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宗教成為社會正義的工具和靈感時，它便要隨處遇到各種危險。

——雷諾．尼布爾（Reinhoid Niebuhr）《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

※幫助彭明敏逃亡的關鍵人物

1996年，台灣舉行了台灣政治歷史上第一次人民直選的總統選舉，彭明敏教授是其中的一組總統候選人。彭明敏雖然是個優秀的學者，其專業在國際上很早就已經是個受肯定的知名人物，但在早期台灣依然處於戒嚴與專制統治的時代，依然是個不見容於統治者的異議份子。 

1970年台灣發生了一件驚動國際的事，就是彭明敏竟然在國民政府嚴密監控的情況下，秘密地的逃離台灣，來到了瑞典。除了台灣當局震驚外，消息傳出後，很多人不敢相信，在那個戒嚴時期嚴密監控下，如何能夠秘密逃脫，許多謠言和猜測滿天飛。在後來解密的資料中提到，連在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當面就問，彭明敏能夠成功逃脫到國外，背後是不是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協助？因為這樣彷彿電影才有的情節，實在太匪夷所思，這件事在當時國際之間所造成的轟動可見一斑。 

關於彭明敏如何能夠在當時國民政府嚴密監控下，成功地於1970年1月3日離開台灣，並於一月五日抵達瑞典，這段歷史的來龍去脈，連他自己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一書中（漢文版1984年出版），也未曾提到相關的細節，直等到了2009年他出版了《逃亡》一書後，才拋開了顧忌，將整個過程攤在讀者的眼前。其中，彭明敏認為對於他的逃亡幫助最大的，莫過於來自美國的在台宣教士Milo Thornberry 唐培禮牧師。 

今年四月中旬，我有機會在台南神學院聽到唐培禮牧師的演講，當時，我還沒有機會讀到他所寫的《撲火飛蛾：一位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這本書，但是，我已經完全被眼前這位留著絡腮鬍的美國牧師的故事所吸引。只為了幫助一位台灣的異議份子，他和他的家人，嚐到監視與軟禁的恐懼，匆忙被驅除出境的狼狽，甚至在回到美國之後，在當時美中台政治關係的氛圍下，被剝奪了離開美國自由旅行的權利，長達19年之久。 

美國國務院中國事務處處長休史密（Thomas P. Shoesmith）在1971年3月9日致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安士德（Oscar Armstrong）電文，報告了他對唐培禮等這些人與這些事情的看法：

「當今（在台灣的）美國留學生、傳教士當中，不乏對台灣獨立高度熱衷，並且心甘情願投入者，還以為自己是一群耐燃的撲火飛蛾呢！」（12 頁）

是的，確實是一群撲火飛蛾。但是，我卻想知道，飛蛾，為何要撲火？

※1960年代來台的美國宣教師

隸屬於美國衛理公會的唐培禮，60年代受派來到台灣進行宣教的事工，並曾在台灣神學院與台南神學院擔任教職的工作。然而根據他的自述，一開始，台灣並不是他想要來的地方，他期待的是香港、新加坡和菲律賓，但是一個幾近武斷的上頭決策，卻陰錯陽差地，把他和他的前妻秋詩（Judith Wayne Thomas）送到了台灣。（67頁）。

在接受海外宣教訓練，準備受差派的期間，唐培禮認識了一位特別的講員喬．馬修（Joe Mathew）。喬十分鼓勵這些準傳教士在服事的第一年，就去認識教會外頭的人，並且告訴他：

「如果你一到那裡沒有馬上這樣做，」他說：「你就會被教會的人吃得死死的，從此不可能有機會跟教會外面的人建立關係，其實這些外面的人才可能讓你在當地有所作為。」（74頁）。顯然地，他把這番話聽進去了。

1966年，他與懷有身孕的妻子，開始了在台灣充滿新鮮的探索。做為一個外國客人，唐培禮相當清楚自己，在當時台灣政治氛圍的處境下，事實是比表面複雜。由於蔣宋美齡的出身自衛理公會的緣故，美國衛理公會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是親近的，再加上台灣的衛理公會幾乎是由1949年跟著國民黨來台的中國人組成，教會中沒有什麼台灣人，其高層與政黨的關係更是良好。對於社會政治上的事，只能裝聾作啞，對於某些事，只能閉上嘴巴的現實，讓不少宣教師普遍都有一股窒息感。

當唐培禮越來越認識台灣的政治社會處境時，也是他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是耶穌，什麼是福音的意義的時刻？唐培禮坦承，當時對他來說，那是個陷入掙扎的時刻。由於美國當時為了拉攏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對抗蘇聯與中國的共產主義，所以當美國政府眼中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並不在乎台灣國內是否自由民主。所屬的母會美國衛理公會，因為不明白台灣真正的實況，再加上蔣宋美齡與衛理公會的深厚淵源（她的父親是衛理公會的牧師），以及後來她讓蔣介石也變成所謂的「基督徒」的事，讓美國衛理公會將這件事，視為「上帝要將福音遍傳在中國」的見證。在這樣的氣氛下，在台宣教師並沒有被鼓勵去和宣教的人民站在一起，甚至還被告誡不得干涉他國政治，要保持中立的立場。

※「我們必須選邊站」

唐培禮在他的書中，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本身也是納粹集中營的受害者，尤太文學家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所說的話，來表達自己必須選邊站的心情：

「我們必須選邊站。中立就是幫助壓迫者，而非幫助受害者。沉默只會鼓舞折磨他人者，而非受折磨者。」（108頁） 

他不只沒有聽母會的告誡，不可和教會外的人認識，反而認識了異議份子、政治犯，以及他們的家屬們。不只是用牧者的身分，更是以耶穌的跟隨者自居。

原本要去東吳大學擔任校牧的安排，因為人事上的另有轉折，他接受了到台灣神學院擔任教會史講師一職，也願意在台南神學院兼差的安排。這不但符合他在神學院教書的期盼，也間接地開啟了他和「教會外頭的人」接觸的契機。透過當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助理總幹事，來自美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士唐．韋禮遜（Don Wilson）的牽線，他第一次聽到「彭敏明」這個名字。沒有多久，他們有了第一次的見面。一個讓他的人生，從此走上另一條路的會面。

當瞭解了台灣社會政治上的不公義與苦難後，唐培禮的內心充滿了掙扎。他在書中這樣回憶著：

「一霎時，我想起衛理公會宣教師圈子裡經常聽到的各種警告，說我們宣教師不應該『涉入政治』。說這些警告的人都沒有想過，他們對蔣介石和蔣夫人如此扣頭，其實就已經涉入政治了。我愈這樣思考，就愈對整個宣教師團體和自己身為其中一員感到汗顏。」（111頁）

他和妻子秋詩，很快地決定要為台灣人民的民主人權自由做些什麼，但也因此，離尼布爾口中的「危險」更接近了。 

依靠著自己外國人的身分，明白有些事若是台灣人來做會被判死刑，他們或許只會被驅除出境的大膽想法，在那油印機都被嚴格管制的時代，他透過關係，引進器材與紙張，想辦法要在被封閉的空氣中，散發自由與解放的思想。就像中世紀歐洲教會宗教改革能夠產生效果，和印刷術的發明有關。大量的文字，承載著帶來生命與解放的信息，企圖影響了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遭國民政府驅逐

政治犯的家屬，因為被刻意的排擠，以及恐懼的脅迫，不只是親人之間不敢來往，連在社會上都會被孤立起來，經濟也陷入很大的困境。唐培禮曾想辦法透過美國友人的幫助，秘密地協助他們在金錢上的需要。當然，那是相當危險，而且效果不大的事，但他們深深知道這樣做，不只是為這些政治犯，更是為了死於政治因素的耶穌基督。某日，當他們知道，彭明敏的處境已經面臨到生死存亡的時刻，協助彭教授到國外的事，變得刻不容緩。而認為自己也被美國在台灣或台灣情報單位盯上的唐，也慢慢地感受到呼吸自由的空氣，是那麼的寶貴。

當彭明敏成功脫逃監視，離開台灣到瑞典的事公開後，很會地在台灣內部造成一股很大的震撼。唐培禮也在不久之後，遭到國民黨政府逮捕，受懷疑與一件意圖使用暴力破壞台灣政府的事有關之後，就被軟禁在宿舍裡，並禁止與訪客見面。正當恐懼與無助的時候，遠在台南的萬益士牧師（Van Es, Roland)），得知他們被軟禁的消息時，特別搭火車北上，雖然無法見面說話，仍堅定地站在被特務包圍的宣教師住宅外，默默地表達他的精神支援。唐培禮說，他不會忘記萬益士牧師孤獨而堅決的身影，在他們面對著被趕逐，甚至可能受審的命運時，這樣一個道德的支持，帶來安慰，成為心靈的支柱。

1971年3月4日，星期四，唐一家人被國民政府驅除出境。

※因為，光在那裡

「那想保存自己生命的，反要喪失生命；那為著我失掉生命的，反要得到生命。」（馬太福音10章39節）

飛蛾，為何要撲火？明知會引火上身，為何還是義無反顧？因為他們追求的，不是只有自己的生命，而是在基督裡的生命，為著愛、公義與真理的生命，他們甘願去冒險，甚至犧牲了生命。這不是說，他們已經完全，而是寧願去相信。他們相信，一個基督徒的生命本該是如此，是耶穌比喻中那個「好撒瑪利亞人」。唐培禮牧師夫婦從一群台灣人身上看到了他們的需要，因此做出一個「合乎道德」的行為，即使這會抵制了他們自身利益，但也因此，這一切讓看似毫無現實性的理論架構，道成肉身，成了活的見證。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會得著生命的光，絕不會在黑暗裏走。」（約翰福音8章12節）

飛蛾，為何撲火？因為，光，在哪裡。