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尚未民主化的年代，中學教育就一直有公民的相關課程。然而，那個年代的公民課程，由於師資和課程內容的限制，大多相當制式或八股，並不符合現代公民教育的內容。在民主化後的現在，若我們仔細閱讀中學公民教材會發現，相較於過去，公民教材內容已有很大的進步，幾乎是許多大學課程的濃縮。然而，也正因為升學體制的緣故，仍將公民教育當成是著重背誦，而非培養思維的學科。到底基本公民素養應該有哪些特質呢？筆者認為至少有三：
一、理性思辯的能力
我們以為資訊愈發達，人們判斷資訊的能力就會提升，思考能力就會卓越。然而，實際的情形可能根本相反。很明顯地，當前台灣社會討論公共事務，很多人都只問立場，不問價值和原則。這導致整個社會沒辦法建立起彼此對話的公共領域。
筆者認為，要建立對於公共事務的判斷能力，至少要先區分三個層次，並在其中建立自己的能力：「描述」、「解釋」和「評價」。
1.「描述」的層次：主要著重在一個現象到底「是什麼？」新聞和訊息所提供的往往是這個層次，但人類判斷也常常在這個層次出了問題。在假新聞和錯誤資訊充斥的年代，我們必須能夠判斷各種紛雜訊息的來源是否正確？只有在確定訊息來源正確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就這些訊息去表達我們的觀點。因此，「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能力是公民必備素養。
2.「解釋」的層次：主要著重在一個現象的發生是「為什麼？」這屬於一個人分析問題的能力。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必須具備基本的社會科學常識，以及基礎的哲學思維。一旦對各種政治和社會現象有基本的概念，才能在面對重大事件發生時，不會受到各種謠言的左右。前幾年台灣社會出現同婚爭議時，各種社群媒體互傳的一些不符合邏輯、不符合社會科學基本常識的訊息被亂傳，就顯示許多人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法學常識和社會科學的基本判斷力。
3.「評價」的層次：主要著重「應該如何」的「價值」問題，屬於主觀價值選擇的領域。在公共領域的問題上，許多問題往往沒有絕對的正確或錯誤，而是優先選擇的結果。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一個國家的民眾得以對公共政策進行交鋒和辯論。然而，觀諸台灣的政治環境，我們往往在第一和第二個層次都沒有釐清，許多人甚至連「事實」和「價值」之間的區分都搞不懂，遑論進行有意義的公共討論。要建立「價值」層次的能力，就必須建立起哲學和倫理學的能力。
古希臘哲人認為，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是因為人類透過公共領域當中的言語，可以建構出有意義的理性對話，從而讓整個社會和政治生活能夠朝向我們共同的福祉前進。台灣青年如何培養這種能力，很簡單，就是在高等教育和社會教育當中，努力將非本科教育以外的「通識教育」完善化。
二、人文主義的精神
技術化與數字化的年代，往往失去的就是「人味」。所謂的「人味」，就是人文主義精神。人們往往嘲諷這種老掉牙的主張，卻沒發現，在現代社會中，在許多社會或政治事件發生後，他們所嘲諷的那些對象，許多人正是因為缺乏人文精神：法律人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只懂法條的法匠；政治人物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只有選票的政客；宗教人士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只有教條的神棍；商人缺乏人文精神，將淪為徒具利益考量的奸商。
人文主義這種特質，說穿了就是「同理心」和「利他主義」，同理心和利他主義正是基督教信仰最為核心的部分。耶穌以謙卑的形象來到世界，總是傾聽最底層民眾的心聲，同時為了眾人捨己。不管在哪個社會或年代，都有生活困苦與哀哭流淚的人，在許多冷冰冰的數據當中，我們往往看不到這些人的苦境，聽不見這些人的聲音。在舊約先知阿摩司的年代，他就看到：「你們欺負貧寒的，壓碎窮乏的，對家主說：拿酒來，我們喝吧！」「你們踐踏貧民，向他們勒索麥子。」「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耶穌同樣也看到祂那個年代民眾的苦境。
在我們這個世代，政治上的腐敗同樣也讓底層民眾處於社會的不公當中。作為青年世代，並非每個人都在政治領域有角色。然而，必須建立的觀念是：一個社會的民主要深化，靠的並非是政治領域的完美，而是公民社會的健全。
必須指出的是，台灣社會面對政治，有一種非常不好的文化，就是「粉文化」：長期對於政治改革的期望未能被滿足，導致人們重回華人文化的傳統，寄望一個英明領袖來改變政治，期待一個救贖者來救贖政治。於是，從民主化較為早期的「扁迷」、「馬迷」，到了近年的「柯粉」、「韓粉」及「英粉」，都是這種集體心靈的具體展現。這種現象帶來的危機，就是人們過度相信政治人物，進而在面對任何政治問題時，過度美化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卻忘了思考公共問題的本質，更忘了「政治的寄望，從來都不應該放在特定政治人物身上，而是公民自己本身。」
針對人性和民主政治的關聯性，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寫出一段名言：「人的正義的能力使民主政治成為可能；但是人的不正義的傾向使民主政治成為必要。」正因為人性有善性，所以民主政治可以仰賴人類之間的彼此信任，建立起民主文化。然而，更重要的是，正因為人性是渴望權力、傾向墮落的，所以必須有完善的制度對其加以制衡。
在走向民主深化階段的當前台灣社會，所謂制度上的制衡機制，指的不僅是政府各部門（行政、立法、司法）的制衡，更是健全的公民社會中各領域的公民，是帶有追求公共利益的「同理心」和「利他主義」情懷的公民，對政府進行嚴厲的監督，同時以社會力量，彌補政府職能的不足。
三、兼具本土與世界觀的視野
台灣的政治環境非常特殊，由於歷史的因素，導致政治認同的分歧，在很長久的一段時間裡主導台灣社會，使得「國民」思維取代「公民」思維。長久下來，人們會帶有政治意識地問：「你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這種對立式的思維，會讓人們完全忘了去問：「如何去做一個『文明人』？」筆者主張，要問自己是什麼人之前，應該先問自己是不是一個「文明人」？公民素養並非存在一個去脈絡化的空中樓閣，它必須有具體互動的歷史情境，以及國內外環境。台灣民眾的另一個悲劇也在於，我們的國際地位太低，導致民眾沒有關心國際事務的動機。這種情境只會造成更糟的惡性循環：「民眾愈不關心國際事務，我們就愈沒有動力運用國際社會的非政府影響力，改善台灣的國際處境。」
筆者主張，青年應該同時培養兼具本土關懷與世界觀的視野。本土關懷並非狹隘地去排斥東亞社會其他國家或社群文化，而是在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後，欣賞周邊國家的文化。
此外，對於國際事務，不只是學習一種語言，追求當地的流行文化即可；而是深入地了解世界上許多國家或社會的文化和歷史，理解他們曾經歷過的奮鬥歷程。愈是理解異文化，也就能夠透過比較，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母文化的特色；愈是理解自己的母文化，也就愈能在與異文化交流的過程當中，展現出自信與主體意識。
結語
英國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在〈論青年及老年〉（Of Youth and Age）中提到：「一般說來，青年就如初產生的思想一樣，初生的思維總不如再度的思考來得有悟性和縝密；不過，年輕人的創造力要比老年人靈活得多，想像力也較老年人豐富而聖潔。」意思是青年人雖然不成熟，其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雖偶爾會衝撞現有社會，卻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來源，是未來社會的盼望。
一個社會，敬老是基於長者對社會的貢獻，以及基於對於人生歷練的尊重。然而，對於年輕人，給予開創人生、開創時代進步的機會，也是同樣重要的。長者的智慧，成為社會穩定的力量；青年的創造力，則成為推進社會前行的原動力。
作為主政者，理應為青年的生存環境，開創更好的制度條件。作為青年本身，也可以在認識自我的處境之後，明白自我和這個政治社群的關係，對台灣民主深化發揮長遠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