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農民依賴土地維生，「作稼人（Cho-sit-lang）」無權無勢，是最容易被剝削的一群基層人民。日本時代，台灣被迫接受殖民統治，處處受到壓抑與差別待遇。可想而知，當資源的分配失去公平正義時，社會就跟著生病，需要有識者為之診斷，甚至操刀，以求根除民生疾患。日治時期的黃信國，畢生貢獻台南的麻豆教會和台灣農民組合（簡稱農組），正是一位身體力行、鞠躬盡瘁的良心醫者。

 

家世背景

黃信國（1886－1936），父親是嘉義教會黃西經長老（1840－1904），為大溪厝地區的務農家庭，手足有黃信期（傳道師）、黃信智（醫師）、黃信得（傳道師）、黃文（助產士）。黃信國育有六男五女，元配生正已、鑾、絨；繼室生正宗、正義、正德、正道、正芳、錦、釵、鍾，可說是一個子孫綿延的基督教家族。

 

黃氏學經歷方面，一九〇四年台南長老教中學畢業，一九〇九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八屆畢業，先到台南醫院任職，一九一〇年五月三十日在麻豆頂街開設「德安醫院」。一九二〇年起，被指派擔任地方公職，曾任麻豆街協議會員（相當於鎮民代表）、麻豆街信用組合理事（相當於農會理事）及台南州知事官房所得稅調查委員，頗為了解地方事務。

 

日治初期，一般台人對日本教育深感疑慮，唯恐子弟就學後被徵兵，但教會人士則認知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是時，基督徒總人數不及全台百分之一，惟相較於一般台人，對新式教育頗能因應與接受。例如，早期醫學校裡即有不少基督徒，在一九〇〇年代約佔畢業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其比率足堪重視。再者，由於基督徒積極接受新式文化，開啟台人邁向高等教育之端緒。影響所及，基督徒長期迎拒或抉擇於「同化」與「現代化」之間，無不使其深刻思考身分認同的問題。黃信國同時身為基督徒子弟與醫師，就是大時代的一個具體展現。

 

教會生活

黃信國從一九一八年起，在麻豆教會擔當四任的長老，一九二六年建堂時，建築經費1,200圓（當時1圓約今700到1,000元），教會從結餘和會友奉獻200圓，仍大為不足，乃向黃氏夫婦借款1,000圓支應。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黃氏擔任教會的幼稚園長，招收學童50餘人，可惜經營不易，最後以收場告終，該年教會又向黃氏夫婦借款400圓支應擴建經費。直到該年末了，教會財政終於獨立，信徒人數將近300人，青年和兒童各約50人，教勢頗有進展。可惜的是，從這一年起，黃信國健康出了大問題，教會沿革寫：「因黃信國長老患病，教會失力」，簡短數語，道盡慨嘆。之後他回到故鄉嘉義養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過世，得年五十歲。

 

農民組合

黃信國英年早逝，可能跟他過去操持農組事務，積勞成疾有所關係。日本時代，官商控制農業，靠攏資本財團，實施殖民地式經濟，農民生活有苦難言。一九二五年，為爭取合理的收購價格，二林蔗農組合率先成立。之後，爆發了農民與製糖會社衝突的二林事件。此後，各地陸續發生農民抗爭事件，地方性農民組合接連成立。

 

一九二六年，在簡吉等人的領導下，全島性「台灣農民組合（農組）」成立，總部設在鳳山。一九二七年，在農組中常委改選後，黃信國因為了解地方經濟情事，被任命為財務部長；在年底的農組「第一次全島大會」時，從174位代議員中選出16位新的中央委員，黃信國膺任中央委員長，明揭16項議案，包括：組織特別活動隊、促成消費組合、制定日雇農最低賃銀法、確立耕作權和生產物管理權、禁止差押、反對惡法與職權濫用等。

 

在各地23個支部當中，最活躍的就是黃信國所在地區的「曾文支部」在他的領導，農民持續與明治製糖會社的總爺糖廠抗爭，而農組本部也移到他自己開設的麻豆德安醫院。鼎盛時期，農組會員達到20,000多人，演講會經常數千人參加，是台灣最大的農民運動組織。

 

農組推展的抗爭層面極廣，包括官有竹林抗爭、反對退職官員標購土地、對抗地主壓迫、反抗株式會社之剝削等。也獲得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大力支持。然而，一九二九年後，因抗爭日益激烈，日警大力取締左翼團體，農組之總部和各地支部也被搜索，200多位領袖被捕，活動幾乎停止。該年黃信國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及《台灣出版規則》，遭日警逮捕，判處10個月緩刑，不得不請辭農組中央委員長。到一九三一年，總督府施加強大壓力，農組幹部在竹崎秘密召開擴大中央委員會議，達成支持台灣共產黨、組織赤色救援會等決議，隨後其活動即走入地下化，惟因核心領導群在警方取締台共的行動中被捕，最後農組全部瓦解。儘管如此，黃信國等人已經在台灣的農民運動寫下歷史性的一頁。

 

良心醫者

過去，吾人比較知悉的是一九八八年的「五二〇農民運動」，抗議外國農產品傾銷台灣所造成的衝擊；近年來，則有勞資爭議和資源分配的問題。然而早在日本時代，就已有全島性農民運動組織，對抗龐大的殖民經濟體系，訴求土地正義。黃信國是一位醫師而非農民，他本來可以過著優渥安逸的中上階級生活，根本不需要和社會運動沾上邊。但他一向關注民心動向，投書報刊申明己見，包括一九二七年台中一中罷課事件、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至於攸關農民的灌溉設施之運作，都是他關切的問題。

 

黃信國雖然沒有像農組的簡吉、趙港等人具有高知名度，但他事奉教會，出錢出力；領導農組，藉由社會運動來實踐基督信仰。他不是脫離現實的唐吉訶德，而是一位明知不可為而為的良心醫者，他憑藉僅僅一襲白袍，挺身挑戰殖民經濟的大怪獸。

 

彌迦書六章8節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先知所處的時代其實是社會病入膏肓之時，毫無社會正義可言，更經常是「狗吠火車」。儘管如此，仍然無法叫他們噤聲不語、作壁上觀。黃信國亦是如此，他誠然是農組時代一位不可忘卻的諍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