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代台灣教會圈子掀起一陣傳福音的熱流，這潮流帶動教會信徒參與「領人歸主」的佈道事工，再度興起「教會增長」的宣教思潮。長老教會所屬地方堂會在這波運動中亦不缺席，各種「雙翼養育系統」、「幸福小組」的課程被援用在信徒培訓計畫中，冀望藉此提升教會信徒數量，這現象乍看之下與長老教會所推動的「一領一新倍加運動」的「教會增長目標」方向似乎不謀而合。然而，網路上對「教會增長」導向的宣教運動卻提出一些反省，甚而有人認為它可能嚴重傷害基督教信仰。若是教會只求方法策略、組織擴展、靈驗，可能導致牧者變質，家庭崩解。（劉曉亭，online）

 

「教會增長」是一九六〇年代由馬蓋文（Donald McGavran）在美國引發的宣教運動，他認為宣教成果應以得救靈魂的多寡來評定，宣教就是要拯救失喪的靈魂，而「教會增長」就是「有效佈道」的結果。（曾錫華，online）然而，就教會歷史而言，「教會擴展」運動從未停止，使徒們宣講基督之道，初代教會遵行基督的犧牲典範都吸引眾人加入教會。第四世紀，當世俗政治權勢融入基督宗教時，亦曾擴展教會疆域。十七世紀教會宣教運動與殖民主義連結，則將教會版圖擴及世界各地。二十世紀的教會增長運動，可能要藉由教會史上的教會擴展脈絡來反思，並調整其宣教思維和實踐，使其合乎耶穌的使命——「願祢的國降臨」。

 

本文將回顧教會歷史中兩個關鍵時期的教會拓展運動，並分析其背後的信仰思維，藉以提供當代教會在推展增長運動時做參考。

 

Ａ.初期教會的拓展因素（公元1－500年）

特里（John Mark Terry）把第一世紀以後的宣教歷史分為前尼西亞時期（100－325）和後尼西亞時期（325－500），來分析教會的拓展情形和要素。

 

a. 前尼西亞時期

使徒時代大致結束於主後一百年。影響使徒時代教會拓展的元素如聖經使徒行傳所記載：聖靈動工，使徒宣講大有能力吸引眾多群眾受洗外，教會群體的合一團契生活得到眾民的喜愛，加上使徒們的堅忍、殉道的見證是教會成長的主因；此外客觀的處境元素，也是教會拓展的關鍵。羅馬帝國順暢的交通系統，不僅方便統治者的軍事和經濟管理，間接地也有助於使徒們的宣教活動。此外，希臘語文的廣泛使用，成為使徒向外邦傳福音的最佳媒介，新約聖經即是一例。帝國所提倡的希臘哲學思想，幫助教會吸引知識分子和對傳統宗教不滿的群眾；最後猶太人致力宣揚一神宗教，吸引相當多羅馬公民，故城裡有許多「敬畏神的人」，這些人更容易接納基督信仰。（特里，2010）根據特里的分析，第一世紀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等元素，是促成教會外展的利基。

 

第二世紀和第三世紀基督宗教沿著羅馬的公路逐漸向外拓展，東至美索不達米亞，南抵阿拉伯，西進北非，向北則進入西班牙、高盧（中歐）和不列顛等區域，教會成長穩健但非戲劇性成果。

 

公元二六〇年以後的教會拓展工作，由都會地區蔓延向鄉村地區。這段時期，羅馬帝國正值內部分裂，外有日耳曼部族的攻擊，帝國對教會的管理和壓迫較鬆緩；此外經濟不振、通貨膨脹困苦的生活環境，導致人民對傳統信仰的質疑，進而轉向生活純樸互助的基督信仰群體。這是前尼西亞時期教會成長最快的階段，直到三〇三年戴克理先皇帝（Diocletian, 244－311）發布《迫害詔書》才停止。然而，三一三年發布的《米蘭詔書》隨即引發教會拓展的另一波行動。

 

特里歸納前尼西亞時期教會拓展的內部因素如下：1. 上帝的賜福。2. 基督徒的熱心和犧牲。3. 吸引人心的信仰信息。4. 教會的組織和紀律。5. 具包容性的教會。6. 持守道德、慈惠、善行。（特里，2010）教會內部信仰價值的堅固和生活的實踐，加上外在環境的變數，促成教會穩健拓展，是這段時期的特色。

 

b. 後尼西亞時期

相較於前尼西亞時期使徒和信徒們以宣講和生活見證在困境中拓展教會，後尼西亞時期的教會則享有更多的政治、經濟資源，教勢的擴展迅速寬廣。然而，這現象也導致教會面對更多的挑戰。

 

三一三年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發布《米蘭詔書》，給予基督宗教合法的地位，並歸還已沒收的教會財產，意味著帝國對基督教的政策從鎮壓、寬容，轉向保護與利用的態度：統治者以基督教為維持帝國秩序和安撫好戰外族的媒介，皇帝則自視為人民的主教。（特里，2010）這政策的轉變對教會的擴展有巨大的影響，詔書發布後的一個世紀中，羅馬帝國和邊境異族人民大量歸信基督教。

 

這段時期的教會宣教策略除了延續以往的宣講、慈善、道德外，還融入一些新的元素：1. 政治資源：羅馬政權官方的偏愛，形塑基督信仰成為時尚的宗教。2. 修道主義群體中熱心宣教的份子積極宣揚福音，並透過趕鬼、醫病、濟貧、伸張正義的模式，吸引弱勢者和異教信仰者進入教會。3. 基督教在這段期間享有物質、權勢等「成功」等誘因，帶動教會的增長。4. 異邦民族遷入羅馬疆土，受到基督信仰的吸引。

 

基督教成為國家主流宗教固然有利於擴展教會，然而，教勢急遽擴張的結果，產生政治與信仰的角力：教會文化與異教文化的衝突、教會內部的政治混亂，而教義爭執則面臨更大的挑戰 ——「上帝國」、「教會王國」和「帝國」三者糾葛不清的局面，儼然成形在教會歷史之中。

 

初期教會從被迫者的角色，在歷經《米蘭詔書》特赦後成為自由人；基督教在羅馬皇帝的偏愛下逐漸成為帝國主流宗教，教會角色由弱勢者轉為強勢者，甚至是壓迫者。中世紀時期（600－1500），教會強迫異教徒和猶太人歸信；十一至十三世紀，教會十字軍對回教徒的殺害行為；一〇五四年教會分裂，東正教會被迫遷往北邊的斯拉夫系民族。（Bosch, 1996）教會與權勢結合的後果是：蠻橫自專、欺壓他者，最後陷入貪婪腐敗之境，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就是在這場景之下啟動的，基督新教順勢誕生。然而，宗教改革運動卻沒有改變擴張版圖的宣教思維，十七世紀歐洲國家興起海外殖民運動時，教會的宣教運動又隨著軍事強權登陸世界各大洲。

 

B. 殖民時期的宣教運動（1865－1910）

歷經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海外拓展宣教運動，在十九世紀達到顛峰，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稱之為「偉大世紀」，是基督教擴張到最大範圍的世紀。在這波宣教運動中，基督新教（基督教）扮演主導的角色。（安德森，2010）

 

宣教士和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是既矛盾又曖昧的。就信仰而言，殖民主義是邪惡的，但就教會的擴張運動而言，它似乎是當時最有效的媒介。部分的宣教士只好自圓其說：上帝使用這邪惡的工具為要完成衪的旨意，來調適這矛盾情結。（安德森，2010）然而，有些宣教士則選擇成為殖民統治者的同路人，相信自己國家的統治殖民是好事，既能散播文明、教育、經濟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同時能提升帝國的聲威和經濟力。故有殖民主義三「C」：基督教（Christianity）、商業（Commerce）和文明（Civilization）三者合一的說法（或法文的三M：軍事、商業和宣教）。（Bosch,1996）「上帝國」的涵義在這時期嚴重地被忽略或扭曲了。儘管如此，在這段時期仍有一些差會宣教士以愛的動機委身於邊陲貧困之境，服務弱勢群體並宣揚基督的福音，如：莫拉維亞弟兄會、英國聖公會差會、中國內地會等。

 

這段時期世俗的歷史發展是多元又動盪的：法國大革命、工業化、廢除奴隸制度、鴉片通商、歐洲的殖民擴張一方面孕育教會致力擴展的氛圍，另一方面卻也挑戰基督信仰的價值和社會見證。大致而言，自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後三百年，科學和理性成為普世價值的基礎，這個運動翻轉了以往基督教世界的信仰架構，從神權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教會在社會中的合法效力被君王取代，然後又交給人民。這現象導致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崛起，信仰的目的是滿足人的需求，宗教不再是群體規範而是個人的事物；教會的傳福音運動也趨向以「增進個人的福祉和文明」為導向，特別是針對歐洲以外的化外之民的宣教。於是，成千上萬的宣教士湧到非洲和亞洲地區宣揚救恩。（Bosch,1996）

 

安德森（Justice Anderson）提到：十九世紀晚期，教會的宣教策略目標多設定為個人歸信、栽植教會，以及藉由佈道、興辦學校和醫療傳道來改造社會。佈道工作包括講道、組織和培育信徒、翻譯聖經和文字事工等等；教育一開始以社會產業需求為主體，後來逐漸發展為學術性體制；醫療事工最早是以照顧宣教士為主旨，後來則轉為服務宣教區域民眾；此外，各種社會工作也都被納入宣教任務的範疇，有些宣教團體甚至以促進文明化來取代佈道的工作。（安德森，2010）

 

上述的策略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史上都曾被運用過。十九世紀英國和加拿大宣教師分抵台灣南、北部的宣教工作即是以醫療和教育事工為主軸，後來推展至聖經翻譯和文字事工和社會服務。而當時的宣教師多能秉持基督之愛，學習在地語言，委身於基層民眾的福音工作而不是攀附殖民者的權勢強迫人歸信，基督教會也逐漸在台灣釘根拓展。

 

大致而言，教會在殖民時期的拓展模式是強勢、脅迫性的，槍砲與聖經攜手進入歐洲以外的世界，教會變成壓迫者，與耶穌宣揚天國福音的犧牲受迫者形象漸行漸遠。

 

C.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運動

回顧基督教會的宣教歷史，無論是在軟弱、受迫或是強勢、脅迫的處境中，教會都在擴展。前者雖然不若後者的迅速、成效，但卻是歷久彌新；後者雖然成果輝煌但卻逐漸走向凋零，歐洲的教會史是一個借鏡。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從一九五一年總會成立以來所推動的宣教運動多以教勢擴展為標的。其中「倍加運動」（1954－1964），「信徒什一增長運動」（1978－1991），「二〇〇〇年福音運動」（1991－1999），「二十一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2000－2010），「一領一‧新倍加運動」（2011－迄今）教會和信徒數人數增長的目標都清楚陳列。這當中，各種策略都曾被教會廣為運用，從初期的「家庭小組」、「三元福音倍進佈道」直到近代的「細胞小組教會」、「G－12」、「啟發模式（Alpha course）」「自然教會發展（Natural Church Development）」和目前盛行的「雙福宣教」和「幸福小組」，無一例外。然而，過程中對這種「以量為重」的宣教思維的反省和批判卻未曾中斷，提醒信仰的質與量必須同時提升；宣教使命的目標必須調整。

 

「新世紀宣教運動」（1966－1971）、「忠僕運動」（1971－1976）、「自立互助運動」（1977－1978）和二十一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2000－2010）的宣教目標和策略。雖有提到信仰質的提升的反思（「二十一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online），但地方教會似乎更著重在量的增加。此外，一九七〇年代長老教會所發布的三篇宣言：〈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我們的呼籲〉、〈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似乎在教會官方的宣教運動中找不到定位，沒有運動名稱，也沒有目標和施行策略。這三個宣言是教會面臨執政者極權迫害的處境所發布，當時的教會領導者必須先簽署遺書再簽宣言。發表宣言的目的是為了台灣人民的「拯救（盼望）」，策略是「愛與受苦」，如〈台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所陳述：「阮信，教會是上帝百姓的團契……。通過愛與受苦，來成做盼望的記號。」

 

結語

 

「無十字架就無冠冕」是教會圈子盛行的一句話，但人性的自然回應經常是能免掉十字架就免掉吧。福音書中耶穌面對它時的禱告是：「父啊！祢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路二十二42）。面對十字架的酷刑，道成肉身的耶穌也怯步，然而，唯有祂選擇順服上帝的意思時，復活事件才能發生，上帝的主權才能在世上實現。

 

聖經中耶穌宣揚福音的使命是上帝主權的實現，祂的策略是十字架和復活，行動方案是醫治百姓各樣的疾病；祂升天後，使徒跟隨老師的腳蹤，在軟弱中靠著聖靈的力量見證基督，初代教會在逼迫的處境中，遵從使徒的典範繼續上帝國的宣教事工。然而，第四世紀教會受地上君王的青睞（或利用）成為國家主流宗教，基督徒的宣教方向與基督的使命似乎漸行漸遠。

 

教會自從第四世紀轉換受迫者形象後，不知不覺地再一次陷入蛇的誘惑：「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創三5）自詡是真理的定義者、擁有者用來絕對化自己，終於導致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惡行，進而衍生十五世紀的殖民宣教，十九世紀的基督新教也加入這帝國、教會擴張的行列。當代的台灣教會在致力教會增長運動時，必須從歷史中教會拓展的過程學習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

 

傳統上，教會增長的終極目標是「萬民歸主」，但實際的運作卻是「萬民歸教會」，是建立「教會王國」的模式。但我們知道也體認教會是一群不完全的人的聚集，若沒有謙虛自省的信仰內涵，很容易陷入金錢和權勢的誘惑，而服事世上強者，建構君權帝國。耶穌的使命是宣揚上帝國，讓上帝主權實現在祂所創造的世界，教會增長的終極目標是讓上帝的公義、和平、喜樂在世上實現，策略則是跟隨基督的腳蹤——十字架的愛的服事和虛己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