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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期 聖神佇咱中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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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
| 荷蘭時期教會人物檔案（四）台灣改革宗教會重要文獻的保存者：倪但理牧師 |
| 倪但理牧師所翻譯的聖經與教理問答，是母語消失兩百多年的西拉雅族，尋找語言復活可能性的最重要工具；也是台灣神學家們尋找可以稱為台灣本土神學的重要素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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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昌華
(牧師，荷蘭萊登大學TANAP計畫第二期，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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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改革宗教會留存下來的除了歷史的記憶以外，最重要的遺產莫過於荷蘭文和原住民文字對照的歷史文獻，其中最重要的作者就是倪但理牧師。儘管他在台灣服務的時間只有短短四年，但是憑藉著出色的語言天分，他為台灣教會留下改革宗教會最重要的作品，那就是新約馬太和約翰福音書，以及海德堡教理問答（Heidelburg Catechism）。這些作品除了成為建構台灣歷史神學重要的基石，也是西拉雅族人重建自己語言無可取代的資料來源，這可能是倪但理牧師當初翻譯編寫這些文獻所始料未及的吧！
倪但理牧師生平簡介
倪但理牧師（Daniel Gravius, 1616-1681），原名為但以理．范．德．賀拉夫（Daniel van de Graaf 或van de Graef），有的文獻寫成賀勞夫（Grauw）。1616年生於荷蘭的多特烈支特（Dordrecht），1636年4月12日年進入萊登大學。當倪但理牧師進入萊登大學就讀之時，原本設立於學校內的「印度學院」四年前已經關閉。他在學校裡面接受二年教育之後畢業，隨後進入阿爾登堡（Aardenburg）教會服務，1644年由西蘭省（Zeeland）的瓦爾赫蘭中會（Walheren Classis）封立為牧師後，派遣前往東印度，於次年7月14日到達巴達維亞。到達之後，他留在當地的荷蘭人教會擔任牧師，直到1647年，然後受派來到台灣。當時正是台灣教會進入轉型的重要時刻。
受派之時台灣教會的情況
當時台灣教會正面臨多重的挑戰。1643年建立起輝煌宣教成果的尤羅伯牧師離開台灣，接任的傳教師西門．范布鍊牧師（D. Simon van Breen）、巴繆斯牧師（D. Joannes Bavius）和哈約翰牧師（D. Johannes Happart）改變先前的本色化傳教方式，廢除尤羅伯牧師所規劃的原荷成員各半的蕭壟小會。范布鍊牧師開始翻譯第一、二段，而哈約翰牧師翻譯第三段的海德堡教理問答書（Heidelberg Catechism）和新約馬太福音書，作為西拉雅原住民信仰的教材。
由於原住民無法適應制度的變更，因此教勢逐漸衰退，引發在荷蘭教會服事的尤羅伯牧師的焦急和批評，修書寄往阿姆斯特丹中會，指摘繼任者缺乏傳揚福音的熱誠。而聞訊的台灣教會也回信反擊，一來一往的攻訐讓台灣教會士氣受到很大的打擊。1647年范布鍊牧師決定離開台灣，巴繆斯牧師在1646年12月23日、哈約翰牧師在1647年8月20日先後過世，而甘治士牧師也在同年於巴達維亞過世，台灣的教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之下，倪但理牧師、花德烈和韓布魯克牧師，先後願意接受派遣前來台灣，使得台灣的教勢得以補足先前的人事欠缺，開啟台灣教會後期宣教的另一種面貌。
這種情況的改變，應該從1647年4月巴達維亞小會的會議記錄當中，提到台灣教會的困境開始。該次的決議錄記錄如下：
「倪但理牧師指出，先前由福爾摩沙的大員小會（Tayouan Kerkenraed）收到數封書信和請求書，提到由於巴繆斯牧師（J. Bavius）過世，以及范布鍊牧師堅決表示，打算在今年前來巴達維亞，並且搭乘回程船隊（retour-vlote）歸返祖國（荷蘭），因此他們尋求至少兩位在本地的教會（巴達維亞）服事的牧師，能夠前往當地服務；同時他們也期待祖國教會的兄弟答應他們的承諾能夠實行（派遣更多的牧師前往當地服事）。由於本地和該地的情況相類似，所以根本沒有辦法派遣多餘的傳教人員前往該地服務。」
雖然巴達維亞教會並沒有多餘的人員可以派來台灣，但是顧慮到台灣教會的需求，因此考慮一段時間之後，小會決意派遣在東印度地區服務受到好評的倪但理牧師前往台灣，而倪但理牧師也接受小會的建議，因此在當次的決議錄記錄中，決定讓倪但理牧師前往台灣服務。
倪但理牧師在台灣服事的情況
夏天來到，當南風吹起之時，由巴達維亞北航的船隻離港，而倪但理牧師也隨行來到台灣。根據1647年9月24日，由評議會議長與代表寫給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的書信內容可知，當時倪但理牧師派駐在人數將近2000人的蕭壟社，那是先前尤羅伯牧師駐在之處。而當地曾經設立過蕭壟小會，也是訓練原住民學校教師的師範學校所在地，可見得台灣的教會也相當看重倪但理牧師的行政組織能力。
而當時蕭壟社的教會情況，根據1647年11月11日到1648年1月9日大員城日誌記錄如下：
「蕭壟社和麻豆社的情況：尤羅伯牧師撰寫的3篇、哈約翰和奧霍夫（Hans Olhoff）所撰寫的10篇講道篇，在每個主日的崇拜當中念讀給會友聽。男童學校——包含青少年和成年人，蕭壟社有141名學生，而麻豆社有45名。他們都會拼音、閱讀，而書寫技巧尚可，並且熟習各樣的祈禱詞。但是蕭壟社除了學校教育以外，並沒有提供別的教育機會；由倪但理牧師所設立的幼稚學校則有253名學童，我們相信，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就出現如此有潛力的發展，相信後者的學校定然會產生極為良好的效果。」
除了學校和教會的工作以外，當時服務於台灣的傳道人還必須擔任司法官以及經手稅收財務的重任，例如1648年3月29、31日的熱蘭遮城日誌記載，倪但理牧師逮捕兩人遣送到熱蘭遮城，倪但理在隨同的報告書中表示，解送的犯人陰謀煽動當地人反抗荷蘭人的統治。在同年日誌的8月29日，公司以口頭和書面指示倪但理和韓布魯克牧師，前往調查當地居民「今年的收成是否充足，如果可行且有需要，公司願意以金錢或康剛布料購買稻穀，作為城內居民的食用。」
這些和傳教事務沒有直接關係的行政工作，一直都是前任宣教師極力避免的。宣教師的反應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行政事務增加傳教師工作上的負擔，十七世紀初期的宣教師除了徵稅、擔任法官以外，還必須擔任翻譯。這些繁瑣的工作，使得宣教師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相對減少在教會服事的時間和精力。第二個原因，在於宣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往往會讓居民對宣教師的身分產生混淆：宣教師所代表的是傳福音的教會，還是營利的東印度公司以及殖民統治當局？初期的甘治士和尤羅伯牧師不斷表達對兼任行政事務的反感，而東印度公司統治當局沒有提出契約文字來要求他們順服，倒是後來以提供額外的薪資來吸引牧師的合作。後來牧師逐漸接受這種安排，但是這個兼職的事務後來變成兩刃的利劍，讓倪但理牧師遭到極大的困難，最後在服務四年之後黯然離開台灣。
倪但理牧師與菲爾伯長官之間的衝突
倪但理在台灣服事的四年當中，參與兩次台灣教會重要的爭論，一個是接續范布鍊牧師和尤羅伯牧師的爭議，這個爭議在討論尤羅伯牧師離開之後，台灣教勢衰退的原因。尤羅伯指控接任者缺乏傳教的熱誠，使得台灣教會變弱；而台灣教會反擊，是尤羅伯牧師的傳教方法有問題，以致於興盛的教勢只是一時的幻影，台灣的原住民沒有機會接受正統的信仰，以致於在缺乏適當的照顧之下，教勢必然衰微。這個爭議從1646年起持續了五年，自然倪但理牧師會參與在這個爭議當中。由於引發這個爭議的人物是范布鍊牧師，因此相關細節，會在介紹范布鍊牧師時再詳細說明。
另外一個爭議則是發生在倪但理和哈伯宜牧師身上（Rev. Gijsbert Happart），這個爭議是從1651年6月開始，持續到1652年1月13日，東印度評議會的法庭宣判恢復倪但理牧師的名譽為止。
這個事件肇因於菲爾伯長官指控倪但理牧師，私自給予幾位在蕭壟社的中國人人頭稅單，而不知會台灣長官，並且在稅單上蓋上倪但理自己的戳記。菲爾伯判決扣發倪但理的薪水，罰款一千基爾德（guilder）荷幣，並將倪但理軟禁，直到前往巴達維亞城為止。其實發給人頭稅單是傳教人員的職權，並已行之有年，而台灣長官菲爾伯卻認為這權力應歸屬台灣長官所有。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傳教人員從事行政事務的職權與行政系統重疊時所產生的困擾，宣教師除了擔任傳教工作以外，尚需負擔收稅、審判、通譯等，對許多傳教者來說，這些工作是違背他們的良心，他們也一直請求能免除這些工作。倪但理牧師與菲爾伯長官的衝突，是由人頭稅的問題產生，但隱含在這事件的背後因素，恐怕是行政系統企圖將教會系統納入編制有關。
1651年10月24日，維斯特亨政務員（commisioner Versteegen）與台灣評議會寫給東印度總督及評議會的信函中提到，在台灣的行政系統和教會系統之間意見不合。代表行政系統的台灣長官菲爾伯與前財務員德史諾（Dirk Snoucq）和教會系統的評議員揆一（Federick Coyett）、倪但理牧師、哈伯宜牧師以及整個大員小會有很嚴重的衝突。這個衝突對荷蘭人的團體造成很大的傷害。同一封報告書中描述當時在台灣的荷蘭人社群，由於爭議所造成的分裂慘況：
這些意見不合，在團體中造成很大的騷動，帶來嚴重的傷害，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也沒有任何對策可以因應。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沒有舉行聖餐，台灣評議會和法庭也停止會議。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容忍，人們之間的愛消失了，變成冰冷的石頭。
其實維斯特亨政務員發現問題的癥結，在於教會和統治當局之間的不協調情況，所以他認為：「摩西和亞倫，各人盡責於自己的崗位上，應當為了和平的緣故而協調共事，以便讓上帝的榮耀得到彰顯，也為人民帶來利益。」
這個事件對台灣教會帶來的好處是，從此之後來台灣教會服事的宣教師就不必再擔任行政上的事務。但是，這個爭議卻對荷蘭統治台灣產生了後續的影響。當時的法務官員揆一支持倪但理牧師和台灣小會來反制菲爾伯，1652年的東印度評議會判定倪但理無罪。菲爾伯在多次行文東印度評議會，持續指控牧師都歸於無效之下，帶著憤恨於1653年底離職前往東印度，令人意外的是，菲爾伯不僅沒有失去職位，反倒獲得高升。得到晉升的他對揆一的記恨並沒消失，1656年揆一升任台灣長官，五年之後鄭成功集結大軍準備攻打台灣，得到此情報的揆一多次緊急行文東印度總督與評議會，發出求救信息，但是菲爾伯多次在評議會阻擋公司增援台灣的計畫，最後人數佔絕對劣勢的荷蘭軍民經過十個月的抵抗之後，開城門投降，結束了荷蘭對台灣的統治。
倪但理事件所顯示的台灣教會政教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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