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母語(mother tongue) 顧名思義是母親的話，是一個族群共同的、原初的語言。不過，在台灣的漢人因為「有唐山公，沒唐山婆」的事實，故對臺灣的Ho-lo話或客家話比較持平的說法應該是：「阿公話」，因為我們的「唐山公」硬是把「阿婆話」給漢化了。但母語的概念卻未必適用於今天的青年，譬如說，假如父母都是客家人，理論上他／她的母語應該是客家話；但不會說客語的「客家青年」卻比比皆是，他/她的母語已經不是母親的話，而是另一種語言。換言之，他／她習慣用什麼語言思考、書寫，那就是他／她的母語。這是今天在臺灣談母語時很弔詭、很令人憂心的實況。

本文嘗試從台灣母語和文化、認同及信仰三方面的關係來探討。

一、母語與文化

百年來，台灣各族群遭受日本和國民黨兩個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也經歷兩種「國語」－日語、華語的打壓，不但造成母語的萎縮，也造成語言的斷裂。有人用：「原住民語躺在急診擔架上，客家語坐在輪椅上，台灣Ho-lo話拄著柺杖。」比喻台灣母語所面臨的危機。另一方面，「含飴弄孫」原是年長者的天倫之樂，但因語言的斷裂，祖孫難以溝通，反成人倫的悲劇。

2000年時，台灣的政黨輪替給母語教育新的機會，並制訂為政策，但2008後，又恢復對母語的打壓。有人認為：假如教師養成過程中有母語的相關課程，母語字、辭典的編輯、出版，特別是媒體的大量運用，加上有心人的努力，母語的美和活力應有復原的機會。「以母語寫詩的時代可能不再，但『以我手、書我口』的母語白話文學是充滿可能的。」不過，依照個人過去三十幾年來從事客家母語的翻譯，字辭研究，教材編寫和教師培訓的經驗，我發現：「假如沒有對母語的覺醒所產生的危機感和使命感，進而成為一種生活態度，母語仍然可能成為可有可無的附屬品，母語應有的生命力並不能展現。」換言之，母語復原、創新的動能在此。

語言，特別是母語與文化的關係和重要性分述於下： 

(一)溝通工具  

人之異於禽獸者，不單是在倫理道德上，也在於語言的豐富，複雜和多元。人透過語言傳達一套觀念，一組訊息，或單一的意念。故語言可以像利劍－唇槍舌劍；可以是包藏陰謀的－口蜜腹劍；可以是製造紛爭的－挑撥是非；也可以是「一句話說得恰當，就像金蘋果放在銀網裡。」此所以俗語說：「惡言一句六月寒，善言一句三冬暖。」因此，語言雖是溝通的工具，說善言、慰言、解言卻是藝術。 

(二)感情的媒介

在亞洲開國際會議，使用英語；長老教會開總會使用華語；這都是不得以的溝通工具。但若要完整、清楚表達內在的感情就非得母語不可。我有一個活生生的有趣經驗：1988年，有天我與加拿大宣教師Paul MacLean 去訪問一位嚴重燒傷者的家人。剛好他年約六十歲的媽媽從田裡回來，看到兩個不認識的人，起初，她有點不知所措，經說明來意後，我對她說：「阿婆，這個外國人會唱客家山歌呢！」她一臉的不相信。等Paul以孟姜女調唱出山歌：上帝疼惜世間人，特派耶穌從天臨，….。還沒唱完，阿婆的臉色有如冰山融化，馬上滿臉驚喜，笑得如花燦爛，連聲說：「坐！坐！坐！入來坐！泡茶食！」母語加上民謠，很快化解各種高牆，可以暢快的分享感情。 

(三)思考模式

一個族群或民族的語言一成型，他的語詞、文法，就是該民族思考方式的呈現。語言哲學家（Whilhem Von Humboldt ，1767-1835）用譬喻說：「字詞是思想的發聲器官，連結字詞的文法是思想的綜合與形成。」因此，「字詞連結的辭典也反應著思想的呈現。」而且語言是說的文字，文字是寫的語言，語言與文字是一體的兩面，而語言，文字在塑造一個人，同時也在無形中被語言所制約，因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思考模式。

語言即思考模式，舉例而言：希臘語是概念式的語言（conceptional  language），使用很多抽象的字詞來表達形而上的思想－如logos（道），動詞有72種變化，時態，單複數，陰陽中性皆一清二楚。故希臘語和哲學相輔相成。德語也有此特色，近代西方哲學，神學泰斗相當部份出自德語系的人，與語言本身的特性無法分開。 

(四)語言是力量

語言是有力量的，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故君子不輕諾，要慎言，深怕禍從口出，因此主張沈默是金。領導者更不能隨便說話，君無戲言也，而語言的善用與誤用的極致就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 

(五)、語言與文化

1、語言建構文化－李喬的《臺灣文化概論》（未出版）一書中提到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時說：「1. 使用語言文字是人類有異於非人類的最大分野。2. 語言文字是文化的承載體（carrier），有它，文化得以傳播，得以傳承。3. 語言文字不但承載思想，而且也『建構思想』。」他這段話指出兩者的緊密關係。我們可以進一步說：「語言也建構文化」，特別是對台灣多元族群、多種語言的國家而言，多元語言可以建構台灣多元、具有主體性、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台灣文化。

2. 語言是文化的創造－存在主義的神學家田力克(Paul Tillich) 說：「事實上，每個人靈性生命的行為是由語言所支持的，不論述說或沈默，都足以證明這斷言。因為語言是基本的文化創造。另一方面，沒有文化的創造不是從一個終極的關懷來陳述的。」[1]

3.母語失，文化亡－－過去200年間，世界上超過3000種語言因種種因素消失，其文化思想也跟著消失。在台灣最明顯的就是平埔族語言的弱化，終致消失，其文化也失去。任何一種文化的滅亡都是台灣人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陳寅恪說：「一個字裡就有一本文化史。」語言不但承載文化，也承載族群的歷史和命運。因此，嚴肅的說法是：「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史先滅其言。」反之，「欲振其國先振其史，欲振其史先振其言。」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面對母語。 

二、母語與文化認同

(一)、台灣認同的混淆－台灣因為長期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在文化和國家認同上造成嚴重的傷害。前有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母語壓迫，後有國民黨政權超過半世紀的「國語政策」，台灣母語被貶為低級、難登大雅之堂的粗俗語言。文化自尊心被扭曲、傷害，文學作品被歧視、打壓、忽略。長期下來，造成台灣人民文化及身份認同的混淆。

(二)、以色列復國後的文化工程－1948年，以色列在亡國2500年後復國，當時有超過120多種不同語言背景的猶太人，因民族（選民意識）、國家認同而回到以色列，沒有一種語言是共通的。但藉著Ben Yehuda 一生的努力，竟然使已經死去的語言—希伯來語復活，過程雖然充滿血淚，但結果是：恢復先祖的母語－希伯來語成為以色列國共通語，也成以色列民族認同的凝聚體。

(三)、恢復母語的活力，在台灣需要的是「瑞士模式」的語言政策，也就是開創、建構一個有包容性、吸納性、和開放性的多元母語文化。各族群母語受到同等的尊重，人民也學會彼此欣賞，彼此學習，才能建立一個多元，具豐富文化內涵的國家認同。以壓迫、消滅各種母語所建立起來的「國語」，是無法成為國家認同的凝聚力的。因母語失，就會「不知道我是誰？」失去文化的根，也無法形成現代國家健康的認同。當務之急乃是在大、中、小學開各族群母語課程，落實多元互重的精神。

(四)母語與身份認同－我們有共同的國家認同－台灣；在國家

認同之下是多元的族群身份認同，因此，我們自稱「台灣的原住民」、「台灣的客家人」、「台灣的Ho-lo人」，這種多元的身份認同是來自多元的台灣母語；拿掉母語，差異就模糊，身份認同也混淆了。 

三、母語與信仰

論到母語與信仰的關係，最簡單的問法是：「阿婆禱告時用甚麼話祈禱？」「阿婆」和「禱告」都是隱喻，使用「阿婆」，除了是母親的母親外，更是指未受外來殖民統治扭曲的「正港台灣人」而言。「禱告」是信仰行為，是真誠的人向至高、全能者的「傾心吐意」，是真人向真神說真話，這「真話」只能用未受殖民者扭曲、壓迫的母語述說。德國學者赫德（Herder, 1744~1803）有句名言：「一個民族有比先民們遺傳下來的語言更寶貴的資產嗎？」而客家先人諄諄告誡子孫：「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祖宗田」是為安身，而「祖宗言」是為立命，是為了真人能向真神說真話，這是做為人存在的根基。

(一)上帝說話

世界諸宗教中把語言看得最崇高，最有力量的莫過於猶太，在創世紀中，上帝用「說話」創造宇宙；就像詩人所說：「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33:9)上帝藉摩西頒佈十誡時，「人民聽見雷轟和號角聲音，看見閃電和山上冒出的煙，都非常害怕，遠遠地站著。他們對摩西說：『請你向我們說話，我們必定聆聽；若是上帝向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會死！』」(出20:18-19) 在此，不難看出上帝說話的神聖和威嚴。而先知做為上帝的代言人，除了上帝自己的呼召外，其特色就像以西結所說：「他對我說話的時候，靈就進入我裏面，使我站起來，我便聽見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結2:2) 若是有人想假借上帝之名說話，其結果是：「若有先知擅敢託我的名說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申18:20) 一點也輕忽不得。

(二)巴別塔故事新解

創世紀十一：1-9記載：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