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立法院於今年5月由在野的國民黨與民眾黨主導，通過新增多個國定假日，引發了熱烈爭議。除前文多有討論的假日外，這當中具有爭議的是：修法過程中刪除了原本建議增列的「白色恐怖紀念日」（5月19日），引發人權團體指責這是對威權歷史的「記憶清洗」。八大公民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批評在野黨操弄歷史記憶，強化片面敘事，削弱台灣民主轉型正義的努力。
在這場國定假日的爭議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其所反映的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國定假日並非僅是中立的「放假」，而是集體記憶與政治認同的實踐場域。國定假日的選定涉及一個國家如何選擇紀念何種歷史、創造何種集體記憶，並傳達何種價值的政治選擇。國家透過法定紀念日來選擇性地呈現歷史，形塑民眾對過去的想像，服務於當代的認同政治。本文將聚焦「集體記憶」的概念，從社會學、歷史學與公共神學的角度，探討國定假日的深層意義。
集體記憶與國定假日的社會功能
任何個人對其所處社會過去所發生事情的記憶， 必然是社會環境所建構的產物。法國社會學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說：「社會時常迫使人們不僅在思想當中重現過往的經歷，同時也會對這些經歷加以修飾、刪減，或予以補全。」個人對於過去的記憶並非存在於真空狀態中，而是在社會的壓力下被重構的產物。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與集體的價值框架，深刻影響了人們如何回憶和詮釋過去。
國定假日作為國家塑造集體記憶的公共節日，正好為集體記憶提供了一套社會框架。每逢紀念日，全體國民在同一天同步想起相同的歷史時刻，形成一種「共同記憶」。社會學者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也說：「與過去的週期性融合，正是年度紀念日及其他週年紀念的核心本質。透過建立年度紀念節日循環，來鞏固這種與過去的週期性融合，乃是曆法的主要功能之一。」紀念日讓整個「記憶共同體」在同一天共同回憶過去；藉由全國同步的儀式活動，國定假日抵抗了時間對記憶的侵蝕，對抗人們遺忘歷史的自然傾向。同時，紀念儀式也將抽象的歷史轉化為周期性的生活經驗，使「過去」透過每年的重複儀式融入「現在」，營造一種歷史延續感。
知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提出「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指出許多看似古老的傳統其實是近代才被有意創造，用以服務現代國家建構的需要。一些有儀式或象徵性的慣例，目的在於透過反覆實踐來灌輸某些價值與行為規範，並暗示與過去的連結。而當現代國家在面對社會巨變時，往往透過創造新傳統來因應，試圖以「一成不變」的儀式框架來建立社會凝聚力，強化群體成員的身分認同，賦予制度和權威的正當性，並對大眾進行社會化，使其將特定的信念與價值內化。法定紀念日正是一種典型的「被發明的傳統」，如：雙十國慶日在1912年後就被奉為建國神話，而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則是90年代民主化後才立法通過，以回應民間對於轉型正義的訴求。透過這些假日，國家將特定歷史事件神聖化、常態化，使之成為集體記憶的「儀式核心」。
誠如澤魯巴維爾所觀察的，新政權常會摧毀歷史遺跡，並從曆法中刪除特定節日，例如南非新政府取消紀念種族隔離時期英雄的節慶。國定假日作為集體記憶的載體，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與政治性：它既能被運用來強化統治敘事，也可成為凝聚全民共識、轉化歷史創傷的契機，這一切都取決於如何設計並詮釋國定假日。
我們或許可以從這些研究中歸納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各國國定假日充分展現了該國的建國記憶（無論是革命、獨立或統一等歷程）、民族認同（凝聚民族的共同歷史經驗和價值），以及宗教意涵（將世俗歷史神聖化或結合宗教傳統）的多重功能。國定假日被賦予超越單純假期的象徵意義，成為國族故事的高度濃縮載體：假日從來不只是「放假」，而是國家講述自身故事、形塑人民身分認同的重要公共儀式。不同歷史背景下的國家，透過各具特色的紀念日，達成了凝聚共同價值、重建歷史，以及教育後代的目的。
公共神學觀點：紀念日的倫理意涵與公民宗教
國定假日不僅涉及政治和歷史，也具有深刻的倫理與神學意涵。從公共神學的角度來看，紀念日儀式可以視為一種世俗的「禮拜」或「禮儀」，其作用近似宗教對人的道德感召和群體凝聚。美國社會學者貝拉（Robert N. Bellah）曾提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概念，意思是在美國這類國家的公共生活中存在的一套隱含宗教價值與儀式的傳統。而國定假日就扮演著如同宗教節慶的功能：將全民帶入共同的神聖時刻，重申終極關懷與道德理想。例如，感恩節和陣亡將士紀念日是美國公民宗教的重要節日，美國人每年在餐桌禱告和公墓獻花中，體驗團體感恩與共同哀悼的儀式，等同於世俗版的宗教禮拜，強化了美國人民對於「天佑美國」這一信念的集體認同。
從倫理學的角度看，紀念日承載著一個社會對過去的道德價值，進而形塑了公民倫理。公共神學強調「記憶的倫理」（ethics of memory）：一個社群選擇如何記憶、記憶什麼，不僅反映其價值觀，同時也塑造了其價值觀。每一個國定假日的背後其實都隱含著一套倫理價值。例如，美國獨立紀念日所傳遞的是對自由和平等的讚頌，提醒人們珍視先賢為理想奮鬥的犧牲；和平紀念日（如台灣的二二八紀念日）則帶來對歷史錯誤的反省，促使人們思考和解與公義的重要性。
在基督教的公共神學中，記憶與寬恕有著密切的關聯：只有真實地記憶過去的罪惡與傷痛，才有談正義與和解的可能性。因此，紀念日提供了一個集體記憶的空間，使社會有機會面對過去的不義，進行哀悼、道歉與和解；同時重建社會的價值，避免重蹈過去的惡行。例如，德國在納粹政權垮台之後，設立了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藉以追悼納粹政權的受害者，就是一種以國家儀式進行懺悔的倫理實踐。這都是將記憶轉化為道德價值的例子。因此，公民能夠透過每年的紀念儀式，不斷重溫並反思過去的道德教訓，將「不容許不義的事情再度發生」的觀念內化為個人內在價值，進而成為集體價值。
在公民宗教的思維下，國定假日還可以扮演國家和社會的「先知角色」（prophetic role）。舊約傳統中的先知，常在節期中呼籲當政者和人民反省個體和集體的罪惡，進而認罪並更新自我和社群。同樣地，公共紀念日也可以是國家對集體進行自我批判與革新的契機。前述的貝拉強調，公民宗教除了承載愛國熱情，還必須保有批判自身的能力，否則容易淪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國家崇拜」。
因此，在設計與詮釋紀念日時，一個多元民主社會應該容許多種聲音對紀念內容提出質疑與補充，以達到真正的集體省思。如台灣在2019年將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以紀念鄭南榕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為爭取言論自由而自焚犧牲所追求的人權價值，藉此機會讓民眾每年檢視台灣的人權狀況。這些紀念日都展現了公共神學的價值：將世俗歷史中的罪惡經歷與正義價值納入「神聖時間表」，經由週而復始的儀式，讓社會凝視自身的靈魂；透過塑造集體記憶的方式，追求社會集體道德的救贖。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記憶的轉化功能」。公共神學關注人如何超越過去的傷痛，進入更新的生命。對一個民族而言，如果創傷記憶一直停留在怨懟與仇恨當中，將阻礙通往和解與和平的道路。唯有轉化民族的集體記憶，才能使過去的歷史悲劇得以昇華。國定紀念日正好提供了一個將「受創的過去」轉化為「救贖的未來」的公共平台。舉例而言，國際大屠殺紀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除了紀念猶太民族受到屠殺的悲劇，同時也強調從創傷當中重生的意義。這種轉化並非要遺忘過去、消滅真相，相反地，是透過有意義的紀念儀式重新詮釋過去：將受害者的苦難賦予救贖性的意義（他們的犧牲換來的自由），將社會的罪惡感導向有意義的行動（制度改革、價值重建）。
從基督教信仰來看，國定紀念日的意義在於，將國定假日賦予公共儀式的意義。在此公共儀式下，讓公民面對並擁抱過去的集體苦難，轉化集體創傷的經歷，進而達到和解與重建後的重生歷程。
結語
國定假日作為記憶政治的制度實踐場域，其重要性遠超過僅是「放假日」的層次。正如歷史學者霍布斯邦的洞見，國定假日正是一種被創造出來的「集體儀式」，目的在為國家建構一條銜接過去的記憶紐帶。透過年復一年的重複儀式，這些國定假日將特定的價值觀、集體的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注入每個公民的心中，在民族歷史中編織了一張屬於國家的「記憶地圖」。
然而，記憶從來不是單一的，也不是靜態的。相反地，不同群體、不同世代或不同價值觀的人對於歷史的感受各異，這使得國定假日往往成為政治角力的場域。國家決定要紀念哪些日子，不紀念哪些日子，都形同是在主導對於這個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詮釋權。
前幾年，台灣在社會推動轉型正義的訴求下，政府開始重新評估以往紀念日安排的合理性，同時挑戰過去威權遺緒的紀念符號，並努力納入先前被排除在國族記憶之外的事件與人物。這是一個艱難但必要的過程。唯有讓紀念日的版圖更加多元，同時更標舉屬於當代人類文明的價值（人權），涵蓋不同族群的歷史經驗與共同價值，台灣民眾的集體認同才能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上。
公共神學的觀點提醒我們：國定假日不僅在講述歷史，更在塑造一個社會的整體靈性品質。一個健康的公民宗教應當能在凝聚共識與允許批判之間取得平衡：既提供共同儀式增進團結，也保留反思改進的契機。如果國定假日成了僵化的單一政治價值的慶典，將失去凝聚社會團結的力量。相反地，若能允許公民進行批判、反省與檢視，則能在傳統與進步、團結與包容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建構的良性循環。
筆者盼望台灣社會能以更開放的態度與對話的方式，面對國定假日的改革。無論是調整舊有節日的敘事，還是設立新的紀念日，都應從事實出發，以文明價值為目標，同時平衡多元觀點。最後，唯有透過民主程序凝聚共識後所設立的國定紀念日，才具有正當性與凝聚力。
國定假日的意義在於讓一個國家的人民擁有共同的記憶。當臺灣民眾能在更多元包容的紀念日相聚，一同追憶共同的歷史苦難，並期盼著共同的未來時，才是一個健康與成熟的民主社會。如此一來，集體記憶將不再是分裂與對立的戰場，而是一種連接彼此、轉化差異、通往未來的橋樑。正如耶穌所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唯有當台灣民眾能夠直視歷史的真理，並以開放的心態聆聽各種對於真理的不同詮釋時，才有可能通往未來的自由之路。
參考文獻：
2. Gillis, J. R.（Ed.）.（1994）.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Halbwachs, M.（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L. A. Coser, Tra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Hobsbawm, E., & Ranger, T.（Eds.）.（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5. Smith, A. D.（1999）.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Zerubavel, E.（2003）.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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