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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期 公民正ㄏ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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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與狂熱的對話——社會運動者看公民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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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子見
(環球技術學院環境資源管理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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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比民主體制更需要相信人是理性的，其靈魂是新典範的建立，這個新的典範與我們的信仰，以及信念所產生的熱情，有很大的關係。缺乏熱情的公民社會只是一個徒具形式、沒有靈魂的概念。與其他社會運動相較，環境運動的關懷層面涵蓋階級、性別，甚至種族，它涵蓋全人類乃至所有的受造物在內。因此我主要從環境運動角度來談公民社會的建立。
※ 全球化對民主體制的衝擊
現代民主社會的建立，受到基督新教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加爾文教派。現代化的民主國家，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強調公平與正義，且必須兼顧人性、照顧社會弱勢。但此一民主體制運作至今，開始產生諸多問題，似乎民主制度就只剩下選舉，而許多公民開始對政黨感到失望、對選舉感到冷漠。這不僅是台灣獨有的，包括歐美民主國家亦有類似的情況。
國家的體制越來越不能代表公平正義，尤其無法慮及基督信仰所關注的社會弱勢族群。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企業逐漸在接管政府，WTO（世界貿易組織）這個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身的超級大怪獸，正快速地侵蝕民主體制的根基，許多以人民權益為重的環境保護、勞工及婦女人權的法令，因為違反企業的利益，被WTO裁定無效，政府不但需賠款，還要撤銷法案。
傳統的主權國家，亦對當前許多國際問題顯得無能。例如2002年南非的世界高峰會，決議成立解決全球嚴重貧窮問題的機制，叫做「世界團結基金」，這個名稱本身就很諷刺——叫窮人不要起來作亂，不要變成恐怖份子，大家要團結。北方的富國不願意放下自己透過不義的體制，從南方窮國剝削得來的財富，只願採取慈善性的樂捐方式來回應窮人的憤怒。許多環保、勞工及人權團體對這次的會議結果感到失望，覺悟到國家體制不再是理性與正義的化身，而是跨國財團的奴隸，因此，有志之士必須透過全面的公民意識提昇與積極的串聯行動，形成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機制，藉由公民社會的建立，來與這些大國、財團取得抗衡。公民社會是建立在一個更高層次的、對人性的信心之上，它需要新典範的產生。2001年在澳洲召開的綠盟大會，提出了前瞻性原則：包括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參與式民主，也包括非暴力、永續性，還包括對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的尊重，另外則是要有政治的行動。
※ 公民社會的新典範
在過去的社會中，我們看到的都是個人的問題。一個人為什麼會貧窮，是因為他懶惰；一個人為什麼會成功，是因為他打拚，這種想法讓大家看不到體制與結構的問題，然而新社會的典範強調的是整體結構，而非個人。我們是否時常反省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今天過著這樣的生活，可能是剝削窮人得來的結果。例如，為了我們要在中秋節烤肉享受便宜的木炭，台灣的商人跑去印尼亞齊海邊砍伐紅樹林，結果南亞海嘯時，因為沒了紅樹林的屏障，使亞齊省成為南亞海嘯傷亡最慘重的災區，我們沒有責任嗎？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過去的舊社會強調菁英主義，但新社會強調大眾的共同合作，所以公民社會並不是分眾社會，也不是只講群眾運動。因此，大部分的環保團體，對於前一陣子的「紅潮」、「紅衫軍」，都不認為是所謂的公民運動，因為它並沒有真正去正視結構性的問題，它把焦點都放在陳水扁個人身上。
公民社會也應該重視弱者的福利，環保界有句非常著名的箴言：「地球的資源足夠我們每個人分享，但是它沒有辦法負擔人類的貪婪。」當我們在分享的時候，弱者的需要是會被照顧到的。在新的社會中，我們看到的是長遠的，世世代代的福利，是一個安全的、舒適的社會。
※ 建立新典範，需要典範人物
社會典藏的轉移，要從最根本的價值提昇著手，然就社會實踐層面而言，我個人認為，台灣社會需要的不只是理念，更需要實際的、具象的典範人物，這也是我過去十幾年參與環保運動及信仰實踐一直在追尋的。為什麼需要社會運動？因為光講理論，並無法產生典範性的人物。公民社會的觀念來自西方，但西方社會正是當前諸多問題的根源，因此我們急切需要的是本土的典範人物。
我在參與反濱南的運動，遇到一個叫做通伯的老者，我曾經在《教會公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追念一位默默無聞的聖者〉。在這位通伯的身上，我看到屬於這塊土地的靈性，去深刻的思考與土地的關係。通伯是一位七十幾歲、輕微中風的一個老人，在「南瀛苦行」八天七夜艱苦的行程中，他從來沒有坐上車，問他不是當地人為何要這麼辛苦，他說：「祖先留給我們的土地，我們也要乾乾淨淨的留給子孫。」這句話聽來平凡，但在他說話時，我從他眼中看到前所未見高貴靈魂，讓我感受到上帝的形象，這是我們關在教會崇拜上帝，讚美主都不一定感受到的，因為我們沒有去行動、去實踐信仰，而這也就是我們要去從事運動的原因——要在行動中與上帝遭遇。
另一位在反濱南運動中讓我非常尊敬的，是在去年初過世的七股陳家旺先生。因為他的堅持，讓弱勢的漁民在死亡的陰影籠罩下，勇敢地起來對抗東帝士跟燁隆兩個集團對鄉土的威脅。他完全地付出，連自己家裡的漁塭都放棄，全心做海岸保護協會的事，不領薪水，為此犧牲非常大，這就是我們要建立的公民社會所需要的典範人物。
林義雄先生的核四公投也曾經帶給我很多啟示，但後來我對它有一些批判，主要就是它不想做社會運動，只想做政治運動，把台灣很多擁有高貴情操的人，吸引去參加這個近似宗教儀式的運動，但是吸引進去之後，並沒有回饋到整個社會運動，所以，我們覺得很可惜。現在看到藍綠陣營全憑政黨私利考量在利用公投，使公投制度的精神蕩然無存，令社會運動者感到憤怒。
我在與台西蚵農一起反台塑煉鋼、反八輕時，塑造出一個虛擬人物，叫做「發蚵（Fuck）超人」。或許有人質疑，身為基督徒知識份子，為什麼會用這種粗魯的方式來表達訴求。但我想傳達的不只是理念，更是一種情感。這群純樸的漁民，不僅用三字經來傳達憤怒，他們也常以同樣的用詞來向親密的朋友打招呼，在與蚵農相處之後，我想到將他們面對國家機器與財團壓迫時的憤怒，轉化成具象的典範人物。「發蚵超人」在歷次的行動中，逐漸有了自己的生命。曾幾何時，教會已經失去了憤怒的力量，或許是我們成了這不義社會的受益者。我們看到耶穌基督和先知們，在面對社會不義的時候，不也是提出了憤怒的指責？而我必須時時警醒，免得成了主耶穌責備的對象。
事實上，包括自翎為台灣民主運動推動者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目前也面臨了體制僵化，乃至腐化，恰如當前民主體制的危機。面對社會快速的變遷，教會無法迅速做出回應，包括前陣子紅衫軍事件在內。老實說，我對於總會「安定」的呼籲不甚苟同——難道安定是我們教會所追求的價值嗎？耶穌不是來擾動這個世界的嗎？為什麼要強調安定呢？國民黨執政時不也講安定嗎？我們是不是應該發出更具先知性的言語？
※ 以行動參與公民社會的建立
基於信仰的反省，我提出幾個方向與大家一起來思考。首先，是參與本土典範的建立，根植於信仰，形成行動的本土神學。我們現在做的本土神學，感覺上好像是要給外國人看的，沒有真正的存在這塊土地上。事實上，這不只是神學家的責任，更是每位平信徒的使命。所以，需要我們每一個人，一起在行動中，來創造基於信仰的典範。
在實踐的全球尺度上，我認為台灣的教會可以透過普世教協等教會網絡，積極推動方興未艾的「千禧年運動」，強調禧年解放的精神，包括個人、社會及自然的完全解放，其中，很重要的，是外債的免除。今天全世界很多問題，都是起因於這些富國不願意放棄不義之財，減輕第三世界窮國的外債負擔，而為了還這些外債，這些國家犧牲自己的自然資源及人民的權益。主耶穌不是教我們要免了別人的債嗎？禧年的教訓是什麼——五十年一到，債務要一筆勾銷，不是嗎？但是我們看這些富有的基督教國家，他們做了什麼？台灣還沒有走到那種沒辦法回頭的地步，所以我們更有機會改變這世界，由我們來推動這個禧年運動，去關心這些被沈重的外債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國家，像巴西、印尼等，是非常恰當而有意義的。
在運作上，我建議也可以多成立一些基督徒的社運團體或網絡，台灣目前一個很重要的環保團體——台灣環保聯盟，現在的核心是台南環保聯盟。台南環保聯盟當初就是以一群基督徒為主體所成立的一個環保團體，當很多環保團體走到體制內，它依然保持著與弱勢者同在的精神。
在政治行動方面，甚至我們可以考慮參政，光憑道德的個人，是改變不了不道德的體制的。台灣的藍綠陣營，皆已背離民主的理想，基督徒難道也只能被迫選邊站，或挑爛蘋果？在這次立委選舉中，像綠黨這樣新興的小黨，在大黨的夾擊下，並沒有引起選民太多注意，但從歐洲一些緣黨曾經參與聯合政府的國家發展經驗來看，這些強調新社會典範建立的政黨，經過長期艱難的政治行動後，已成功地將僵化的民主體制導向健康的公民社會體制，是值得有志社會參與的基督徒參考的另一選擇。
※ 結語
公民社會立基於對人類理性的信心，然而這樣的理念，遭受到舊社會的諸多壓制，需要持續的熱情，透過不斷的社會運動來建立新的社會典範。基督徒的熱情來自上帝的愛與義憤，藉由參與本土典範建立的行動，我們要將上帝國建立在這公民社會的新天新地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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