別，社會民主主義派和自由主義派的政治信仰派別將荷蘭社會分立，荷蘭稱為「柱狀的社會」。例如天主教會有濃厚分離傾向，教徒實踐教會的忠誠，與教會外的力量保持距離。荷蘭的議會由各界人士選出精英份子，互相對話、運作國政。各精英份子不拘於自己的「柱派」，能夠思考國家全體利益，權衡國際情勢、行使權力。「協合式民主」就是在分立的社會中，社會基層相互隔絕下，各「柱派」的上層精英以民主和協商維持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基層群眾彼此隔絕，上層精英協商合作，權力分享，珍惜民主體制。

台灣未見宗教分立的「柱狀社會」，但有多元的族群、不同歷史記憶的群體。荷蘭從70年代、80年代以後，「柱狀社會」也就逐漸地消失。在多族群、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把大小族群的權利和受國家保護的個人權利結合起來，是最能減少衝突的解決途徑，「協合式民主」不能消除族群的衝突，卻可以緩和衝突，使民主制度正常運作。

※邪惡政權的責任

2004年國民黨攻擊陳總統為希特勒，憂慮「外省族群」將成為「猶太人」受到「人群消滅」（事實上，根本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國民黨在台灣執行38年的違憲戒嚴，逮捕9萬多平民，製造29407件政治案件。國民黨以擅長暗殺聞名，暗殺的人和不經審判而長期監禁的人不在其內。國民黨為暗殺抗日名將白崇禧而監禁獵槍商人長達9年。獵槍商人的後代要求賠償，才發現真相。人民舊恨新仇難免爆發，國民黨的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

台灣是遺留國民黨邪惡歷史的社會。人民脫離高壓統治，繼承的政權為實現邢事正義，必須處理過去國家的罪惡，規範轉型，建立法治的系統，譴責政治暴力。這裡所說的政治暴力，不僅指軍隊的屠殺如二二八、特務的蹂躪，而且包括黑道的騷擾和侵害。戒嚴前的我所受的是特務的監禁，逮捕和刑求，戒嚴後我面對的則是「黑道治天下」。公開審判可以公開譴責過去的暴力，鞏固未來的民主和人權。可惜「舊政權」和「新政府」都沒有建立「以法律規範邪惡政權的責任」，使過去的迫害發揮持續性的影響。

社會的姑息態度助長了國民黨五十多年的高壓統治。政府應該組織「真相與重建委員會」，表現「大和解」，讓「舊政權」和「政治受難人」在「真相和重建委員會」前聚會面對過去和未來，同心協力重建國家。 

【本文摘錄自謝聰敏2004年所寫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四十週年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