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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 >
第48期 台灣人的心靈寄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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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探究悲情民族的焦慮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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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瞿海源
(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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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台灣是一個悲情的國家，不只是悲情城市描繪二二八的悲情，也不只是李登輝向司馬遼太郎所傾述的悲情。從有歷史記載以來，台灣的悲情就一直持續著。漢人渡台的悲歌，原住民受到擠壓的無奈，歷經清治、日據、乃至國民黨的高壓統治，台灣滿是悲情。然而，從篳路籃縷與惡劣環境搏鬥，克勤克儉追求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到全球各地尋求發展，又顯露了台灣人民爭取生存的積極性和強韌性。
台灣人民心中一直有著持續性的因結構而生成的不安。不僅統治權轉移和高壓統治造成深沉的焦慮和不安，而五十年來中國的威脅更成了最大的隱憂，甚至基本的認同都產生嚴重問題。在內部的生存競爭，尤其是在近百年，特別是近三十年來的快速社會變遷，也讓社會充滿緊張與不安。在經濟成長的過程裡，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生態遭受嚴重的破壞，直接間接引發人民的焦慮。相對地，在解除不安與焦慮的機制上，不論是制度的安排、社會文化傳統的抗力、乃至宗教和精神上的紓解，卻又都顯得乏力。
台灣歷經荷、西、清、日與中華民國的統治，外來政權本身是以壓服台灣住民為第一要務。荷、西時代或許久遠了些，也或許是這兩個一南一北的外國政權也並未能有效統治，留下的傷痕似乎有些模糊。但是自清以下統治台灣的政權，在本質上是以征服為主調，也因而帶來台灣人深沉的不安。以清政權而言，先是要強力壓服民間反清勢力的大小行動，到最後敗給日本，竟聲稱台灣鳥不語花不香、男無義女無情而就割讓給日本，台灣孤立無援，只能屈服於軍國主義的日本。做為一個殖民地，有說不完的被壓迫慘痛經驗，更被皇民化強力同化而喪失本土認同的能力和能量。在日本戰敗後，台灣回歸中國，說實在還不清楚，當時國民政府怎麼會想到把台灣要回去，也不知究竟是什麼原因，國民黨竟在內戰中戰敗後退據台灣，但國民黨政權的戒嚴統治長達四十多年，在本質上就是威權而不尊重人權。於是台灣人民自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後，就一直處在緊張而不安的狀況之中。累積了日據殖民高壓的效果，使台灣人民有深沉焦慮不安。
這種深沈的焦慮不安在國共兩黨宰制下，由於這兩個威權政黨之水火不容，台灣民眾所受的壓制以及因此而來的不安就更盛了。換言之，在中國長期威脅下，台灣人民遭受到的精神壓力實非同小可。所以長期以來，留學和移民就成了民眾面對中國威脅的重要手段。說實在地，從有大量留學生以來，能留居在國外變成大多數人的最佳策略。一方面在台灣面臨中國攻擊時，可安全無虞。在另一方面則在台灣不受威脅時回來炫耀自己似是高人一等的旅外身分。可是其深沈的心理乃至焦慮不安乃至恐懼。這種中國因素造成的不安，更由於國共的對峙，國民黨為鞏固其威權性政權，首先就無所不用其極地肅清共諜、左傾勢力、甚至任何反對人士。威權統治直接釀成民眾心中的不安與焦慮，甚至是恐怖了。由於戒嚴長達四十多年，這種威權的反民主政治就對人民心理有了深刻的影響。民眾在過度政治化的情況下，對政治戒慎戎懼，顯得特別小心。其實這也是長期的焦慮。
由於國民黨政府長期昧於時勢，關起門來做皇帝，再加上大中國意識作祟，使台灣陷入極端困難的國際環境中。在國家認同方面就出現了極大的難題，也就在這種國家認同不清而又有嚴重爭議的情況，人民心中的不安和焦慮就更被強化了。也因此，民眾政治心理上的嚴重焦慮和不安乃成了台灣最為重要的現象。一九九○年代以來，政治權力的競逐日益激烈，民主政治的規範和素養卻又仍舊十分欠缺，政治，特別是高層的政治常常成了嚴重的亂源，又直接釀成社會大眾的心中另一重的不安。
台灣自日據時期以來，社會有著極快速度的變遷，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三、四十年，不論是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等等都有非常高的成長。這樣快速的社會變遷所造成對人們心理的衝擊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自由化的過程中。在快速變遷的社會裡，個人必須親自面對競爭壓力，民眾的心理適應也就比較困難，心裡不時就有相當強的不安或憂慮。社會變遷過程中，又由於主政者政策不夠周延、欠缺前瞻性，而制度與制度間又不能配搭得宜，也就產生了許多嚴重社會問題，危害到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使得大部分民眾因喪失安全感，甚而釀成民眾心頭長期而又揮之不去的陰影。
和人們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的，除了治安狀況外，應該就是環境和教育了。環境遭受到破壞，使得人們生活的品質大為低落，甚至還直接受到種種環境污染的侵害。長期生活在受到破壞的環境中，不但引起普遍的焦慮，更不時面對直接的威脅和傷害，例如口蹄疫、腸病毒的流行、公寓等建築崩塌，地層下陷等等。在教育方面，升學主義扭曲了學校教育的本質，政府推動教育改革也沒有什麼堅定的立場和信心，教育體系沉痾難治，長期以來，讓年幼學子深受煎熬，而父母家人也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台灣民眾所承受的種種焦慮與不安，主要在於台灣的國際地位難以確立、朝野無法建構有效解決台灣國際地位的策略、政府政策及其施行上的失敗或至少失效、以及惡質的社會文化質素。
在所有的重大而普遍的焦慮和不安之中，最大而最嚴重的當然是台灣民眾一直面臨中國統一台灣的威脅。國民黨退據台灣，未能及時因反攻大陸機會的消失而有效取得獨立的國際地位，使得台灣在國際上成為孤兒。遲至一九九○年代才來推動所謂的務實外交，卻受限於兩岸關係政策，在國際地位的爭取上可說是寸步難行。台灣的前途也就充滿了變數，造成起伏震盪的情勢，民眾的不安不但難以減弱，更不時引發更大更嚴重的不安。時至今日，國內有四個實際運作而可以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政黨，但對台灣國際地位的爭取，也都沒有什麼積極的規畫。其間，建國黨只會叫嚷，也只會很封建地亂罵他人賣台，根本也提不出什麼有效作法來。新黨則是糊裡糊塗在推動中國統一，竟在北京成立新黨辦事處，對兩岸關係問題的解決有害無利。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策在逐漸接近中，但兩黨內部因素又十分複雜，未來會造成更大的不安和焦慮。
政府政策之妥當而合理制定本來應該是有效解除民眾某些不安和焦慮所必須。然而，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直大有問題，也就是政府效能不足，種種問題就難以解答和減輕不安。在戒嚴時期，政府的效能就一直有問題，到解嚴後，自由化的結果，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定會有更多不同的意見，政府似乎還未能發展出有效的機制，來做比較合理的決策。如果政策訂定和施行比較積極有效，民眾就自然獲得多一份的保障，民眾心中的焦慮和不安也就可以獲得適量的紓解了。然而細究目前的狀況，政府似乎並沒有意願和能力來訂定新的政策。
惡質的社會文化對民眾內心普遍不安和焦慮有著密切的牽連。具體而言，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造成台灣政治文化欠缺民主應有的質素。惡劣的傳統貪污文化、衙門文化和官場風氣，一直還存留著，對政府的政策制訂和施行都有極其負面的影響。民間的宗教文化和其他社會文化也都有其根本的缺陷，例如台灣的宗教文化有濃厚的功利色彩，甚至具有巫術的性格，無法有效紓解民眾深層的不安和焦慮，甚至宗教本身就是社會不安和焦慮的來源。最後，傳統社會欠缺公共觀念的特徵依舊存在，民間社會力量十分單薄，無法發揮什麼積極校正政府政策的功能，也就使得民眾的焦慮不安難以獲得有效的排解。
不過，台灣社會和台灣民眾在過去四百年來，都有著一種拓荒移民時代的積極精神和強韌性，迎向挑戰，度過難關。雖然台灣民眾有著這麼多的嚴重不安和焦慮，也應該會在積極改革政治和社會的努力中，獲得有效的消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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