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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期 斷裂?復合?——921與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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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 |
| 生態保育與災區原住民部落重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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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益仁
(現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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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的環境生態行動已經跟民眾日常生活所關心的事產生密切的連結，許多地方性的環保與文史工作團隊，如雨後春筍般地參與地方環境生態的保育。這股生態保育「在地化」的浪潮凸顯：生態保育必須成為一種生活的方式。然而這跟921災區原住民部落重建到底有何關聯呢？許多人認為，原住民部落有豐富的山林資源，如果能妥善地規畫管理，必然可以兼顧部落發展以及自然保育的要求，時下很多災區所謂「生態觀光」的規畫，便是如此想像的。然而，事實卻沒有如此樂觀。以下，我要先以原住民地區產業與道路開闢為例，來說明921地震災區原住民部落凸顯出來的諸般問題。
※ 原住民部落的結構性社會問題
前年921的大地震對中部的原住民部落造成相當大的重創，這些影響不完全是表現在像是都市多見的房屋倒塌以及人員傷亡的問題之上。相較之下，更嚴重的反倒是，自然環境的變化，例如地貌的變化、雨季來臨所面臨的土石流危機、道路的阻絕及產業的蕭條等。事實上，這些問題正好凸顯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原住民部落的社會經濟條件。921地震在原住民部落所震出來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是長期積累的老問題。換句話說，那不單單是地震本身的問題，而更是原住民部落普遍潛藏的社會問題。地震以前，南投縣仁愛鄉的居民（主要是布農族、泰雅族及賽德克族）生活主要依賴的是種植蔬菜、水果、茶等經濟作物維生，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生活模式跟過去傳統的生活是大有不同的。中研院民族所黃應貴先生曾以東埔布農族為例，指出作物從小米、稻米、蕃茄、茶的轉作，正是市場經濟邏輯對傳統布農族生活方式的劇烈改變。跟過去最大的不同是，這種生活方式極度依賴農作物的產銷系統，一旦其中任何環節生變，整個生產模式便無以為計。地震後所造成灌溉水源及道路中斷，正凸顯這種極度依賴產銷系統的問題，這些情況在過去颱風季節便常發生，只不過這次的地震更加嚴重而已。產銷管道不暢通以及勞力的剝削一直是市場經濟入侵山地部落長期以來所造成的結構性社會問題，這些是原住民部落發展的重大限制因素。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經濟作物的栽植對環境生態的影響也傾向負面。為了產銷通暢的需要，所帶來不當的環境開發，產業道路的開拓便是明顯的例子。921地震凸顯了開發不當所造成的惡果，它暴露了道路的修築過程中，道路工程缺乏嚴謹的環境影響評估及嚴格的監工。其中常見的弊病是工程廢土的處理，往往都是草率地往開路的邊坡傾倒。這個做法使得開路後的山區生態環境更加惡化，颱風過後因為邊坡滑落而造成道路阻絕，不但沒有為山區帶來交通的便利，反而因為日復一日的惡性循環而成為原住民部落的惡夢。地震後中橫山區的窘境，正好說明現代化原住民部落發展的實際情況。過去颱風過後的土石流威脅，在地震過後有變本加厲的憂慮，日後梅雨季及颱風季將是災區原住民最大的恐懼。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描述的情況都是發生在原住民保留地，也就是目前原住民部落發展可資利用的土地之上。至於其他尚未有大規模改變的山林資源，絕大多數是座落於國有林及各式的保護區之中，在目前的法令上是嚴格禁止原住民利用的。整體而論，這樣的原住民部落圖像，確實離「生態觀光」的浪漫面向相去甚遠！現存的社會條件，如市場經濟的侵擾、部落主體崩解、人口外流及種種國家法令的限制，都是要落實災區原住民部落發展的關鍵限制因子。
※ 生態保育的新思維
「在地參與」（local participation）強調在地民眾在環境事務上主動積極的參與，這是近年來台灣生態保育運動在急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下，所開展出來的新面向。這個面向有別於過去那種偏重由上而下，菁英領導式的環境行動。反之，它強調民眾必須參與在其周遭生態環境經營管理的重要性。民眾參與環境經營的必要性，它的前提是建立在多元並存的環境價值觀之上。多元的環境價值觀，肯定不同文化脈絡下的社群，對於什麼樣的環境才是適合人類社會發展的看法是有差異的，例如原住民的狩獵活動對於生態與生命的影響，在原住民獵人與動物解放人士之間就有差異。問題是，當價值觀出現歧異時，如何產生一致的行動呢？環境政策方向的釐定又該以哪一個社群的價值觀為依循呢？一旦做出決定，哪些人（或非人）蒙受其利？哪些人（或非人）反受其害？這些問題在越來越民主化的台灣社會中，似乎已經很難迴避。
「在地參與」精神的落實，更重要的是肯定一般民眾對生態環境的認知。換句話說，一般所言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是有社會價值的。雖然民眾的知識不見得跟社會上居於優勢的科學認知相同，但是這些知識卻不見得比科學知識來得沒有用。這些民眾的認知方式往往跟實際的日常生活有關，同時跟地方的文化、歷史、經濟、甚至政治制度難脫關係。另外，這些知識往往是以濃厚庶民生活的語言來表達，所以就具備了相當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及普及性（popularity）。舉例來說，慈濟這個台灣最大的佛教團體近年來的環保行動，相當程度已經得到社會的肯定，他們的資源回收工作，主要是奠基在證嚴法師關於「惜福」這個宗教觀念上的闡示，而不是複雜的生態科學知識。另外，像台灣魯凱族原住民有關獵場的觀念，不僅體現了傳統階層社會的特徵與社會關係，更蘊含了現代生態經營管理知識中「節制狩獵」的精神。以上的例子，都可以稱為生態的「在地知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地知識」的實踐者往往在落實這些知識時，並不見得完全意識到這些行動便是合乎「生態原則」的，因為更重要的是做這些事情乃是要符合他們所在群體的社會規範。因此，慈濟人做環保以及魯凱人遵循獵場制度，是基於宗教與文化上的理由，勝過是生態保育的理由。
台灣的生態保育運動，由於歷史猶短，深刻的保育思維尚未深植人心，因此常見保育名詞如「生態智慧」等四處迴盪，卻少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具體事證，過去政府所推動的生態保護區保育工作與原住民的長期衝突便是例子。事實上，過去劃設國家公園及各種保護區的做法表面上看起來是保護自然，實則將人與自然的關係更加疏離。近來，這種人與自然二分的價值觀在國際的環保政治上，已經遭受許多嚴厲的批判。新的論述中強調在地住民的生態智慧，正是嚐試將文化多樣性及生物多樣性結合的做法。生態智慧是日常生活的產物，是長期以來不同人的社群與自然互動的演化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社會的過程，我們都必須注意到究竟是誰參與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這些都是生態價值在地化的重要基礎。不幸的是，在台灣，我們的生態保育運動過度依賴專家的指導以及濫用未經消化的環境概念，完全無視這些概念的發展過程及背後獨特的社會經濟脈絡。這些做法將嚴重地阻礙了「生態智慧」的展現。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原住民社會受到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影響，這些傳統的生態智慧，老實說早已被市場及國家的力量切割地支離破碎。現在所說的原住民生態智慧，與其說發現，不如說是重建，而正是這個重新建構「傳統」的過程才彌足珍貴。另外，這個重視原住民「生態智慧」的趨勢正是目前原住民災區重建相當值得重視的部分。
※ 教會與原住民災區
以上所述，不過是一些有關原住民部落的問題分析與發展契機，真正能夠實現的機制還是在於前述「在地參與」精神的落實。特別是，我們要問教會能夠做什麼？關於「在地參與」的精神落實在原住民部落，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地方的民眾並非被動且均質的。而且，正視原住民社會不同的組織形態是一件重要的事。以原住民部落為例，部落的社群可以因為階級、氏族、宗教信仰、性別而有所區別，同時他們對部落發展的需求與想法也不見得會一致。為了達成起碼的共識，這些聯繫部落中不同社群的組織工作是一點也不能省略的。作為部落組織關鍵力量的教會，對於這一工作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除了從信仰的角度，提出更能激勵團結的神學論述之外，教會似乎也不能不務實地思考在任何的組織過程中，以及對部落發展的重建計畫中到底是誰獲利？如何獲利？等會影響到共識形成的實際問題。這些工作都是長期性的積累與社會政治過程，因此教會可以同時是政治風暴的核心，或是成為「在地參與」足以貫徹的重要支柱。如何能夠在當中求得平衡，確實嚴重挑戰了教會的牧長與信徒對原住民部落發展的異象與宣教的使命。
第二，是有關原住民部落與外來資源及協助團隊互動的模式。不可諱言地，過去原住民部落發展一直受到外部資源的牽引，教會在這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地參與」並非僅指地方民眾的參與，更重要的是地方民眾能夠成為一個有自主性的團隊，而且有意識地引進外來的資源。另外，如果從外來資源的供應者的立場來說，就必須考量到如何協助才符合當地民眾的真正需求。事實上，教會同時可以是內部的組織團隊，也是外來資源的供應者，因為我們不管是哪一個種族與階級，總是連結在同一信仰中互為肢體。比較起其他的地方重建團隊，教會的確提供了相當寬廣的社會連結面。但重點是，引進外來資源進入部落是否僅為教會所用？或者應該將關懷的層面拉高到部落的整體發展來思考。這個問題正是在921地震當中一個非常值得教會深思的問題。
從災區原住民部落重建的角度來看，參與在生態保育的經營管理，未嘗不是一條可以選擇的道路。然而這必須是在正視原住民社會目前已然處於劇烈變遷的理解之下，並且亟思在此狀況下如何透過「在地參與」精神的落實，創造性地重新詮釋「原住民生態智慧」，才有可能找到出路。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社會過程中，教會的反省及培養積極有意識的原住民部落工作者，則是成功的關鍵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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