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二十世紀70年代以後，聖經詮釋的新方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例如：解放神學、婦女神學和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studies）等。其中意識形態批判法（Ideological Criticism）也被應用在聖經研究裡，發展出新的進路。
許多學者對於「意識形態」提出不同的定義與論述。例如：法國哲學家Louis Althusser對「意識形態」做以下的定義：「我們如何再現我們對具體生存條件情況的關係的想像」（“a｀representation´of the imaginary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sto their real conditions of existence＂）。換言之，在日常生活的實況裡，人們可以依據各自的角度來面對生存的環境與條件，並提出不同的想法和做法。而意識形態是上述諸多可能中的一種再現；這種再現都是依據從具體日常生活處境所建構的想像。這些不同的看法與想像構成意識形態的重要元素。
至於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是否會發生衝突？哪一些經得起時間或現實的挑戰與考驗？則是另外值得討論的議題。
一、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以耶利米先知為例
在聖經裡，出現許多意識形態之間衝突的例子，顯示不同觀念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與交織的關係。以下引用耶利米先知書7章和26章為例，進一步說明。這兩處經文記載先知在聖殿宣講上帝的神諭，遭遇王家反對者的控訴。這顯示出兩種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我們以「王家聖殿意識形態」與「先知的批判聲音」來稱呼之。
1.王家聖殿意識形態
首先，猶大「王家聖殿意識形態」有其思想的來源。根據以賽亞書37章33～35節的描述，公元前701年，亞述帝國示拿基立王率軍圍攻耶路撒冷城，在危急時刻上主施展神奇的作為，拯救耶路撒冷城免於被毀的危機。這拯救事件強化猶大人「錫安／聖殿永不動搖」的信念。猶大人在以賽亞先知時代經歷的拯救，後來發展成為「王家聖殿意識型態」，不斷被後代猶大人重複歌頌及紀念（參考詩一百三十二6～10）。這種意識型態持續發展的結果，讓猶大人深信，上帝對猶大人的眷顧與保護是無條件的。因為聖殿的緣故，上帝對於以色列人的過犯不會太在意，甚至不會有太重的懲罰。因此，在這種信仰觀念裡，聽從與順服上帝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
經過100多年的歷史，耶利米在聖殿傳講神諭（耶七26）的時代氣氛有以下特色，約西亞王於公元前609年戰死沙場，約雅敬接續登基為猶大王。猶大國處於危急之秋，全國人民從上到下都在找尋依靠與慰藉。不過，當時猶大人心裡存有一種錯誤的心態，以致他們無法看清楚自己所處的局勢。多數猶大人民的心態深深受到「王家聖殿意識型態」的影響：他們深信，上帝給猶大人無條件的應許，上帝透過聖殿參與在猶大人的歷史中，而聖殿做為神人交會之地（獻祭、敬拜、訓誨），保證了上帝的臨在與愛護，因此上帝的聖城／聖殿是永不動搖的。聖殿是永遠不倒的堡壘，它成為人民生活及信仰的憑藉，更是國家／王家永遠長存的保障（參考賽三十七33～35）。換言之，「王家聖殿意識型態」深植在猶大國君王與人民心中，給予他們一種強烈（虛假）的安全感，以致讓他們無視於眼前的危機。
2.先知的批判聲音
就在此時，耶利米先知透過在聖殿傳達上帝的神諭，批評猶大人錯誤的意識型態，他嚴厲警告猶大人民，要深思他們要依靠的對象到底是聖殿或是上主？人得到拯救的方法是藉著宗教祭祀或是實行公平正義？聖殿講道的內容顯示，耶利米先知與當時主導的國家聖殿意識型態之間，存在極大的衝突。
而耶利米先知在這裡採取批判猶大王家的立場，被視為叛國行為，因為先知的看法動搖了統治階級賴以生存的意識型態的根基（比較耶二十六11）。總之，在耶七26經文裡，耶利米先知全面地批判國家聖殿意識型態，清楚強調：在上帝和耶路撒冷的關係裡，祭祀多寡不是重點，順服上主與否才是關鍵。
從耶利米先知遭遇逮捕、拘禁、審判與監禁的後續來看，當時顯然王家聖殿意識形態的勢力碾壓先知微小的聲音。不過，在公元前586年猶大王國遭到巴比倫帝國消滅之後，災難倖存者開始反省過去錯誤的歷史，先知的批判聲音逐漸獲得平反，證實先知信息是引導猶大民族在國破家亡後，重建與恢復的關鍵力量（參考代下三十六22；但九2）。
二、意識形態解釋聖經與現代教會的關聯性
台灣多元社會的處境，顯示在台灣基督教會與神學傳統的多樣面貌。長久以來，不同教會團體與組織之間不只各具有不同歷史傳承，甚至彼此間也出現某些緊張關係，其背後的原因相當複雜。例如：曾慶豹在《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裡，呈現1960～1970年代不同陣營的台灣基督教會的面貌與路線，一方面說明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當時黨國基督教的面貌，另一方面敘述華語教會和長老教會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些教派或教會間的衝突，雖然在解嚴之後曾經透過某些和解而情勢稍緩，然而台灣基督教內不同信仰團體之間，差異與張力仍然存在，並以微妙的消長關係共生共存。
在如此處境下，討論「意識形態與聖經詮釋」這主題，就需要做一些釐清與設定，以便討論的方向能更加清晰明確。我們首先需要討論聖經解釋者自身的社會處境，觀察自己站在哪個立場與觀點，觀察台灣社會的政經環境，以及從什麼「立場／觀點」和用什麼方法來解讀聖經？這些因素將會影響解釋聖經的結果。最典型的例子是：羅馬書十三章的詮釋！誰（哪個陣營）的處境化？站在哪個「處境」來解釋聖經，其後續運用與影響會截然不同。（註1）
事實上，每一種聖經詮釋都是站在詮釋者（有限的時空背景、社會文化、政經處境）的觀點，來詮釋聖經。因此，詮釋聖經者需要反省自己的性別、信仰傳承、社會位置、政治立場、文化傳統，有助於釐清自己如何解釋聖經。換言之，聖經詮釋者傳承不同的人生經驗，結合不同的聖經解釋。這些不同「解釋」如何對話？並進一步思考，在新時代處境是否可以建構出「轉化式的聖經解釋」（transformative interpretation）？
摘要而言，檢視「我自己」站在「哪裡」（立足點），用什麼方法解釋聖經？
三、多方向詮釋經文與對話的可能性
上述討論可以幫助我們去類比與想像，我們如何理解與詮釋聖經，以及運用詮釋的成果？當一個事件發生（事件本身、包含不同意義關聯、解讀）以後，觀察者站在不同立場與觀點，將會表達不同看法與解讀。類似的，一段經文可能透過不同讀者（出於不同觀點的解讀）而產生不同的意義。
因此聖經經文呈現多種的解釋是難免（或說必然）的現象。造成這些差異解釋的前提，在於解釋者的不同立場、信仰背景與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還有運用不同解釋聖經方法和進路。如此聖經解釋的多元化是難以避免的趨勢。在解釋聖經時，我們需要意識與反省自己繼承了不同教會背景、神學傳統、聖經解釋方法、社會位置及信仰團體，而我們詮釋的成果也將面對不同的讀者群。
理想的情況是，這些差異性的詮釋，是否能促成不同群體間的對話與討論，進一步探討經文在現代處境下所呈現的多種可能意義，詮釋者將會經歷彼此滋養和賦權（empowerment）的效果。
附註：
延伸閱讀：
1. 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s anInvestigation),＂in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Verso, 1984), 36.（感謝吳孟翰教授提供資料）
2. 曾慶豹。《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台南：教會公報社，2017。
3. 伊慶春編。《基督信仰在台灣：2012年基督信仰與社會研究調查》。台北：中華21世紀智庫協會，2014；伊慶春、蘇國賢編。《改變中的基督信仰：臺灣基督教會與基督徒的社會學分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1。
4. M. Reasoner.“Ancient and Modern Exegesis ofRomans 13 under Unfriendly Governments.＂SBLSP38 (1999): 359–374; T. L. Carter“. The Irony ofRomans 13.＂Novum Testamentum 46:3 (2004):209–249. Mark Reasoner. Romans in Full Circle: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WJK,2005, 129–142列舉歷代不同學者對羅13:1–7的詮釋，包括奧古斯丁、馬丁路德、巴特等。
5. William Brown. A Handbook to Old TestamentExegesi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2017；曾宗盛。《舊約聖經釋義：方法步驟與實例應用》。新北：橄欖，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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